市场时代的有效政府

　　本报评论员 吴铭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这意味着除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之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是今年“两会”的核心议题。

　　这是执政党在十七大确立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战略以来，首次推出具体领域的系统改革方案。这一安排提示了政府改革在此后陆续展开的全面改革进程中的先锋地位，以及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意义。对于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基础的诉求而言，如何让政府能够深孚民望，是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有效推进的要害所在。

　　全面改革进程中的政府责任

　　市场改革三十年以来，已经从相当部分经济管理领域退出的政府，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基层民众的生活和幸福应该负有何种责任，一开始就一直在摸索，并没有既定的答案。一种曾经比较强烈的诱惑是，政府在经济领域退出的同时，也应该从社会管理领域退出，而让社会自治力量进行自我管理。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可以提供制衡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有力地保护个人权利，也使这种方案颇有吸引力。

　　今年年初的举国动员抗击南方冰雪冻灾的突发事件，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位置问题。当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滞留人群高达20万甚至80万的时候，当滞留在京广线和京珠高速路上的旅客受冻挨饿的时候，当受灾地区物价飞涨的时候，民众也容易想到，什么力量最应该，也能最有效最迅速地化解困难解决问题？

　　非常状况容易让常识呈现出来。中国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市民社会的确需要加大力度发展。不过遍观全球主要的现代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力量能够代替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市民社会监督政府是一回事，政府担纲解决各种社会管理难题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以理解，随着改革推进，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舆论和民众都越来越频繁地呼吁政府承担起公共责任，让社会更公正公平，让社会更有秩序。这些呼吁，无疑显示，社会对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应负的责任，已经建立起新的共识。

　　与此同时，政府和民众对政府应该有何种作为也在建立新的共识。这种新的共识首先是如何更好地改革的共识。执政党基于对加强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基础的紧迫性的自觉，转而极为重视大多数民众在市场改革中的生活状况和感受，力图使改革能够惠及全民。近年来，执政党在专家建议之外，逐渐注意吸纳普通民众的意见，一般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开始上升为首要的公共政策议题。执政党在新世纪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政纲，就是执政党和多数民意互动之后结成的社会共识，即中国的改革更注重社会公平，要全面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不再片面强调“效率优先”，避免失衡不协调发展。

　　这一改革的自我转型，仅靠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很难实现，需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互动和全面改革，进一步说，“全面”之为“全面”，不仅在于领域覆盖的全面，而且在于所涉及的社会群体的全面。这就与此前推动经济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有很大不同，今天的全面改革从一开始就有覆盖全部社会群体之势。比如，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