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的非正常陨落(3)

　　1996年，州公安局拿到了近30万元的分红。

　　据称，公安局认为这样的分配不公平，但谢建平不愿更改合同。

　　“谢建平的态度让公安局不满意。公安局禁止全市车辆到检测中心检测，检测任务由交警支队派出的流动车承担。”一位知情人士说。

　　机动车检测中心没有了业务，只好关门停业。

　　其间，谢建平多次到州人大、州政府反映情况。1997年9月5日，经多次协调，重新调整了分配原则，双方在由州体改委起草的《联营协议书》上签字。

　　2004年合同到期，双方清算资产时出现分歧。州公安局认为谢建平未能按时归还贷款，谢建平认为车辆检测率只有40%，没有达到州公安局承诺的70%。

　　几经协商，双方也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2004年11月4日，州公安局突然到检测中心以查税的名义将鸿运公司所有账本查扣；12月3日，公安局又以违约为名，关闭了检测车间。

　　公安局知法违法办企业？

　　对于州公安局与鸿运公司经营的检测中心，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武立德(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长)回忆说：“在1995年解决双方分歧时，我们州政府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央、国务院是有党政机关不准经商办企业的精神的。”

　　“于是，由博州党委办公室、州人大办、政协办、纪检办、政法办等召集紧急会议，并进行了专门研究，当时也通知了州公安局参加。会议结束后，立刻给其(州公安局)下达了政府工作通报(第25期)《关于尽快整顿车辆检测中心会议纪要》，明确州公安交警支队作为行政执法机关不能作为联营的主体，应立即变更，彻底与企业脱钩，由其下属事业单位与鸿运公司联营组建车辆检测中心。车辆检测中心必须按照国阅(1993)204号会议纪要精神和公安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检验站管理办法》进行规范。”

　　“在1997年签订第二份《联营协议书》之前，州公安局负责人主动找到我说，甲方代表变成了州公安局的下属单位博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以后就由博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和我签订合同，但每年30%的分红还是直接上交州公安局财务部，让我赶快去博州工商局注册成立个公司，并说以前合作关系不规范，现在规范了，这样双方才能成为真正的联营实体。”谢建平回忆说。

　　2005年，鸿运公司准备将博州公安局告上法院。但法院的人告诉谢建平，与鸿运公司签订《联营协议书》的甲方博州驾校培训中心已经在2002年归属于州技工学校，因此甲方州驾校培训中心主体实际已经不存在，法院无法受理。

　　在一份州公安局给自治区公安厅的情况说明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解释：“检测中心是在当时各项法制监督机构尚不健全、人们法制意识普遍不强、公安机关经费保障较为困难的特殊情况下成立的。”“从1995年至2004年，在检测中心经营过程中，双方都有违反法律、政策的行为，目前联营协议已经到期，再追溯联营协议的合法性已没有实际意义。”

　　“现在看来，州公安局将国家规定当作一纸空文！给我这个不懂国家政策的农民设下的是一个太深的‘圈套’？”谢建平说。

　　谢建平说：“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垮掉了，我损失了上千万元。如果是我经营不善，我没什么话可说；但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该去找谁，谁该为这件事负责？”

　　行政执法权力要严格监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行政学部一位教授说，交通部在交公路发(1999)54号文中指出：“关于检测站的性质，国务院国阅(1993)204号文件规定，‘汽车检测站是独立的、社会化、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因此，汽车检测站是为社会提供车辆技术咨询和检测、诊断、技术服务的工商企业，是道路运输市场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府行政管理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规定：“机动车安全检测实行社会化”，“机动车安全检验实行社会化的地方，任何单位不得要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检验”。这两个规定打开了检测市场封闭的大门，确定了汽车检测业今后的走向。

　　他说，国家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相关政策，遗憾的是，很多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致使国家政策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情况值得深思。

　　“从约束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而言，将来应该是‘官告民’，而不是‘民告官’。任何权力、尤其是行政执法权的行使，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就可能被滥用，甚至产生腐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