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样本：珠三角企业外迁的倒逼之势(2)

　　深圳企业外迁潮始于2003年，有逐年递增之势，至2005年，迁出现象开始突显。深圳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深圳共有500多家企业外迁，年产值约150亿元，占全市2006年工业总产值的1.3%；外迁企业主要集中在宝安、龙岗两区，主要行业为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金属类、玩具制造和服装类企业，占全市企业外迁总产值的80%。

　　“对于当年的工业形势，我们认为正处于一个关键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时期。”上述《报告》则称，深圳市正处于“第三次创业初始期”，经济增速放缓是“两个倒逼之势”直接作用结果。

　　一方面，土地资源的紧约束。据深圳市政府人士介绍，“十一五”期间，深圳市的工业用地规划就已基本呈现“零增长”。他透露，2006年11月-2007年3月“长达5个月期间，由于宝安、龙岗两区对2003-2005年工业用地进行清理而暂停受理工业用地申请，对工业增量造成较大影响”，而宝安、龙岗是深圳企业最密集的两个区。

　　另一方面，从2006年以来的国家政策等宏观面的调整对深圳产业外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深圳市政府在《报告》中指出，外贸出口、企业所得税等政策调整，“不但使得经济特区优惠政策不再，而且正在与内地形成新的政策'逆落差'”。

　　“扩张性外迁”占主流

　　深圳市科技局人士分析，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深圳成为开放的窗口，承接了首批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乃至日美的加工制造企业，并由此构成产业链初级形态，富士康亦在此轮迁徙浪潮中进驻中国，首站选择了深圳；90年代中后期，深圳市政府力推高新技术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一批相对低端的“三来一补”企业向西迁到了东莞、佛山、顺德等地，从而推动了珠三角的产业布局，并为深圳“腾笼换鸟”，崛起了一批类似于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由此实现了深圳市的第二轮产业升级。

　　深圳市政府官员乐于用“第三次创业”来乐观看待新一轮的产业迁移：“我市工业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结构调整时期的典型现象，也是我市进入第三次创业初期的必然。”《报告》称，“我市工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总体情况目前并没有发生大的逆转性变化，支持工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明显。”

　　深圳市政府研究认为，除了受成本等“市场因素”影响，部分玩具、服装等相对低端的企业集中外迁外，“我市企业外迁主要是扩张性外迁”。

　　前述市政府官员在回应外界对华为、富士康、中兴等深圳核心企业也纷纷外迁的传言时，对本报记者说，“从全球来看，产业转移是一个运动式的规律。你要区别哪些是适应性外迁，哪些是扩张性外迁”。该人士说，目前因为土地、工资、水电等营运成本和规避环保标准而整体搬迁至外地的企业以低端产业为主，并且规模较小。

　　该人士引用深圳市工商局统计数据称：外迁企业中，“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占了总体外迁的69%，“这些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包括部分属于环保部门重点整治的污染企业”；另外，“从企业规模看，工业总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企业仅有3家”。

　　相比之下，该人士认为，像华为、富士康这样，把总部留在深圳、异地投资设厂寻求产能扩张，或者将劳动密集的加工生产环节搬迁至异地的，“这种扩张性外迁企业居多。”《报告》显示，扩张性外迁涉及产值约占2007年上半年总产值的75%。同时，《报告》认为，长期看，此种外迁“有利于'腾笼换鸟'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实现功能置换和结构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