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联手谋夺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

　　本报实习记者 姬岳洪 左维

　　中国的评级监管具有“多头管理”与“无人监管”格局。国债发行由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发行由发改委监管，金融债发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在交易所上市的债券由交易所管理

　　“三大评级公司对危机的预测预警是不及时的，或者说是缺位的。”9月14日，针对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在美国次级债危机中的表现，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做出了公开的批评。朱光耀所指的三大评级机构包括穆迪、标普和惠誉。这些大名鼎鼎的评级公司都已有百年历史。

　　财政部官员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指责，也许同时也可以被解读为是对本土评级和亚洲评级发展的迟缓感到的焦虑。因为业内人士普遍注意到，朱光耀的这番讲话，是在出席首届“中日韩信用评级北京论坛”时发表的。

　　首届“中日韩信用评级北京论坛”正值亚洲金融风暴发生10周年之际。据参与论坛的有关人士介绍，当年危机爆发时，亚洲金融界人士就已经开始想到建立维护亚洲金融稳定的区域信用体系；十年后，当美国次级债危机开始向全球包括亚洲传染之时，亚洲金融界正空前地感受到建立区域间信用体系的迫切性。

　　2007年9月14日，以本次论坛为标志，中日韩三国的信用评级机构DANGONG、R＆I、NICE的决策层人士共同拉开了三方信用评级的“亚洲版”合作序幕。

　　各立山头 各自为政

　　三国不同的历史状况和国情差异决定着三者的步调并非相同。信用评级是评级机构对企业或国家对所付金融债务的综合性偿债能力确实性的意见，以简单符号向投资者提供的信息，而它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是数据、技术和历史的积累。

　　日本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之初是自成体系，它是通过发债限制和有担保原则实现对公司债债权人的保护，随着国债的大量发行，日本债券市场日渐自由化，日本开始引进美国式的新评级制度。其国内评级机构包括评级投资情报中心(R＆I)和日本评级研究所(JCR)，国际评级机构包括穆迪日本株式会社等在内的5家机构。

　　相比较日本而言，稍晚的韩国信用评级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萌芽，早期信用评级市场规模并不大，一般在金融机构的保证下发行公司债券。而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无保证公司债发行急增，信用评级市场得以扩大。主要有NICE、KR、KID、SCI四家主要的评级机构。资本市场合并法实行以后，信用评级市场需要得到加大。

　　而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评级监管具有“多头管理”与“无人监管”格局。国债发行由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发行由发改委监管，金融债发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在交易所上市的债券由债券交易所管理。评级市场从最多时候的几十家机构，到目前发展成为能够担当资本市场和主要业务活动的仅存大公、中诚信、联合、远东和新世纪5家机构。从市场上看，中国信用评级市场需求旺盛，以信用为保证的各类直接融资方式将有巨大的增长，特别是中小企业信用评级。

　　危机促进“统战”

　　危机有时更能促进团结。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人对此感受最强烈。在年底时冲击到韩国时，当时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在一天内将韩国的信用等级调低了11个级别。美国财长鲍尔森目前就曾公开表示，美国这次次级债的金融危机，很可能超过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可能超过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面对这样的言论，亚洲金融界从事信用评级的人如坐针毡，风险成为了他们联合的第一个关键词。

　　如何规避风险，实现洲际合作？制定一个相对一致的标准就显得必要。

　　“由本国评级机构制定本国评级标准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副总监刚猛对《财经时报》表示，他指出，金融体系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评级信息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危。

　　韩日专家认为，制定亚洲债券评级标准，有助于消除美国评级机构对亚洲地区金融市场话语权的垄断，有助于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形成。三国信用评级机构一起制定标准，至少可以达到评级结果在三个市场的互认，从而降低在三国市场上的融资成本。

　　日本R&I总经理久保庭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将通过与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韩国信用信息公司协作，三个公司在考虑金融市场的协调同时，相互切磋琢磨，以谋求提高由于各自国家出现的信用风险的分析能力。

　　但也有与会者提醒说，将信用级别跨国界、地区和行业来比较，不同机构对不同国家、地域、行业风险有着不同的认识，信用风险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国民素质以及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信用风险的因素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很难完全用一国的评级方法和标准去度量另一国的风险。

　　不过，三方基于技术、研究和市场等多个层面进行合作，以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并加强地区金融风险的防范，成为切实可行的突破口，这一点已经是各方人士的共识。

　　本土评级公司只剩“独苗”？

　　外国评级机构早就开始抢滩中国市场。

　　目前，随着公司债和资产

证券化等金融业务的推进，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将呈现爆发性的增长，中国大型的5家评级公司中只有一家尚未被外资“染指”。中诚信国际49%的股权于去年被穆迪收购；联合资信与惠誉的合资已进入正式程序；上海远东的控股股东现为外资金融机构；上海新世纪与标普的合资也正在洽谈中。大公国际成为仅存的本土信用评级公司。

　　由此，本土化信用评级建设成为中国评级业的主议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评级机构，不仅关系到该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认为，中、日、韩各国应该首先要建立符合国情的、民族的评级事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亚洲区域的评级合作。比如，首先加强中、日、韩三国评级机构的合作，进而发展东盟“10＋3”评级机构合作。

　　“评级需要对一个国家的国情、价值观和企业有深刻的理解。”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认为，国际评级机构基于本国的立场、数据和经验，做出的评级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企业。

　　GDP跃居全球第四位的中国，本土信用评级业正将对

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令人焦虑的是，中国的信用评级业并没有完全深入“企业”心，很多企业不知道利用这一方式获取融资。而对于微观的企业个体而言，增强信用评级意识，面对当前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有专家认为，通过信用评级实现企业债券发行等方式，无疑成为了未来融资的一条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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