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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10年:创造一个全新游戏的可能和挑战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31日 02:46 第一财经日报
徐以升 李攻 是讨论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还是讨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在这两个选题之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年会选择了后者。 之所以确定讨论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论坛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时候需要更多地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我们感觉到,中国近期的问题,本质上都是长期问题。比如说贸易顺差问题,高储蓄问题等,最后都有很多长期原因,如果长期的问题讨论不清楚,可能近期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或者说解决的角度、思路会出现偏差。”刘鹤说。 论坛成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指出,对未来十年作一个评估、认识、判断、预测、选择,这些都非常重要,意义深远。 石小敏:财税改革引领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不管是未来5年、10年还是20年,从改革的角度,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我觉得是政府转型。要从一个集中建设型的政府,向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型。公共服务的内容,比较集中的、热点的是在这么几个方面,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环保等。 现代化的政府治理结构跟现代化的税制、现代化的财政分配结构是相连的。现在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补贴、种粮补助,形成了一个“乡财县管”的趋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要巩固县这一级财政。发达地区已经自然形成了“强县扩权”的行动。公共服务上的基本责任应该落到这一级,但是这首先要改革财税体制,充实县级财政。 现在中国油气资源、煤炭石油等资源税增收的水准不到发达国家一般水平的1/10,而资源税基本上都是地方的。 土地增值税、物业税、资源税,这三种税,我大致估计是每年一万亿到两万亿元,如果在县一级,县主要的工作就不是再搞企业、搞开发区了,而是主要搞教育、搞医疗、搞治安、搞环保。 跟税制改革结合,这也是事权上的突破。以这个问题为起点,中央地方各级事权慢慢有一个合理化的完善过程。 此外,还要加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基础设施就是“公民信息”或者“公民号码”管理体系,类似于美国的社会保险号码管理体系。没有社会管理的基础工程,很难谈到社会化管理。 有了这个体系,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直补等就可以直接补到学生身上。我们国家人最多,又密集,利用这套系统是最好的。 范恒山:以体制创新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 我认为主要的是五个问题。 一是经济发展与道德提升问题。 市场化不断提高,人的道德观念和素质应不断提高,但是至少在我们这个阶段还很不足,我觉得道德的底线在下移。举几个现象,比如说富人群体对穷人群体的漠视,比如潜规则的运行,这些都是道德底线下滑的很重要的现象。 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德的不可持续,好的道德不可持续。如果道德底线先下滑,就不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所以我们不光注意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的问题,也要注意道德水准的提升问题,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城镇化的进程与土地约束问题。 中国现在的土地越来越少,我们期待着在2010年保持18亿亩,现在已经不再局限于2010年了,到2020年也要保持18亿亩的红线。从节约土地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研究城市的发展、农村土地资源的整合、跨国经济带来的土地资源的跨国配置等,还有对土地制度,以及涉及土地集约、节约相关问题的研究。需要我们从整体上研究土地跟城市化进展的综合平衡关系。 三是行政主导经济的区域发展问题。 我们发现,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现代化程度在提高,但是区域差距在不断扩大。为什么扩大?原因就是地方行政的主导,导致了经济资源和经济要素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配置,部门调控在区域中也左右为难。 四是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条件下的社会和谐问题。 我调研以后,深感越走在前面的地方,利益关系越复杂。比如说东莞,面临着内外体制的矛盾,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矛盾,有户口的和没户口的矛盾,结果又涉及富人和穷人的矛盾,又涉及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使得那个地方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高智慧、高水平,所以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挑战,这些问题不研究,恐怕也难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五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体制创新问题。 我们今天面临的无论是浅层次的问题,还是深层次的问题,背后都有体制问题。或者这么说,浅层次的背后是深层次的问题,深层次问题的背后,主要是体制问题。但是体制问题很难被解决,现在有两个情况非常明显:一是改革的动力似乎越来越薄弱;二是改革的阻力似乎越来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以体制创新来解决经济社会中的深层问题和浅层问题,显得十分必要又十分艰难。怎么突破这个瓶颈,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报摄影记者/吴军 李扬:公平收入分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 研究发现,居民储蓄是下降的,企业储蓄是上升的,政府储蓄则是急剧上升。下一步的任务,而且是个长期任务很明确,应当公平收入分配,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体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宏观调控应该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框架。目前大家说高投资,高出口,但如果把这跟国内的储蓄过剩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所以我觉得应当重申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等式,储蓄等于投资加出口。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的情况下,如果降低投资率和降低出口,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宏观调控的统一框架应当稳定地建立,不然的话对形势判断可能就会有问题,另外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损害国民经济的有序增长。 通过对高储蓄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提出这个问题是对高储蓄率研究得出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分辨国民经济部门中究竟哪个部门在储蓄,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研究发现,居民储蓄是下降的,企业储蓄是上升的,政府储蓄则是急剧上升。从1992年到2003年,居民储蓄率从22.6%降到了18.1%,储蓄率下降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二是储蓄倾向下降。其实这些年来,居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因此这个问题归结为,居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比重在下降。 这里有比较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从1992年到2003年,企业储蓄从11.5%上升到17%。有分析说,中国企业这几年效益在提高,其实有三个原因:一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太低,二是资金成本低,三是大量的垄断。 政府储蓄方面,到2001年一直是比较平稳、有点波动的上升,但2002年之后,剧烈上升,税收增收幅度这几年越来越大。政府储蓄上升,同样可以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看。 如果是这样,那么下一步的任务,而且是个长期任务就很明确,应当公平收入分配,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体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具体措施有很多,第一是要注意提高收入,不只是农民工,还有一般的就业者。二是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社会消费。 易纲:牢牢掌握中国金融基础设施 未来十年的中国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创造一个游戏,人家来玩。到现在为止的历史,都是人家创造游戏,我们去玩 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人均GDP 3000美元陷阱的问题。我的认识是,从3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腾飞、跳跃,根据各国的观察、历史经验,这时可能是一个转机。我想解释的是,从3000美元怎么到1万美元的?这其中一半是靠以提高质量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创造,另一半是靠价值的重新评估。 价值重估,这里指的还不是汇率,价值评估主要是概念和意念。 现在看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这些地方,人均GDP已经到达或接近1万美元了,你看看它的住房,比如我到一些首尔大学的教授家里,他住的也就是三室一厅。从3000美元到1万美元,绝不是说住房扩大了两倍,所有的物质消耗都扩大了多少多少,只不过房子物业管理更加舒适、更加安全,环境比较好,特别主要的是,法制方面也就是产权保护好,房子交易的成本降低。所有这些,产权保护的提高,环境的改善,包括治安环境、自然环境、空气环境、水环境的改善,都会大幅度提升价值。 如果中国经济要起飞成功的话,重要的是依法治国、产权保护、治理环境,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使得大家的预期和稳定性提高,这就会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商品、人力、不动产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重新评估的核心是全世界对中国的概念、印象。要靠我们的法制不断建设,中国经济的稳定,给全世界一个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就导致全世界对你的重新评估,中国的东西就越来越值钱,这个转轨要比较平稳。 二是要牢牢掌握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演讲中提到“剪羊毛”、“货币战争”(编者注:《货币战争》一书认为,很长时间以来,英美的金融集团,通过有意识地制造,通过金融的放租和收租,有意识地制造经济繁荣或者衰退,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巨额利润,即所谓的“剪羊毛”),很给人启发,让人警惕,我们要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但是我觉得对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最好回答,就是中国人要牢牢掌握金融基础设施。 什么是金融基础设施?就是金融清算系统、交易系统、托管系统、征信系统、信息系统等,这是金融基础设施。凡是股权都是在交易所登记,债权要么在两个交易所登记,要么在国家债权登记中心登记。谁买的债,都是很清楚的。 另外,总体来讲中国将来的成功,未来十年的中国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创造一个游戏,人家来玩。到现在为止的历史,都是人家创造游戏,我们去玩,所以游戏规则是人家制订的,我们要国际化,就得遵照这些规则。但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了以后,中国的金融市场,人民币的威信在提高,在这个时候,首先金融基础设施在中国人手里,另外对基础设施的政策法规的主导权,在中国人手里。这时候,就可以说我们在制订游戏规则,在创造游戏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开放,你如果创造一个游戏人家不来玩,我们不会成功,也不会有铸币税。(以上文章根据各位演讲人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均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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