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伏瞻与9名经济学家解读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黄乐桢 王红茹/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过快”了吗？

　　速度不是惟一指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回答提问时表示，经济过不过热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需要用全面的观点去分析，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判断。

　　谢伏瞻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过快’，我认为是‘偏快’。主要是程度不同。偏快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在正常的一个轨道上，过快就是超速了。”

　　谢伏瞻进一步指出：判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得好或者是不好，可以从四个指标分析。

　　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5%。

　　第二是就业，即就业率的高低。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人数增加了近四千万人，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达到了629万人，登记失业率降到4.1%以下，可以说是相当充分地就业了。

　　第三是物价。物价更多的就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几年一直是保持相对比较平稳，过去四年的平均涨幅在2.1%，今年上半年是3.2%。在3.2%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或鸡蛋的价格上涨引起的。所以如果剔除食品价格，所谓核心CPI(指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较大的产品价格剔除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只有0.9%，这在国际上都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物价涨幅水平。

　　第四是国际收支的平衡。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是1125亿。

　　他说，讲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一定要讲这四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只是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其中一个指标，单用这个指标，很难说这个形势好或者不好。

　　从8%到11.5%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中央政府连续3年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8%。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至2010年，GDP增速指标为7.5%。

　　但从今年上半年11.5%的增速推算，众多的机构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全年增速可能超过11%。

　　从8%到11.5%，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差距呢？

　　谢伏瞻说：“8%，是一个计划的指标，具有指导性、预测性，主要反映了政府的一种导向性。”中央是希望GDP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实际上，经济真正运行的结果会超过8%。但如果把它定得过高，就会使得各级政府包括民众都认为，政府是引导经济往高了走。

　　谢伏瞻分析说，如果中央把GDP的增速定位在更接近实际的10%，但是到省一级，可能会变成13%，甚至更高一点会变成15%，到市一级可能更高，这种导向是不合理的。所以定8%，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速度和层层加码。

　　李晓超认为，实际增长比预期快，有很多原因：首先是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另外世界经济增长比年初预期的要好，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增速虽然比上年有所放慢，但实际上好于预期。

　　谢伏瞻指出，把GDP定为8%，实际上的预期会在10%或者在10%以上。

　　说“经济过热”缺乏科学依据

　　为什么增速会那么快呢？

　　在谢伏瞻看来，制约经济发展的最短的板延长了，经济这个桶装的水多一些了。

　　他分析认为，在2003年，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煤、电、油、运都相当紧张，相对而言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在之后的短短四年多时间之内，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26000万千瓦，现在电不缺了；之后是铁路提速，其中新增了铁路运营路程；在公路方面，在四、五年当中增加了169万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增加两万公里。

　　“如果简单地拿2003年的10%和今天的11%简单地进行对比，说现在就热了，我觉得这个缺乏科学依据。”谢伏瞻说，如果一个经济的增长，它能够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保持相对高一点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坏事。

　　“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是偏快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到了大家所说的过热的程度。”谢伏瞻说，“我们确实需要防止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防止真正出现所谓的通货膨胀、工资的上涨、劳工的短缺，引发了物价再进一步上涨。如物价再上涨以后，市场上的产品出现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就会真正发生了。这个时候经济就会从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急剧地回落，出现大起大落。”

　　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事情，就是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所以在过去的四、五年内，中国的年度之间的增长速度的差距是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非常好。”

　　在谢伏瞻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比较好的，除了经济增长速度以外，中国经济增长效益是良好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在1999年时，全国规模以上利润加起来是2288亿，截止2006年年底是1万9千多亿。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是42.1%。另外财政收入的增加，今年上半年增长速度超过了30.6%。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因素和条件。

　　“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谢伏瞻说，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增速提高了0.3个百分点。此外，‘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的产品增幅比较高，超过了20%，但是跟去年相比，有些行业的增速是在明显回落。

　　他分析认为，最大的变化是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投资的增长速度和去年相比，回落了3.9个百分点，而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1个百分点。增长的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中国正在从过去的温饱型的消费向现在的小康型的消费转变，这个阶段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此外，谢伏瞻认为，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快速增长，社会保障事业继续得到加强，也是中国经济和谐发展的体现。

　　偏快的隐忧

　　同时，谢伏瞻对中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不讳言。

　　谢伏瞻认为，包括国际收支不平衡、流动性过剩问题还比较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压力还较大等。

　　此前，在全国人大财经委会议上，委员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集中表现在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仍然突出；高耗能产业增长偏快，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加大，特别是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价格和住

房价格上涨较快；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任务艰巨。

　　“目前的经济是有一点热，但不是过热，是接近热的趋势了，要注意这个势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说。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谢伏瞻透露，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推出一系列稳定、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包括引导和调控资金流动，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解决流动性过剩，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建设，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政策等。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表示，下半年要坚持把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谢伏瞻认为，随着一系列调控政策的逐步落实，下半年中国消费增速将会继续提高，投资反弹将会得到控制，出口增速将有所回落，同时进口增速提高。他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仍会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趋势。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消费 通货膨胀快来了？

　　要评选2007年热门词汇的话，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生活、消费相关，直接反映通货膨胀程度。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CPI增长较快，其中6月份CPI增速创下4.4%的33个月高位，上半年CPI上升3.2%，超过了政府设定的低于3%的全年目标，显示出通货膨胀压力的巨大。

　　核心CPI更重要

　　对此，谢伏瞻分析认为，衡量是否出现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总的供给不够，总需求过旺。表象就是拿着钱买不着东西，物价总水平天天都在涨。但现在不是这样。

　　谢伏瞻说，除了猪肉、鸡蛋的价格在涨以外，和居民生活相关的基本生活物品中，如服装、汽车、通讯等支出是在下降的。由于基本生活品当中的肉、蛋、粮食价格确实在上涨，对于低收入阶层，甚至没有收入的阶层，这就是增加了支出。但是对于相对收入比较高的人来讲，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在他看来，一般做宏观调控分析的时候，大家更愿意用核心CPI，而不仅仅只看CPI。最主要的原因是食品很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把它剔除以后，更能反映物价的未来走势，而不是短期的走势。所以宏观经济学家更看重核心CPI，而不是仅仅只看CPI。

　　“核心CPI只有0.9%，不到1%。” 谢伏瞻说，“从供求总量的关系来讲，应该说是基本平衡的，但是因为粮食、猪肉这些产品有一个生产周期，尤其是生猪，在这半年之内，猪肉的供应紧张状况应该说还会持续，肉价有可能还会略微上涨。

　　谢伏瞻强调说，“不应该把这种短期的物价的上涨，看成是全局性的，所有的物品价格都在上涨，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重视解决结构性的供不应求问题，把矛盾消除，同时也不要因为有结构性的上涨因素，对宏观经济下很重的药去抑制价格的过快上涨，应当在这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点。”

　　食品价格上涨的背后

　　“这次猪肉价格上涨，确实影响到了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 谢伏瞻说，“如果政府能够对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贴，能够维持他们原有的收入水平不下降，那么这点上涨就不足为虑。”

　　谢伏瞻指出，粮价的上涨和猪肉价格的上涨，最终的受益者还是农民。去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为9949亿斤，粮食只要涨一分钱，农民就会有增的，所以粮价价格上涨，实际上农民是受益的。当然其中也要注意中间的流通环节。

　　此外，粮食价格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有国际市场的粮价上涨的传导效应；国外的价格涨了，我们的价格跟着涨。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国际市场的粮价是在节节攀升的，核心的原因是有一些国家去搞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消耗了过多的玉米，引起了粮食的供求失衡。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很少。谢伏瞻说：“我个人估计，大体上不会超过5%，根据每年粮食的产量情况，进口只占一小部分。虽然会影响到中国的粮食价格，但不会完全影响到中国粮食市场的供求。”

　　谢伏瞻强调，目前来讲，解决CPI上涨过快，政府目前已经在采取措施。

　　专家观点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从目前来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年CPI增长主要是猪肉、粮食、蛋等引起的，这个用一些办法可以来平抑，增加供给。比如说国家通过一些对猪农的政策、进口一些猪肉等等。另外可以平衡的办法是，下半年通过人民币升值或者出口退税的调整，把更多的产品留在国内消费，那么消费的增长还是比投资的增长要大。

　　居民消费成本从中央出台的政策来看，比如说对高校费用的控制、限制，以及医疗费用、医疗涨价的限制，对高校的一些低收入、贫困生的资助，这是限制了生活成本的上升。生活成本的上升与工资增长速度有关，假如生活成本涨了7%，收入也涨了15%，这是很正常的。

　　陈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CPI处在温和良性之间

　　由于肉类、粮食、食品价格涨价，可能对低端收入群体影响大，这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提高最低生活费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就可以办到。政府只要提高这两个杠杆，就可以把物价上涨抵消了。

　　但我们必须看到：CPI上升3.2%， 是在3%至5%的温和和良性之间，对中国来说是刚走到温和良性下边，之所以引起警惕，是因为近期上涨的速度快了点，并不是说这个速度是很可怕的。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大家讨论物价上涨，始终是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讨论问题，大家换个角度，粮价、肉价涨了以后，对谁有利？农民增收。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后，他们的工资水平、消费水平逐步地跟市民拉平了，中国的现代化就完成了。这个时候他们要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表现在粮食的价格、农产品价格的小幅上涨，还有短期的季节性的波动。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粮价上涨会是一个持续性的影响

　　我们的粮食涨价，涨在收购环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可能是在流通环节里涨价，那么，涨价的好处就不会分配给农民。如果流通环节价格涨了，就要注意，很可能是因为钱多了，是流通性过剩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通货膨胀的问题。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投资

　　投资增长可控吗？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新开工项目由降转升，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6.4%，是5月份以来第二次正增长。

　　那么，投资过热的担心是否会再次出现？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意愿依然强烈，固定资产的投资过高增幅，能否得到抑制？

　　减速将从控制投资开始

　　谢伏瞻分析指出，在今年一季度新增的投资项目是下降的，第二季度出现了回升。尽管出现了回升，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新开工项目少增加了8千多个。新开工项目的总投资额的增长速度，从去年的22.2%降到今年的6.4%，跟去年相比是平缓回落的趋势。这是这些年宏观调控的一个效果。宏观调控三大需求：进出口、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鼓励的，希望消费需求能够增长得快一些、比重占得大一些。进出口是希望减少顺差。而最能调控的、最有条件把它得到抑制的，应该是投资。

　　我国GDP上半年增长11.5%是偏快的，希望能略微减速，从哪儿减起呢？谢伏瞻说，“消费不想减，希望增长快一点，占的比重大一点。进出口有一部分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只有投资是我们完全能够决定的，所以把重点放在投资，这是最有主动性。”

　　谢伏瞻说：“一旦投资增速下降了就意味着未来的生产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生产的少一些，增长速度就下来了。所以控制投资是比较有效的。”

　　两个“闸门”依然是调控重点

　　此时，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怎么样能够真正抑制他们这种过高、过快、过热的需求呢？

　　谢伏瞻指出，真正影响投资的还是资金面，即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土地供给的水平等等，这就好比两个闸门，土地是一个闸门，信贷是一个闸门。如果在这两点上能够真正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投资的增速就可以得到抑制。

　　目前投资结构有没有一些改善呢？

　　谢伏瞻分析说，和去年相比，部分“两高一资”行业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回落了。但增速依然很高，像钢铁业。抑制“两高一资”产品的过快增长，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一定要把污染的成本、外部的成本内部化。“你排污就要交钱，就要增加你的成本。” 谢伏瞻认为，对于那些高能耗企业要提高电价，加强监管。现在环保总局采取了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区域性限批。这是有震慑性的作用。

　　专家观点

　　孟晓苏(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董事长)：住宅投资的困扰

　　按照历来的统计口径，从来都是把住房建设和消费统计在投资领域，在实践中却给我们带来困扰：往往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时候就会压缩住宅投资。这几年过度压缩住宅投资造成了供求关系的逆转，加剧了供不应求。希望把住宅投资和消费，既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又作为一个单独项下的考虑。

　　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控制投资需要新思维

　　政府的投资应该更少一点，即使投资，可能需要把它更多地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就业。需要注意的是，现在预算内的投资，占到总投入的比重不到4%，企业投资70%以上的资金来源是自筹资金，其中包括自有的和一部分贷款。过去更多的是银行贷款，只要把银行贷款控制住，这个企业的投资马上就下来了，现在很多的钱是自己的钱，这使得调控的难度比以往大大增大。

　　陈宗盛(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应更多的投资公共财政

　　现在的投资问题，大家可能关心速度、总量，现在投资速度可能在往下走，这是好的趋势，这样的话，可以使投资和消费关系有所改善。在投资和消费里，很重要的是农民和城市中低消费者的消费能不能跟进。这不能单纯看他们的收入和支出，还看财政收入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可以拿出这个更多的投资在公共财政上，比如医疗、社保，使消费和投资有所改善。

　　陈兴动(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首席经济师)：新开工项目有点忽悠人

　　从理论上讲，新开工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型指标。但是说“新开工项目由降转升”，我不敢苟同。我对“新开工项目”这个指标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看，而且也看不懂。有时候，新开工的项目增长很快，可是过一段时间后，完工的投资增长速度并没有加快；新开工项目下降以后，完工项目的增长速度反倒在加速，这个指标有点忽悠人。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出口 为什么要减顺差？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额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进口4342亿美元，增长18.2%。进出口相抵，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1亿美元。

　　那么，中国贸易顺差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是否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带来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减顺差到底难在哪里？

　　出口结构有待升级

　　谢伏瞻分析说，最近这些年，我国出口的结构中，不完全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了。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在大幅度提高、改善，像通讯设备等等，不完全是过去的玩具、服装、鞋帽。华为、中兴这些企业，产品遍布全世界，是高附加值的。在我国的出口总量中，中低价值的产品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这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谢伏瞻说：“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是逐步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中国就出口飞机、汽车这样的一些东西。总的来讲，结构是在提高。

　　警惕流动性过剩

　　谢伏瞻分析说，“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带来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反映了当前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

　　据谢伏瞻介绍，在2004年以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长的时间内，有时候是顺差，有时候是逆差，即使存在顺差时，大体上在200多亿、300多亿美元的水平。但最近这两年，贸易顺差在大幅度提高，2005年是1020亿，2006年1775亿。

　　谢伏瞻强调说，“我想说明一点，贸易顺差的增加，是在一个相对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存在顺差这种情况，是一种国际分工的结果。”

　　谢伏瞻指出，因为顺差过大，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加了。在外汇没有完全开放下，外汇储备增加，是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发行，这个过程当中，使得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出现过剩的压力。这时就需要对冲等其他手段回收货币的流动性，使得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希望顺差过大的很重要的原因。同时顺差过大，也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减顺差难在哪里？

　　减少顺差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谢伏瞻分析说，在现阶段，要想把顺差很快减到一个比较低或者比较合理的水平，难度非常大，这与我国国情有很大的关系。中国13亿人口，57%的人生活在农村，每年有一千几百万到两千万人等着就业，如果不利用充分生产能源，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要失业，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在谢伏瞻看来，因为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技术水平比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产品存在竞争力。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有680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需要消除，出口是肯定的，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到50%，加工贸易的进口占到38.4%。而三资企业占到整个出口的50%到58%，很多跨国公司是受益者。所以按贸易顺差来攻击中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

　　专家观点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出口减速 农民工社保有作为

　　我国出口劳动力的成本始终很低，其中有农民工的社保问题，可以通过强制农民工的社保，把劳动力成本提上来，提高出口的成本，使其出口速度下降一些。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减少顺差不仅仅是调整汇率

　　在面临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很快的情况下，中国综合国力在增强，是经济加快发展当中的一个新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国际产业分工正在由产业间的分工变成产业内部的分工，甚至产品内部的分工，就是价值链的增值——在哪一个国家最有利于这个产品的增值，就往哪个国家转移产业，中国正好处在这个位置。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贸易顺差稳定了全球经济

　　在美国、欧洲，很长时间的低通胀和经济恢复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把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传递到这些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对全世界的稳定的经济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要减少贸易摩擦的话，重点还是在国内，国内的出口企业的结构，包括劳动力的工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环境成本，使收支平衡调整的好处就留在国内，完善了企业制度，改善了收入分配。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减少顺差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中国的外贸结构，低附加值出口的产品比较多，这是很多年来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些年，在这方面，中国还是稍微有些改进的，现在还在改进过程中。如果调整，还是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鼓励有一定科技含量的、附加值高的产品多出口，限制高耗能、资源型产品出口。

　　由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加大流动性过剩，带来主要贸易伙伴摩擦问题，需要综合调整，这段时间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要优化出口结构，适当减少顺差强劲增长势头，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并不合理，我国劳动力成本始终很低，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自主创新、升级换代、增长方式转变等。

　　国际投行眼中的中国经济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GDP为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0.5个百分点。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2%，其中6月份CPI同比上涨4.4%。对此，外资投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加息或是调整利息税将成为政府抑制通胀等问题采取的主要手段。

　　巴黎百富勤证券：经济增长出现三个不可持续

　　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国首席经济师陈兴动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三个不可持续：

　　一是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对环境和资源的供给造成了不可持续。环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状态。

　　二是张力的不可持续。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各方面的张力有点太大了。比如存在很多矛盾现象，既有大量的就业问题，又有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有中国

人民银行说不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过剩，而在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又很泛滥等等。

　　三是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倚赖程度太大。

　　高盛：央行将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

　　“从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势头表明未来面临着上行风险。无疑，央行将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如采取加息等措施)”。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此外，她认为，如果贷款在2007年第三季度继续加速增长，央行可能加大旨在抑制放贷的行政措施的力度。

　　梁红指出，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4.4%，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这样的通货膨胀水平将推动实际利率进一步处于负值水平。

　　摩根大通：全年GDP提高至11.3%

　　在二季度GDP强劲增长11.9%之后，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表示，已将全年GDP预期增长率提高至11.3%。

　　龚方雄认为，在负利率背景下，预期近期将取消利息税。鉴于现有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06%，取消利率税相当于存款利率上调60个基点。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增长的推动下，预计近期贷款利率会上调27个基点。预期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上调50个基点。另外，管理层有可能在银行信贷和土地供应方面寻求以行政手段防止经济过热。

　　作为收紧货币的根本性工具，龚方雄预期人民币升值进程将加快，到今年年底，美元兑人民币有望达到1：7。

　　德意志银行：政策偏向紧缩

　　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指出，GDP加速增长主要反映在投资回报、消费，还有出口净额方面。而CPI指数从5月份的3.4%，到6月同比上涨4.4%，主要原因是猪肉和食用油价格有更多的增长，但这在预期中。

　　“根据6月的CPI数据，我们预期近期政府的操作将会是加息或降低利息税，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也很有可能通过2-3次或更多次调高准备金率”。马骏表示。

　　(本刊记者王红茹整理)

　　(资料)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是我国经济中的常见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四次。信贷型投资是经济过热的祸首，投资的快速增长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1983年-1985年

　　这次经济过热，其背景是商品供不应求的宏观环境。当时，经济增长刚刚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是劳动生产力的一种示范，并没有太大的破坏性。1983年-1985年的3年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40%、41%和65%。

　　2、1988年-1988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到53%。这次经济过热，其背景也是商品供不应求的宏观环境。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明显下降，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

　　3、 1993年-1996年

　　投资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39%、81%、46%和51%。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经过3年多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中长期的合理区间。

　　4、2003年至今

　　2003年的经济过热，是由投资过热造成的。投资增长与地方政府的推动有一定关系，与银行资金的支持有关系。

　　持续到2007的经济过热，直接的表现是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9%，经济面临过热风险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