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机构上调中国评级

　　记者 袁蓉君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国政府的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从“A2”上调至“A1”，这是穆迪第五高的评级；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确认了中国的“A”长期政府评级和“A-1”短期政府评级，并将政府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正面。

　　7月26日，国际两大著名信用评级公司均宣布调整中国的评级结果。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国政府的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从“A2”上调至“A1”，这是穆迪第五高的评级。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当天确认了中国的“A”长期政府评级和“A-1”短期政府评级，并将政府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正面。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当天告诉记者，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评级的上调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信心。评级上调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对中国企业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也有一定帮助。

　　当天穆迪还上调了港澳地区的政府评级，香港政府的外币及本币债券评级由“Aa3”调高至“Aa2”，澳门的外币及本币政府发行人评级由“A1”调高至“Aa3”。

　　据悉，今年中国对破产法、

房地产法和劳工法的改革是促使标准普尔调整中国政府评级展望的主要原因。“这些改革应能对中国取得接近10%的单位数字增长有所支持。此外也应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益，从而减低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不正常波动的风险。”标准普尔信用分析师陈锦荣如是表示。而穆迪上调中国政府长期外币债券评级的理由则是中国在国际收支方面的雄厚实力、有利的政府债务趋势以及经济改革持续取得进展。

　　沈明高认为，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评级的上调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信心。“政府评级是与经济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从去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1%以上，而且我们认为这种快速增长趋势还能保持一段时间。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了30%，使国力大大增强。”

　　今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增长，目前已超过1.3万亿美元。而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外债则相对很小。穆迪高级副总裁Tom Byrne表示：“中国在国际收支方面极为雄厚的实力防止了外部冲击，并使政府有时间扩大和深化结构改革”。他认为，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但中国出口行业的表现“不可思议”，此外加入世贸组织和外商投资均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排名中升至第三大出口国。穆迪预计中国的国际收支对国内外的压力将保持灵活性。

　　除上调长期外币债券评级外，穆迪还向中国政府的长期本币债务授予“A1”的评级，中国的外币和本币银行存款以及外币和本币债券的国家上限均从“A2”上调至“A1”。上述评级和上限的展望均为“稳定”。

　　Tom Byrne表示，授予中国政府本币债务的新评级反映了中国在财政表现和控制政府债务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国家收入迅速增长，并有望从10年前不足GDP的10%达到2007年GDP的20%。“中国的预算赤字非常低，政府债务趋势向好，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债务比率已有所下降，低于评级为‘A’的国家的中值，这为未来可能的财政或有债务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此外，外币债务在总债务中的占比处于评级为‘A’的国家中的最低区间，从而降低了政府财政相对于外部冲击的脆弱性。”Tom Byrne说。

　　穆迪当天发表声明称，公司已注意到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内在财务实力和监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尽管不良贷款和未确认的减值资产仍处于较高水平，但金融行业内的或有财政负债已低于此前的预期。迄今，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为财政部和政府机构所持有的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股份的价值所弥补。Byrne表示：“上述领域的持续进步将减少金融行业的或有负债。国有银行拥有净国外资产的现状最终会减轻可能以银行业为途径的外部冲击对政府财政的影响。”

　　穆迪认为，虽然快速的增长并未造成收支差额或财政失衡，且通货膨胀适度，但主要由收支差额资金流入推动的国内流动资金的管理不仅对国内货币政策，同时也对

汇率政策构成挑战。

　　Byrne称：“金融或经济波动不太可能破坏中国政府的信用可靠程度。未来对中国评级的上调将取决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可持续性，这将需要治理和机构实力持续改善的支持。”他表示，虽然中国与美国及欧盟的贸易摩擦有所增加，口头冲突在升级，但共同的国家利益可能将阻止严重的裂痕产生。

　　在谈到评级上调对中国的影响时，沈明高表示，因为评级越高发债成本越低，中国政府评级上调将有助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或融资活动。同时，鉴于评级上调后海外投资者购买的成本会升高，对中国企业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也有一定帮助。

　　由于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目前中国政府到海外发债的规模并不大。沈明高认为，在

人民币升值、中国信用评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多发一些外币债券、多借外债是比较合算的。“目前政府应适度举债，在国内外发债都可以，尽量加快社保、医保体系的建设，增加老百姓的消费安全感。”他说，虽然政府现在做这些事看上去可能对目前的经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未来发展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政府花钱要有前瞻性。“不能等到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消费成为制约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再加快对社保、医保体系建设的投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