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破解三过之根本

　　顾严

　　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越低，用于消费的资金相对越少，用于投资的资金相对越充足

　　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连续升值，顺差增长势头不减反增，投资-消费分配关系失衡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又称“三过”)，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调整出口退税力度、增发中央银行票据、限制部分投资项目上马，此类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够在短期抑制问题的恶化。

　　然而从长期看，仅靠“堵”的手段难以解决“三过”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于本月16日、17日举行的第91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重要判断，有助于相关政策由“堵”转“疏”，动态地消化“三过”，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职工工资占GDP比重下降

　　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宏观收入分配领域最重要的考察点。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的1993年以来，我国财政增收的平均速度在20%左右，远高于GDP的年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略高于10%的水平，上升到2006年的18%。如果再将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纳入统计，政府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会超过30%。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以营业收入和利润为权重指标的企业景气指数保持在130%~150%的高位。尽管直接统计企业总利润和总收入比较困难，但景气指数这一调查数据已经能够从侧面反映企业分配地位的改善。

　　伴随着GDP的增长和企业的持续景气，居民收入也实现了较快增长，2006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超过2.1万元，自1993年以来年均名义增长率超过15%。然而，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已经由改革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10.8%。2006年虽然回升到11%以上，主要是由于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带来了积极影响。如果剔除这一不可比因素，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

　　尽管职工工资并不是居民的全部收入，却是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部分。居民收入中的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企业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在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也是用于投资的。因此我们看到，职工工资占GDP比重的下降与消费率的下降是一致的。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越低，用于消费的资金相对越少，用于投资的资金相对越充足。目前的投资增长过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宏观分配格局向居民部门倾斜不够而造成的。

　　居民收入差距

　　与投资率的恶性循环

　　在宏观分配层次，居民部门的地位决定着投资的增速以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居民内部，不仅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投资率上升，而且投资的过快增长反过来又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恶性循环已经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产生，需要我们探究其形成机理，以寻求破解之道。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就意味着，收入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低，用于投资的比重就越高。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富人相对越富有，穷人相对越贫穷。富人增收快，资金充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的作用下，他们会将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穷人的消费欲望较强、消费倾向较高，却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这样，收入差距扩大就会带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的提高。

　　一般来讲，转轨国家的资本要素的效率提高速度远快于劳动要素的效率提高速度，在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下，如果对劳动收入的保护和促进机制不完善，很容易造成资本性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前三季度居民收支数据为例，农民现金收入中，比重最大的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仅增长了5.6%，而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同比24.5%的高速增长。城镇的情况十分类似：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属于劳动性收入范畴的工薪收入比2005年同期增长12.4%；而属于资本性收入的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了19.6%和27.7%。

　　由上述数据不难推知，投资率的提高会给资本要素禀赋占优的富裕阶层带来更快的收入增长，从而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又会使投资率提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不减轻，投资率上升和投资增长过快的局面就很难扭转。

　　投资-消费分配关系

　　与信贷和顺差

　　国民收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贷投放的变化。投资的快速增长引致了各个生产环节的信贷需求。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信贷的增长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我国仍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经济体，投资的过快增长一定要求信贷也以相当的速度增长。信贷投放过多实质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的必然结果。

　　过高的投资率，也可称之为投资-消费分配关系失衡，其上游是宏观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局面，其下游不仅有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还会产生贸易收支的失衡。

　　持续不断的中外贸易摩擦可能已经使很多人相信，贸易顺差是个

汇率问题。似乎人民币只要持续地升值，就能逐渐实现贸易平衡。其实，储蓄率过高、消费内需不足才是贸易失衡的症结所在。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日本、韩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我国要高出10个百分点。不断上升的投资率表明，投资需求的活跃程度甚于消费需求。投资超常规增长，消费发展却比较滞后，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有流向境外。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连续升值，顺差增长势头不减反增，投资-消费分配关系失衡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破解“三过”之道，关键环节在于投资-消费关系的调整，深层次的问题是宏观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理顺。

　　笔者认为，彻底解决“三过”问题，需要更多地采用“疏”的思路，从战略上考虑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应调整宏观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致力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第二，政府应采取“多予”策略，在再分配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三，高度重视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建立健全低收入群体增收的长效保障机制。

　　我们希望看到，政府能够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迎来“三过”问题的解决。我们更希望看到，“三过”问题的破解使得收入分配理顺、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各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和谐程度普遍提升。(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插图/苏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