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政收入使用效率须更优化

　　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相呼应，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注定将再创新高。据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今年1~6月全国税收收入完成24947亿元，同比增长高达29%，由于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95%左右，外界普遍认为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将突破5万亿元大关。如此巨额的财政资金，其具体用途和使用效率如何，自然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国家审计署披露了大量财政支出中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使得公众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存在不小担心。更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当前的房价居高不下，各地涨声一片，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上仍旧不够积极，其主要理由就是财力不足，而有限供应的经济适用房在操作中还屡被扭曲。在政府财政收入持续上升的好形势面前，前述借口不攻自破。

　　从数字上看，国家运用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速度和力度，远高于同期GDP增长幅度，这一方面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财力办好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等大事，同时也赋予了政府更有效使用巨额财政资金的重大责任。

　　从根本上说，税收的本质只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具体如何通过预算安排财政支出，让巨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化效率，则是对政府执政思路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政府必须通过合理安排财政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事业，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和公共安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这就涉及比较复杂的利益平衡。

　　从收入结构上看，与多数国家实行的消费型

增值税不同，中国财政收入仍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就是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产值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投资增长。而大量投资则会带来土地、资源的消耗，不利于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因此，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其实是地方经济仍然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

　　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来看，GDP和财政收入仍然是两大核心指标。这也会促使各地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入，比如通过政府投资强行做大财政

蛋糕，就很容易造成巨额财政收入的虚高，更会严重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那些短期见效不快的各项民生支出，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不太热心，能拖就拖，能减就减，结果造成许多政策性民生欠账。

　　当前中央高度关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因此在拥有巨额财政资金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更合理地安排财政支出，确保提供有益于多数公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于那些只能靠财政支出才能妥善解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关所有公众利益，更要通过更严格的预算审批和监督体系，保证其合理支出，政府决不能随意减少相关的财政支出。

　　同时，要让公众更公平地分配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就要全面考虑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随着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具体财政支出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尤其需要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通过更加规范财政支出，更加合理地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但从实际情况看，政府在这方面的考虑还不够深入，有关措施也不够有效，部分财政资金的使用，有时甚至是在放大收入分配不公、助长收入分配失衡。这就要求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财政支出的合理化和效率问题，这里所说的效率，不同于经济增长意义上所说的短期效率，而是要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也就是基于公平、确保公平的社会效率最优化。

　　

中国经济一直是以投资和贸易双轮驱动，但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有限，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如何通过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一直令各方面头痛不已。要解决这个问题，巨额财政资金无疑是一个重要依托，如果从结构上优化财政支出，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适当增加多数公众的可支配收入，拉动内需将是可望可期的事。

　　这就要求政府减少投资性财政支出，特别是对于那些竞争性比较强的领域，那些完全可以让非国有资本自由进入的产业，政府性投资应当越少越好。这样省下来的巨额财政资金，才能用于更广泛的民生领域，用于完善那些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也应当做相应调整，不仅要看GDP和财政收入的数量，更要全面评估巨额财政资金的具体用途和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