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曾公开推荐过四本书 为其中两本书做了序

　　文章来源：供给侧改革公众号。

　　经过梳理发现，刘鹤公开推荐书籍并不多，只有4本，为其中两本书做了序，一本书写了书评，一本书是公开演讲时候推荐。

　　刘鹤公开推荐的书

　　刘鹤公开推荐过哪四本书？

　　1．公开推荐：《大国的兴衰》

　　刘鹤199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中曾这样介绍这本书，“使创造增长的人和阶层具有创新的兴奋和动力，为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条件，而不是把这些条件抛在一边，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如果对此有怀疑，建议拜读《大国的兴衰》”。该书是一部以500年世界政治史为背景，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保罗·肯尼迪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同时，他强调大国的兴衰过程并未中止，增长率和技术变革的差异导致全球经济均势的变动！

　　2．书评：《博士咖啡：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的故事》

　　这是由4位年轻学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虽然已经过去13年，但是鹤叔的两段书评极具借鉴意义：一段是对转型期的描述。“这是个充满调整、动荡和局部震荡的阶段。稳定会压倒一切，但在局部，无论是地区、产业或收人群体都会经历比较痛苦的调整。”描述的是2003年前后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任务比那时更加复杂和艰巨，今天的调整将变得更加剧烈。一段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描述。“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政府要作为一个有远见的预见者来指导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监管者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鹤叔对于政府的定位是“有远见的遇见者”，既要预见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提前准备好解决手段，也要预见到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各种资源进入。

　　书评全文：

　　今天，中国已发展起来了，2002年GDP的增长率达到举世瞩目的8%。目前总值32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中，虽然中国只占约4%，然而在积弱的全球气候下，中国缔造的增长相当于2002年全球GDP总增长的17.5%——增长贡献仅次于美国。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然而，这种崛起却遭到西方国家“争夺市场”的非议。中国如何能保持持续的繁荣？本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从总体上看，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仍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主要原因是由于一系列落差的存在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地区经济之间、不同收人阶层之间，而这些落差促进了有市场创新力和强烈利益感的企业主体不断地发展。

　　这是个充满调整、动荡和局部震荡的阶段。稳定会压倒一切，但在局部，无论是地区、产业或收人群体都会经历比较痛苦的调整。

　　今年政府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这对经济增长会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大国的经济仅仅靠政府投资拉动是非常有限的，更为关键的是要启动民间投资。

　　在发挥民间投资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政府要作为一个有远见的预见者来指导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监管者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在过去几年中，政府对经济结构做了很多的调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我相信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这对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刚刚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说未来的增长空间是相当巨大的。

　　本书的作者是4位年轻学者，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有锐气、有思想的锋芒。他们分析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财政危机、石油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真实性、中国金融风险、银行上市、中国证券市场再造、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城市化等间题，可以说都是当前的热点与焦点。相比个人研究而言，显然他们的选题更加广泛、思路更加开阔、反应更加快速，体现出专业互补、分工合作的优势。

　　由于他们所选择的话题都是市场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媒体的重视以及同行的极大兴趣。本书就是“博士咖啡”4位学者对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报告的集中，相信读者定会有所收获。

　　3．《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

　　刘鹤频繁调研的背后，既是为了摸底经济发展情况，也是在寻找当前经济环境下的成功案例，在《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这本书的序言中，鹤叔对地方实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十分看重，“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央政府鼓励各种形式的改革试错，一旦局部改革试验成功，立即总结经验和形成政策在全国推广。改革开放推进到现在，实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同时，在新时代，刘鹤又对过去的实验和试错加入了一些新东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推进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动员全社会成员形成深化改革的舆论共识。”

　　序言全文：

　　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关键。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新环境与新挑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改革？这些是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市场参与者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时需要思考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集思广益，凝聚有关改革的社会共识。

　　过去发展成功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究其原因，在于中国顺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世界环境和人口社会环境，选择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

　　从历史环境看，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推动了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道路。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国有企业改革，事实证明，产权保护、契约精神、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都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这些可以说是制度变革的红利。

　　从世界环境和社会人口环境来看，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外开放，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依托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民群众通过奋斗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对外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帮助了人口红利的释放。

　　新环境和新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总需求结构出现收缩式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地位明显下降。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世界最短缺的将不再是资本和初级产品，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

　　另一方面，中国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出现很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新特征和新挑战。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受土地、水、能源和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的约束日益强烈，人口老龄化逐渐显现。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适应中等收入需求多样化特点的、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质量支撑的增长格局尚未形成。与此同时，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正在影响已经形成的发展共识。

　　适应这种新的内外环境，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重点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把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的三个重点问题

　　（一）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

　　在过去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全球生产中心，但过度依赖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的主要市场，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过度依赖负债消费；资源富集国家通过出售价格不断提高的初级产品获得利益，但产业结构单调化问题突出。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个三角循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担当的角色面临着重新定位，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这需要使中国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依托其消费能力，使中国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二）城市化模式

　　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重要源泉。在选择城市化模式上，长期以来存在“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的论争。小城镇众多，形成了生产供给产业群，但是其发展空间受到资源生态成本上升、国际市场萎靡的限制。特大城市分工相对充分，创造较多净需求，但其发展受到现存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医疗、土地、交通资源配置的限制。有鉴于特大城市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困境，“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的发展模式，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保障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

　　（三）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分配的物质条件；反过来说，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的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更谈不上发展。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经济结构变化剧烈，在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上普遍存在盲目性。例如拉美国家“中产阶级丧失”、收入分配恶化；由此引发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使得福利过度而透支财力，为此又不得不高额举债、超发货币，最终导致高度通胀、资本外流。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改革推动经济转型

　　上述的扩大内需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关键还是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第一，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强协调性，提高质量，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型微型企业和服务业，为创业和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加快建立在财力上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国际正反经验显示，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城镇化发展，消除城乡、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第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创造起点公平的各种条件。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

　　在明确了改革目标后，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推进改革。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央政府鼓励各种形式的改革试错，一旦局部改革试验成功，立即总结经验和形成政策在全国推广。改革开放推进到现在，实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推进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动员全社会成员形成深化改革的舆论共识。

　　彭文生在这本书里的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以上描述的问题，尤其在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动不仅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结构、物价和资产价格也有影响，其表现形式可能不像人口结构渐进变化所意含的那样平缓。第二，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导致消费弱、投资强，进而造成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进而带来环境污染、资源压力等问题。第三，高储蓄、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带来房地产泡沫和相关的宏观风险。彭文生强调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提出改革需要在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需求与供给等方面取得平衡。

　　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理念的差异，经济分析难免有争议。彭文生的新书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不少新的视角，对当前热点经济问题的分析也有一些不同于流行观点之处。很高兴应作者的邀请，为本书作序，希望这本书的内容有助于促进对经济转型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4．《21世纪金融监管》

　　以刘鹤现在的身份很难公开推荐一本书，但是他今年特意给《21世纪金融监管》做了序言，实属罕见，从序言中也反映出他对于金融监管的态度。他提出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同时，他也指出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这篇文章传播很广，在此不赘述。

　　序言全文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持续3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和实体经济的下行形成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的深度衰退。危机爆发已经7年多，全球经济金融尽管有所恢复，但依然笼罩在危机的深度阴霾下，这使我们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再次感悟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危机都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在思想上和战略上要有充分的准备。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际上平均每年会发生6场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

　　这些争议既是我们对危机认识不断深化的必要过程，也在反复让我们品味金德尔伯格所作的论断：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接受“危机无法预测，更无法预防”的悲观论调？

　　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基于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

　　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历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像一个钟摆，总是在政府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发挥最大合力。

　　危机前美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危机后格林斯潘承认，自由市场理论的缺陷和金融机构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难以置信”。分析和认识这次大危机，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深刻的大背景出发。

　　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我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美国国会对此次危机的调查结论是，这场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

　　面对来自国内政治、社会的巨大压力，美欧大幅提高金融监管标准，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在充分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被强化了的监管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引发难以预料的、更猛烈的监管规避。金融发展很可能继续沿着“危机—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过度创新—新的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演进。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三条：

　　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

　　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

　　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从衡量金融发展的四个维度——深度、效率、可获得性、稳定性来看，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和监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要靠深化金融改革。

　　由于金融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整体性，金融改革需要特别注重单兵突进和整体协调的关系，防止改革部门化、碎片化。仅在单个领域推进某项改革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可信度。

　　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通过协同推进金融布局、金融机构、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实体经济领域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金融自身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

　　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

　　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

　　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

　　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

　　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

　　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关于监管者如何更好地实施监管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往往少见于著述。晓朴同志翻译的《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国际上十余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监管专家对全球金融监管中的一些体制机制和技术性、操作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些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有些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具备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金融从业者和经济工作者都应当读一读。衷心希望本书能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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