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模式”闻名全国，几成民营经济代名词，温州人以精明、会做生意定格在世人的记忆中。近10年来，温州以“炒房团”、“炒煤团”被舆论关注，最近两年，“老板跑路”、“金融风暴”、“房价暴跌”……一次次成为舆论焦点。

　　盛名，温州当然有它的理由，比如，温州拥有252个异地温州商会，230多个国外侨团，这一点，很少有城市能比肩；奔波在外的温州商人和企业家，大部分过着早年简朴的生活、为财富孜孜以求。

　　真实的温州又是另一番样子：一个三线城市，交通拥堵已不亚于大城市；即便已连续下跌三十多月，中心城区房价依然可以媲美北上广；再有就是居住环境的糟糕——城中村、居民和广场舞大妈高音炮对抗……

　　很多温州人对舆论的误读感到委屈，比如这些常年奔波在外的企业家群体；还有本地居住的温州人，每天面对糟糕的生活环境、很早就开始忍受高房价；以叶永烈、傅国涌为首的温州文化人更是慨叹——和追逐财富相比，温州文化已然荒漠！

　　这种“委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是财富与文化间的严重跛足，是畸形房物价与城市建设的高度背离——尽管温州经历了1985年、1993年和2000年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洗礼，但温州城市建设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多数城市却步履蹒跚。

　　那么，如何改变文化、产业环境和民间财富之间的反差，如何改变舆论形象上的温州和真实温州的严重背离？

　　请听来自温州的声音，请看即将到来的城市之变。

　　委屈与误读

　　文明转型中的温州人

　　温州人今天的委屈，正是一个过渡时代所遭遇的尴尬，一方面物质的成长带来了眼花缭乱的变化，一方面是无力面对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带来的焦虑、不安

　　特约撰稿 傅国涌

　　傅国涌 ：历史学者，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1967年生于浙江温州的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一百年前，朱自清执笔为温州中学写校歌时，首先想到的是温州的山水。永嘉太守谢灵运，在这里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佳句，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雁荡山为天下奇秀。然而温州一直算是荒僻之地，至宋室南迁才开始在中国文明史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叶适代表的永嘉学派、文学史上的“永嘉四灵”都于此时出现。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曹雅直、苏慧廉等英国传教士陆续由瓯江上岸，不仅带来了上帝的福音，而且建立了最初的医院和新式学校，从信仰方式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给瓯江两岸带来新的改变。温州在清末民初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包括“东瓯三先生”、孙诒让、刘景晨、林损以及稍晚的夏承焘、夏鼐等，还有集中出了一批数学家(苏步青、谷超豪等)。在工商业和地方建设上，到民国年间也已卓有所成。这个进程一直到日军攻入温州，才渐被中断，此后温州有过一段漫长的停滞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改革的大潮，而有了名噪一时的“温州模式”。

　　温州人勤劳，敢拼，吃得起苦，这是地少人多、环境艰难，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形成的地域性格，这是温州生意人遍满全地的原因，这种生存逼出来的商业冲动，天然就有缺陷。在1980年代轰动全国的“抬会”事件中，就看得很清楚了。近年不断传来的消息，都是温州民营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老大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遭遇。也许人们更容易看到温州的独特性，其实温州人首先是中国人，中国国民性的种种优劣都体现在温州人身上。温州更是这个庞大经济体中的一个局部，中国如何，温州便如何，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温州的命运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完全连在一起的。只是温州走得更快，一度走在了前面，因此更敏感、更脆弱，问题更容易暴露出来。

　　温州人今天的委屈，正是一个过渡时代所遭遇的尴尬，一方面物质的成长带来了眼花缭乱的变化，一方面是无力面对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带来的焦虑、不安。现代化就其本质来说，乃是文明的转型，不光是制度上的转型，也包括社会的转型、文化的转型。温州上一轮的文明转型始于19、20世纪之交，不幸于1950年代被折断了。很多的温州人浑身上下似乎每个毛细血管都散发出追求财富的欲望，就是因为大家都经历了那个穷怕了、饿怕了的岁月。 最近的三十几年来，温州正在经历第二轮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急速转型，但人还是农耕时代的人，制度也还带着农耕时代的浓重痕迹，农耕文明的思维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诚然，“温州人”也不可一概而论，毕竟这不是一个集合名词就能概括得尽的，任何简单化的判断都容易失真。对于委屈的温州人来说，与其一个劲地往前赶路，不如停下匆忙的脚步，仔细回望曾经走过的轨迹，认真思想将要前行的道路。某种意义上说，温州向何处去，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放在整个中国版图上，在文化上、国民素养上，温州大概都处于中间状态。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感觉温州在中国的样本意义被放大了，应该是还原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只有从事实出发，温州人才有可能真实地认识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委屈与否并不那么重要。

　　如何把更多精力、心思转到文明建造方面，对于几十年来一直陷于利益追逐当中的温州人来说，这是更重要、更具有根本性的选择，也是最难的。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更多的人慢慢明白这一点。几十年拼经济拼下来，温州最紧迫的已不是吃饭或温饱问题，而是文明问题。换言之，今天，面对温州困境，最值得思考的也许已不是温州如何继续富起来或富下去的问题，而是如何文明起来的问题，温州真正要面对的是两百年来没有最终完成的文明转型问题。这是温州的方向，也是中国的方向。

　　有委屈，很正常

　　高天乐 心怀梦想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并且勤奋，有耐心。但，也有偏见和质疑。在高天乐看来，这些都很正常

　　特约记者 洪菁菁

　　高天乐 ：天正集团董事长，1982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数学系，曾执教于家乡柳市中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下海，1994年组建天正集团。目前，天正集团是一家以工业电气为主、房地产为辅、金融投资为补充的适度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现有员工约八千人。

　　高天乐要做“减法”。

　　采访前一天，他在温州请员工吃饭，奖励在公司内部演讲比赛中的胜出者；采访第二天，他要去台湾参加一个同学会。他不喝酒，不喜欢应酬，但对同学会或者论坛等活动感兴趣，因为有实质的交流，“是一种学习”。

　　这两天的安排可以直观地说明其工作内容：1. 摸清战略方向；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其他的，“放手放权让员工去做”。

　　企业的“减法”也在进行。官网描述中，天正集团仍是“一家以工业电气为主、房地产为辅、金融投资为补充的适度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但其已经开始回归主业，它要专心做好“工业电气”这一件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天乐说，“在竞争越发激烈、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下，专注才有未来。”

　　“只要愿意，就可以！”

　　上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的高天乐已经在家乡柳市中学执教7年。

　　然后，他辞职了。“他们能行，我为什么不行？”

　　“他们”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柳市镇通过创业先富起来的一大批人。然而，即使到了80年代末，像高天乐这样担任公职却选择经商的仍然不多。

　　辞职后，他和一位朋友去了趟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微博]、维多利亚港……他用“崭新”来形容看到的一切。一星期的时间，并不仅仅是旅游。这位朋友对高天乐说，“我们可以把东西卖到这里，在香港做生意！”

　　“怎么做？”

　　“只要愿意，就可以！”

　　彼时，柳市镇已经形成了低压电器的块状经济，但还没有谁把它们卖到香港去。在高天乐的叙述中，这位朋友是温州精神的缩影：

　　因耕地不足，家境贫寒，稍大后开始走南闯北，以弹棉花维持生计。后来柳市镇首先发现低压电器的商机，他就寻思“这些地方我都熟，知道怎么走”。于是，将低压电器放进铝制饭盒，揣上合同文本，背着公文包就出去跑生意了。一家工厂接着一家工厂，几年下来，这位朋友已经赚了十几万。

　　听起来像是一个励志故事。“地少人多，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高天乐补充道，“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互联网，电话都很少，所以出走就意味着信息。每到一处，就对那个地方有了了解；缺什么就卖什么。”

　　在香港做生意，“听起来像梦想一样”。但，“梦想”还是成行了。

　　旺角有一条电器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扫街”，夹杂着现学现用的粤语。高天乐笑着讲述当时的场景：“我们一行三人逛过几遍后，心下有数，知道哪些低压电器老家有能力生产。然后指着东西问老板多少钱，听到报价后我们再反问‘我们卖给你的话，多少钱肯要？’”那些香港老板就愣住了，满脸的“Why?”

　　然后，得到的答复是“只要质量一样，价格相对便宜就行”。于是，他们买下样品，观察讨论后把东西拆开，再寄回老家。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前三个月就订下四十多万美金的合同”。

　　事情变容易了

　　90年代初，因理念不合，高天乐回老家创办“乐清柳市长城变压器厂”。有了香港的历练，他觉得事情好像变容易了，“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也变得可能了”。

　　当时，正好赶上七部委整顿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这让高天乐一开始就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因为数理化底子好，电压器原理相对简单，高天乐开始自学：几本《电工手册》翻来覆去地看，样品买回来拆开学习，核对关键数据，再用零件自己装配自己调试。最后，高天乐决定从生产单一的控制变压器开始，这是低压电器元器件中最简朴的一种。

　　接下来，就是营销。高天乐首先要吸引温州著名的十万购销大军。

　　他开始做墙体广告，在道路旁的农宅刷上公司名称和地址，一村一户。这种平均一两百块钱的广告给公司带来最初的客流。“当时柳市镇家庭作坊众多，质量良莠不齐，这样的广告还没有人做，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可以信任的。”不仅如此，高天乐还给当时6、7名员工定制了工作服，白大褂白帽子，“跟香港和电视上那些国际大公司一样，看上去有专业素养。”结果，“第一天就卖出几十个，净赚七八十元。”

　　不出几年，这个企业已经跑到行业第三名。

　　转变

　　经历了市场整顿，温州很多企业意识到质量和技术的重要，纷纷引进人才。在高天乐的印象中，当时老家来了很多上海的工程师。“那个时期，整个行业的产品质量有了迅速提升。”

　　创业第二年，高天乐就开始到杭州招收大学生；93年，公司已经有了博士生；96年，他以30万年薪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经理。高天乐清楚记得招聘海报上的画面：一只手将一把金色钥匙递给另一只手。

　　1994年，高天乐组建天正集团；企业进入了股份合作制阶段。

　　1997年，集团实施股权变革。高天乐在内部发展了一百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优秀员工入股；自此，天正每年为优秀员工配送股份。

　　那两年，很多人来天正参观，高天乐每天的安排就是为别人介绍股份制创新，介绍温州模式。一些语句时不时从叙述中蹦出，如“姓资还是姓社”、“先富带后富”、“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像离不开的时代底色。

　　1999年，天正集团上海浦东工业园动工兴建。这一年，高天乐举家定居上海。这是一次战略转移和产业升级；除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国外市场，还包括资本运营。“来上海之后，发展的步子就慢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心比较散，后来又做房地产，虽然也赚了钱，但如果把精力用在主业上，我们肯定会做得更好。”

　　在高天乐看来，很多温州企业面临同样的抉择。然后，他们决定：做减法，聚焦优势主业。“制造业出身的做多元化经营，成功的例子很少。这跟原本就做资本投资的企业不同。专心做好一件事，坚持下去，说不定就有了明亮的未来。”

　　那个明亮的未来，对天正来说，是首先在中国市场做到最强，然后在全球环境下成为受人尊敬、有竞争力的企业。

　　“致心怀梦想者”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并且勤奋，有耐心。但，也有偏见和质疑。在高天乐看来，这些都很正常，是人性与外部环境的博弈。“每个行业、每个地区多多少少都有类似问题，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混乱到有序，从青涩到成熟。温州作为经济样本，这些年一直走在风口浪尖，很多东西容易被放大。”

　　高天乐一度坐火车都是睡硬座底下。几十个小时的长途，一直站着会受不了，他就在硬座下面躺一两个小时。然后起来，换别人休息。

　　当下的温州震荡，高天乐不认为全然是坏事。“优秀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好学的企业。他们会为可能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这些年，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挫败，当这些都能承受的时候，那些企业就会越来越强。”

　　“而且，温州的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了，所谓的温州第二代。相对于上一代，他们有更多学识，原始资金也不是问题，很多人并不出生在温州，创业更是遍布五湖四海。以前讲‘温州经济’，现在讲‘温州人经济’了。”

　　高天乐热爱学习，读商学院，看书，与人交流。每天，他在手机上查看集团报表，喜欢在自家后院的凉亭和员工谈话。他记得94、95年的时候，经常会和公司里的大学生们聊天，往往一聊就聊到凌晨2、3点。现在，当初的大学生们很多也成了老板，碰面时还会说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高天乐觉得，这样的快乐才是企业长久的根本，它包含沟通、理解和相互尊重。

　　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天正内部有很多PK赛，赢了有奖金，或者“和总裁晚餐”，输了就跑“一万米”，顺便锻炼身体。

　　最近天正设计了一组内部颁奖用的金银牌，上面除了集团LOGO，还有一行字——“致心怀梦想者”。

　　财富光环的背面

　　叶永烈 折翼的温州文化

　　“祝愿温州两翼齐飞。”叶永烈说的两翼一是经济，另一个是文化。“文化这个翅膀太缺了！到现在，大的成就不多，而且很多都是过去时，南怀瑾、苏步青……这些文化人过去有，希望新的一代里也能有”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上海

　　叶永烈 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中国著名作家。早年以《十万个为什么》成名，1984年后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蜚声于世。代表作品有《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等 (图 / 杨曦)

　　叶永烈第一次背上行囊远离温州，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作为当地考上北京大学的“状元”。三面环山的温州，出不去，也进不来，唯一的水路，直到六十年代初才有通往上海的客轮。叶永烈的心里有放飞前的迫不及待。他踏上“背着锅炉的汽车，圆的铁桶，木炭摆进去烧，叫木炭汽车”。

　　木炭汽车从温州出发，沿着瓯江狭窄的公路开了好久，途中常因为要添加木炭停下来。这样一路停停开开，摇晃着到了金华，终于有了火车。但是到了火车站，叶永烈丢下行李，急匆匆要做的事，是去看火车：“从来没见过火车啊！行李都不要了！”

　　五十多年后，他与妻子杨惠芬可以坐着动车，说走就走回温州。只是“不识故乡路，不识故乡人”的尴尬常让两老不知所措：“到温州，完全是一个陌路人。”

　　每次回温州，叶永烈都坚持住温州大酒店，因为那是老城区的核心，唯有那里还留有他熟悉的童年影子。

　　今年春节，《温州日报》让他给家乡人写新年祝词，他写下愿望：“祝愿温州两翼齐飞。”他说的两翼一是经济，另一个是文化。“文化这个翅膀太缺了！到现在，大的成就不多，而且很多都是过去时，南怀瑾、苏步青……这些文化人过去有，希望新的一代里也能有。”

　　书香年代

　　叶永烈生活的温州尚留永嘉书香余味。“那时还没有温州，只有永嘉县。”永嘉县因“永嘉学派”的功利之学得名。

　　叶永烈父亲是民国年间永嘉银行行长，兼任瓯海医院院长。解放后，成为温州市工商联第一任主任，形同现今温州商会会长。叶永烈上有哥姐，下有弟妹，他居中。

　　在那个落后闭塞的海边小城里，叶永烈五岁便上小学，此后连连跳级，待到要北上求学时也不过十六七岁。在此之前，他最远去过一百公里外的雁荡山。

　　在工商界有一席之地的父亲留给叶永烈的印象更接近儒商。每天早上，父亲把员工召集在一起读《古文观止》。他自小把家中父亲的藏书都看完了，然后到图书馆、文化馆借书，“三个借书证轮流用。”其父写得一手好书法，也好诗词。

　　离家时，叶永烈从家里带走了两本书，一本便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他偏爱的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

　　叶永烈数学成绩时常满分，“有次考了99分，难过了半天。”似乎是继承了温州的数学家基因。多年后，他采访苏步青，被告知全国有许多个大学的数学系主任是温州人，“世界数学家会议里头，温州话是通用语言。”

　　叶永烈问苏步青：温州出了那么多数学家，是不是跟吃黄鱼有关系？“那时候，温州就是这么流传，黄鱼很便宜，还能使人脑子聪明。”苏步青回答他：“哪里哪里！就是因为温州太穷，搞物理、化学要实验室，搞数学一支笔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那么多人去念数学。”然后一代代的数学大师就传承了下来。

　　重商轻文

　　人物周刊：作为温州人，你对这个群体怎么看？

　　叶永烈：第一，温州人能吃苦；第二，温州人很团结，如果几个温州人一起做生意，在海外非常团结，一个带一个，所以温州话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在纽约，我跟太太说几句温州话商量事情，店主听见了，问你是温州人？我很吃惊，他就把隔壁，隔壁的隔壁温州人都喊来，一下子把我愣住了。这种语言在很小的区域中，成为一种流派。

　　人物周刊：温州文化，早年有永嘉学派，但是现在说起温州，就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叶永烈：是。温州商会在上海有8万会员，相当厉害，很多人在上海都是亿万富翁，上海的几个大企业，几个大百货大楼都是温州人买下来的。经济上温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文化还太差。温州只重视经济建设，对于文化建设还不够重视。

　　我给上海图书馆捐书，温州图书馆很震惊，他们问为什么不捐给温州图书馆。当然我也给温州图书馆捐过一批样书，一批手稿，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更适合于上海，上海毕竟是2400万人的大城市，在这里能得到最高的利用。

　　人物周刊：在温州的本地文化里，还是比较注重宗族乡情的？

　　叶永烈：在现在的情况下，也在慢慢变味。过去我很喜欢回去，后来渐渐地疏远。就像现在这里的温州商会，他们对我都非常热情，因为上海的文化人不多，我也知道他们的用意。见到老乡能够用老乡的语言来交流也很高兴，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提高文化素养其实是很重要的。他们很尊重文化人，但是温州整个城市建设上也应该重视文化。

　　人物周刊：温州商会的影响力很大，可能超过政府，是个“小政府，大商会”的社会模式，政府可能有心去做，但未必使得上劲。

　　叶永烈：温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还是很成功的，温州模式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名气很大。我也为有这样的故乡感到骄傲，但是温州当代数得上的学者，四十几岁、五十来岁的，几乎没有。我也不是在温州成为学者，不是在温州成为作家，所以我只有回到温州才自称温籍作家，其他时候都称为上海作家，因为我在上海都有半个多世纪了，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

　　人物周刊：外面讨论温州人炒房、炒煤、炒大蒜……这种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叶永烈：炒什么都无所谓，就是温州有时候出了假货，我看了后脸红。有段时间，温州成为假冒伪劣的代表，但是这段时间差不多过去了，现在的温州的产品还是不错的。而且温州人很敏锐，国外到处都是温州商会，全国各地更不用说了。连新疆喀什都有温州商城，那么大一个商城，后来才知道是温州人投资造的大商城，然后租给人家，叫温州商城。在这么边缘的地方，都有温州人，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温州人。反过来，你在温州打车，去某个小区，找某个人，用温州话，他听不懂，这些都是外地人，真正的温州人都出去了，所以现在是新一代的温州人。

　　人物周刊：你觉得外界对温州人有没有误读？

　　叶永烈：温州人善于经商，也很大胆，这都是很值得骄傲的，我曾经还为温州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报告文学，但是现在就像我今年给《温州日报》元旦写的祝福一样，温州要双翼齐飞，文化这块，尤其是教育，这样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普通温州人

　　口述：活得累

　　我只能算半个温州人，我妈江西人，我的父亲在13岁时就和温州一家人里的麦狗一样离家出走，和我的伯伯以及几个同乡去安徽江西等地弹棉花。一个13岁的孩子，扛着重重的行李，风餐露宿，他们吃过很多苦头，但因为勤劳而且有一门手艺，所以收入比当地人要高。后来，在江西九江认识我妈，最后在江西长期定居过一段时间，我在江西出生，长到12岁才回了温州老家。

　　第一次回老家非常失望，因为那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很多江西人在温州打工，我的父亲经常帮他们找工作。从他所反馈的信息，温州很有钱，是个好地方，等我回到温州老家——乐清北部的一个山区乡镇，实在太偏僻了，山路十八弯，但好在通了公路，只能看到半边天，海拔很高，房子很多还是木头做的老房子，而我妈那边已经没有那么破的房子了。

　　从2000年起，我们那个乡的人一批一批地走出去，去全国各地，尤其是海南、广东、杭州、绍兴等地种植西瓜，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所以几年内一批一批的人都富裕起来，他们吃的苦是当地人不敢吃的，因为江西的亲戚也去种过，在萧山，实在受不了就走了。我会经常拿温州人和九江人做对比，温州人很勤劳，而且很好强，爱面子，爱攀比，什么事情都要把别人比下去，为了把别人比下去一定会十分努力不惧风险，很乐观，而九江人小富即安非常严重，很多人等着搞开发征地分钱，分了钱就去赌博，很少有人会去办厂开店。(根据“雁荡游子”口述整理)

　　生活成本高

　　本刊曾在2003年奔赴温州采访，当时就惊叹于这么一个三线城市的房价和物价竟是如此之高！十多年过去，数据显示，2014年，温州市民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中，排在首位的是医疗问题(看病贵、看病难)，关注度达到31.8%，其次就是物价上涨(28.3%)和住房(26.8%)——温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但物价水平在全省11个城市中涨幅靠前。

　　当前，温州房价虽有所下降，但是部分市民仍需倾其所有或背负巨额贷款买房——2010年、2011年，温州市区房价收入比分别为18倍和16倍，2012年，降到了15倍，这一数据依然大大高于很多内地的二线城市。(数据来源新华社、温州统计局)

　　人情 “货币化”、“面子” 好辛苦

　　温州人十分爱“面子”，场面上的事，都要拼死一搏——结婚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住宅：一套婚房少说也要百万之巨。有的为了一场婚姻，全家人都要背上巨额债务。订婚的时候，男方要给女方送彩礼，彩礼又一年比一年高，至少要十万元人民币。陪嫁通常要有汽车，温州这几年私家车发展极快，和陪嫁不无关系。

　　现如今，温州的婚庆送礼的行情是，普通朋友要送800到1200元人民币。如果关系稍好些，就要送出2000元大钞。温州的一项调查显示，45%的人在国庆长假要送人情，51.67%的人在送出人情时感到一种无奈，66%的人觉得人情是个不小的压力。所以，人们形象地将人情称为债务。(据中新社)

　　温州力量

　　在温州民间，如壹加壹这样的力量不在少数，它们继商会之后成长起来，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抱团赚钱，更多想的是：“有钱之后，该做什么？”

　　本刊记者 苏嘉溪 发自温州

　　和“东方犹太人”的传说不同，生活在本地的温州人却有自己的活法。

　　李峰的每一天从中午开始。他的宝马[微博]将他载到城市边缘一家燕窝店，这里有他熟络的服务员。坐定，无需看菜单，盈盈浅笑的服务员就给他端上一碗燕窝，这是他的早中饭。劳动路的公司与他的排场显得不合，但那里每个月数千收入的工作，只是他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民间借贷，几家公司的股份，外地的房产……这些才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份自在的工作让他活得“有所事事”。

　　李峰的生活只是众多温州人生活的一面，或者说是名声在外的温州财富光环彰显的一面。另外一面是，温州民间力量正日益崛起。

　　夜色降临，“欧洲城”海鲜坊到了一天中生意最旺的时候。几张年轻的脸庞聚集在喧嚣的角落里，目光一刻不离开手机、iPad，时不时有人挑起个话题，也是刚刚从网络上看来的。这群年轻人便是温州本地网站的主力军。1983年出生的黄学敏便坐在其中。他是703网站的主创人员之一，而他的年龄在703团队中已算是老的了。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当晚，黄学敏9时30分抵达现场，703网站随即开始了网上不间断的滚动——每有重大公共事件发生，该网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网民聚集之地：警察开着警车上街遛狗、区委书记与开发商权钱交易、公务员工作时间上网“种菜”、高官集体成为高尔夫球会会员……

　　“有这样一个网站的地方，网民是幸福的！”连温州市政府的官员都不敢小觑来自该网站的声音。甚至有些主力网友，白天是政府部门的处级官员，夜间便成为703上面针砭时弊的愤青。

　　2011年5月，常年坚持滑翔和动力伞运动的陈斌召集了五名动力伞爱好者。此前陈斌和他的伙伴曾多次以航拍的形式，从空中拍摄污染企业排污、火灾以及空中求婚等公共事件。这一年，动力伞队正式被编为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的空中搜救队，陈斌任队长。此时，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已走过第四个年头。

　　这一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陈斌驾着动力伞从天空先于媒体拍下了俯瞰现场的视频。随后“梅花”过境。壹加壹再一次进入备战状态。这也是壹加壹四年来迎战的第十次“风险”。

　　2007年5月，时时跑突发事件现场、以“通讯员”的头衔出现在浙江地区报章上的张炳钩坐在苍南的出租车里，与司机开始闲聊。发现出租车内装有GPS定位系统时，张炳钩联想起这座海边小城几乎每年都会遇到的台风威胁。

　　“出租车司机熟悉道路，开车技术好，再加上有GPS系统，在遇到台风时，可以成为一支有力的救援力量。”一瞬间的想法让张炳钩变得很兴奋。他拿着自己起草的方案找到了当时龙港镇宏达出租车公司总经理李少红。李很快被张炳钩的兴奋劲感染。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支依靠出租车车载GPS系统建立起来的防汛防台应急服务队正式成立。

　　最后这位“通讯员”还说服了苍南县人民政府。2008年11月26日，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正式登记注册。此后，壹加壹的运作模式甚至开始演化成“政府购买服务”。在与壹加壹的合作中，政府投入资金一度达270万元。

　　在温州民间，如壹加壹这样的力量不在少数，它们继商会之后成长起来，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抱团赚钱，更多想的是：“有钱之后，该做什么？”

　　姜孟军

　　乐不思蜀，另一种可能

　　希望立体城能让温州人在赚钱之余享受更加舒适惬意的生活，让外地人记住美丽的瓯江

　　本刊记者 洪潇 发自温州

　　在新希望从事房地产业14年来，姜孟军头一次离开总部，外驻地就是温州。

　　城市灰蒙蒙。新城不新旧城破旧，道路上各式豪车随意安插在每个可能的空间里；高耸入云的摩登大楼穿插在低矮重叠的陋室之间；他在派驻的永嘉城里找不着一间像样的商场；如果坐三轮车从横跨瓯江的伟岸大桥下经过，那持久的颠簸将让你见证低迷苦涩的生活。

　　很难想象，这拥挤的城市里住着以富有闻名于世的“中国犹太人”，仿佛挥之不去的破产阴霾依旧徘徊于这片土地。

　　在习惯了享受成都“巴适”生活的姜孟军看来，当地人这么辛劳地赚钱，却无法在家乡享受到舒适的宜居环境，实在是种委屈。

　　“我认识了很多的温州人，他们真的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做买卖，有钱但生活得辛苦。”

　　每次成都探亲归来，他总会给当地朋友带回一些四川特产；可好吃的落在温州人眼里，却总是从那直通舌腹的滋味，自动就转换为又一个往账户里滚入新数字的致富机会。

　　“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累呢？”

　　接连二十天的梅雨天气，将项目施工地上方约十米左右厚的淤泥浇成了“流动的沼泽”，同时也将姜孟军心中那个疑团浇了个清明。

　　温州流传一句老话，“八山一水一分田”，足见当地土地资源的紧缺稀少程度。地质专家们在项目选址初期给出了“全国地质状况温州最差，温州地质状况这里最差”的忠告，但直到此时，姜孟军方切身体会到这片土地的桀骜。

　　为了不让机器在运作中下陷，不得不通过堆填大量矿砂来坚实表面；工期晚了近20天后，行事一向不徐不疾的他变得焦躁不安，每天早中晚三次催促起进度回报。

　　“土地对人的性格影响力这么大，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吧。”姜孟军似乎从刚刚过去的几周大雨里自行找到了答案。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正是这片资源稀缺的土地造成了温州人的不安全感，没有耕地，祖祖辈辈只得去别处找营生，人们收拾起行囊向外奔走，踏上这永恒的经商道路，从此不知疲惫。

　　要改变这片土地，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众所周知，温州人做生意有两大特点：热爱抱团，要赚快钱。试想这样一种被土地驯服出的不安性格如何能掉转头来驾驭一片需要持久作战的艰土。

　　“我的团队曾经都很困惑，温州人挣钱的拼搏劲头在家乡建设上似乎变得很懈怠，人居环境和强大购买力远不成正比。现在明白了，他们不是不想，是没有办法。”

　　成都人姜孟军，恰恰来自一座中国最会花时间的城市；由他操盘建造的“立体城市”，这个温州最大地产项目，则是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和冯仑的万通集团联手注资210亿元打造；最初的概念缔造者——地产界的“思想家”冯仑，执着于将其乌托邦式的理想注入作品的每一条血脉。一切因素都注定，“立体城市”必须精工细作。

　　“温州不缺好房子，但缺少真正好楼盘。因为好楼盘不仅有好房子，更要提供完善人性的生活配套，提供一种好的生活方式，进而成为城市形象与城市性格的符号。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是成都民居与传统文化的符号，而天府新城的众多楼盘一起形成了国际成都的新形象。上海的外滩与陆家嘴亦然。温州有美丽的瓯江、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强大的消费能力，却没有一个地方能鲜明的代表温州和温州的生活。我们希望立体城能让温州人在赚钱之余享受更加舒适惬意的生活，让外地人记住美丽的瓯江，并为温州的城市形象改善作出一些贡献。”

　　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前，他还要在这儿至少呆上五年，因为一期工程完工预期是2019年，为此食堂里请来了会做的地道回锅肉和水煮鱼的四川师傅。

　　“万幸的是，我们很少有资金方面的担忧，建造立体城从来不是一个短线计划。”除了这种不图赚快钱的姿态，让温州市永嘉县政府舍得拿出休憩20年的土地的另一点是，作为一座微型城市，“立体城市”高度集约的土地利用率，精准拿捏住温州寸土寸金的特征。

　　“好的房地产开发，应该要能为城市的建设、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善做贡献。”温州让姜孟军真正了解，人的生活和城市密不可分。

　　不久前公司邀请了一批温州客户去总部参观项目，活动结束了，姜孟军的好几个温州朋友却不走了，自费留下来过周末。“其实温州楠溪江的人文底蕴和自然风景，丝毫不逊色于成都的青城后山，”听着朋友们交口称赞成都真是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他骄傲又难受，“这群辛苦勤劳的温州人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乐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乐不思蜀的可能。” (完)

　　在新希望从事房地产业14年来，姜孟军头一次离开总部，外驻地就是温州。

　　记者手记：委屈是感觉，行动才是王道

　　见过的温州人都有超乎想象的自省力和行动力，如同走出山水的最初，他们深知资源匮乏之困。于是，面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温州城市发展，他们并没有一味地指责和委屈，他们开始行动了。

　　与全世界忙着赚钱的温州人不同，这群新生代的“温州人”热衷于公益和网络的新生力量，自建救援团队、自建环保组织……当然，他们传承了温商一直以来的组织能力，并回答了一直以来困扰富豪的问题：“有钱了，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