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发布

　　超半数青年人才选择租房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北京青年人才过半租房居住，拥有自己住房和与父母亲戚同住的各占约四分之一。团市委、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组联合开展的《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近日发布，调查显示，租房成为青年解决住房需求的最主要途径，其中民企职工住房条件最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收入低还“要面子”导致租房压力大。

　　青年人才中租房比例高达52.2%

　　进行本次调查的课题组认为，住房已经成为青年最关注的社会话题，调研重点对象为：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包括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具体包括私民营企业青年职工、国企和集体企业青年职工、事业单位青年职工、党政机关青年、外企青年职员五类子群体，自2013年4月起，累计召开座谈会8场，发放问卷5000份。

　　调研报告显示，青年人才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解决自己的住房需求：居住自有住房(占比23.5%)、与父母亲戚同住(占比24.3%)、租房居住(占比52.2%)。调研报告中的租房居住，包括租住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单位集体宿舍等情况。数据显示，租房是青年解决住房需求的最主要途径，居住状况相对较差，租房市场侵权现象严重。

　　租房居住者和与父母亲戚同住者的比例相加达76.5%，他们都存有获得自有住房的潜在需求，报告认为，如此巨大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应该着力改善非自有住房群体的住房环境与居住条件，缩小与自有住房群体的生活差距，适度延缓其对自有住房刚性需求的急迫性。

　　八成外来非京籍青年租房住

　　根据生源地和户籍状况，课题组将青年人才划分为三类：一是本地京籍青年，即生源地为北京、毕业后仍在京工作的青年；二是外来京籍青年，即生源地为京外，因户口迁移而获得北京户籍的青年；三是外来非京籍青年，他们的户籍和生源地都在京外地区，也是平常所说的流动青年。

　　调查数据表明，就本地京籍青年而言，主要通过与父母亲戚同住的方式解决其住房问题，占比达54.2%。外来京籍青年有40.6%的人居住于自有住房之中，有51.4%的人租房。外来非京籍青年有80.7%租房，能够居住在自有住房之中的比例仅为13.2%。

　　民营企业职工住房条件最差

　　课题组对在党政机关、国企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外资及合资企业、私民营企业这五类不同性质单位工作的青年人才的住房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五类青年群体中，私民营企业青年群体的住房现状最差。

　　调研发现，64.6%的私民营企业青年通过租房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明显高于机关(32.8%)、事业(45%)、国企和集体企业(41.4%)、外资和合资企业青年(36.7%)；且其租住条件也相对较差，在私民营企业的租房者中，单独租住整套单元房的比例为13.7%，在五类群体中最低。

　　课题组认为，私民营企业青年人才的租房居住条件最差，尽管其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并有稳定的就业和工资收入，但由于其以非京籍青年为主，往往没有父母或亲戚的房屋可供周转居住，因此仍然有可能成为“蚁族”、“鼠族”等居住困难群体的一分子，应成为首都下一步发展中“以房管人”、“以业控人”的关注重点，并继续通过园区建房、企业建宿舍等支持方式，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

　　党政机关青年因“要面子”租房压力大

　　调查报告指出，需高度关注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租房居住青年。数据显示，有超过三成的党政机关青年租房。报告认为，在五类工作单位的单身青年中，机关单身青年的收入水平倒数第二，平均为5270.2元/月，仅高于私民营企业(4585.5元/月)，但他们租房支出却排在前列，月均房租为1861.5元。较低的收入水平、体面的居住要求，使这三成租房居住的机关青年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

　　聚焦

　　租房难  租房权益保障更难

　　租什么房？

　　群租房、低矮平房等占15%

　　从租房类型来看，有42.1%的人居住于集体宿舍及青年公寓之中，20.9%的人合租整套居民单元房(非群租，未打隔断)，17.4%的人租住在整套居民单元房之中，有15.0%的人居住于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以及地下室之中，有4.6%的人居住于廉租房、公租房之中。

　　该数据表明，在租房居住的青年人才中，保障性、政策性住房覆盖面仍然较低，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规房源仍占相当比例。

　　花多少钱？

　　平均月租金1993.4元

　　数据显示，受访者平均月租金额为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略高于其最多能够承受的比重35.2%。而若分婚姻状态考察，则可发现单身者的月均租金占月收入比重为38.2%，高于其理想情况(35.7%)2.5个百分点；而已婚者的月均租金占月收入比重为34.3%，与理想情况基本持平。这表明单身租房者较已婚租房者而言，有着更高的房租负担。

　　怎么找房？

　　超三成靠中介

　　如遇合适房源，青年人才期待可以一次性签订平均时长为14.7月的住房协议，这与实际生活

　　中平均每7.2月就要更换一次住所存在较大差异，显然不能满足青年人才“稳定居住”、“居有定所”的要求。

　　青年人才寻找租住房源的途径主要有4种：一是商业中介32.73%，二是通过网络平台直接联系房东24.16%，三是熟人介绍房东24.7%，四是房东在街头所贴广告10.15%。

　　租房有什么问题？

　　73.69%租户权益曾受损害

　　调研发现，租房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受访者中，仅有26.31%表示在租房过程中未遇到权益受损问题，有33.3%的人表示自己曾经遭遇房东临时清退，且无补偿，有41.3%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租金不按合同，随意上涨的情况，更有43.8%的人表示自己曾遭遇过黑中介克扣甚至骗取中介费，54.1%的人认为租房信息不对称、租房难。

　　面对租房市场的种种乱象，有59.3%的青年赞同“租房是其了解社会阴暗面的第一课”，这突显出租房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侵权问题，已给青年人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和体悟。

　　考察青年对当前住房情况的满意度，则可发现，租房青年对其目前住房的满意度略低，有26.5%的人呈明确不满意态度，略高于持明确满意态度的比例(22.0%)。从租房状态分析可知，租住于非正规房源的个体有着最低的满意度，其中持不满态度的比例达45.8%，远高于其他租房状态。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个案

　　公务员：第一月收入刚够房租

　　今年27岁的河南人于亮(化名)，在北京做了三年公务员，回想起自己在北京三年的住房经历，他说现在只有一个体会，就是“北漂”的烙印在他身上越打越深。从3000元月租金的整租套房，到1000多元月租金的合租套房，再到城乡结合部的筒子楼，三年辗转了四个地方，从离单位最近的公寓一路住到了筒子楼，于亮总结这几年在北京的生活，说自己“干的活很体面，住的房很屌丝”。

　　2010年，于亮从河南考上北京公务员，朋友和家人都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一致认为北京的公务员一定会为他带来不错的生活条件。于亮也信心十足，一到北京，还没等单位发工资，他就先向家里借了点钱，和女友租了一套位于亦庄的整租套房，月租金3000元，套房整体装潢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当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之后，于亮说自己吓傻了，才知道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和公寓的租金相差无几。勉强住了三个月后，于亮赶紧退了“豪华”的整租房，和两位同事在城南租了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三室一厅，人均一个月负担1000元左右的房租，“1000元就占了我当时收入的三分之一，基本可以接受。”

　　第一次的合租生活刚满一个月，于亮的房东临时变卦说要卖房，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于亮和同事被房东赶了出来，“当时特别崩溃，急着找房连理论的时间都没有。一听说附近小区有一套带阁楼的两居室，我们仨挤着住了进去，大家每个月轮流住里面条件最好的大卧房。”于亮说这一次的灾难遭遇，让他真正开始把自己定位成北漂一族，“以前虽然嘴上说北漂北漂，但总觉得是在说别人，那些比我更惨的人。但那次搬家，我觉得我自己也已经很惨了。”

　　于亮第二次合租的房还算“高档”，1500元的大卧室里还连着小卫生间，但房租开支已经超过他工资的三分之一，所以为了节省日常开销，一整个夏天他都没开过家里的冷气。“高档”小区住了半年，房东提出要涨房租，于亮算了下房租一涨又要超出自己工资的负担，连忙准备第三次搬家，搬进了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筒子楼，“当时算了下，筒子楼一个月800多，加上供暖费，差不多1000元，还能维持原先的收支平衡。”但这一次的住房，却远远偏离了公务员的“体面”生活，20多平方米的房里夹着厕所和厨房。“当时哪还想什么体不体面，便宜就行了。”

　　在筒子楼住了两年多，考虑要结婚，于亮今年向家里借了笔钱，准备贷款买下远郊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婚房，“就凭我这点工资，没有家里支援，首付根本垫不起，后面每个月4000块钱的房贷，我还得靠老婆一起分担才行。虽然房贷压力很大，但总不能在筒子楼里结婚啊。”

　　于亮说，他这几年对搬家这件事深恶痛绝，但公务员工资的涨幅根本跟不上房租的飙涨，只能一次次地搬，一次次地扔破烂，“公务员没大家想得那么体面，我就是个很好的说明，一路越住越差，越住越不体面。但我现在心态很平和，因为大家普遍就是这个状况，在北京混的同学也没有谁好哪去。还记得以前住在筒子楼里，邻居是卖菜的，楼下几户都是公务员。”

　　文/本报记者  林艳

　　民企职员：经常把手机放窗台上收短信

　　春节期间，赵鹏(化名)回到了东北老家，他的卧室有十几平方米，而这是他在北京租住的整间房屋的大小，这个被他称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房子，除了一个能放张床、衣柜、书桌的卧室，还有个厨房和卫生间。这间略显局促的屋子，已经是他在北京4年时间里居住条件的巅峰。

　　2010年，赵鹏结束了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销售员生活，来到北京，“这边机会多一些吧，”在最初找工作的时光里，没有收入的他住在已婚的姐姐家，几个月后搬出来了，“感觉不够自由。”

　　找到了在旅行社的工作后，他在离天通苑3站公交的城中村找到了房子，这里位于五环外，每天上班需要挤公交然后挤5号线，花费一个多小时。这里是城中村用于出租的典型板楼，格局让他想起上大学时的宿舍，每个租户一个屋子，包含一个局促的卫生间，但是不能洗澡，房间里也没有热水，更悲剧的是，这里手机信号不好，收不到短信，他经常需要把手机放到一人高的小窗台上，这里信号好，过几分钟取下来，“又有好几条短信，赶紧回一下。”电话也是很难打通的，因此他经常被几个在北京的大学室友批评，在酒桌上，他会反驳大学室友的玩笑，“我这里不是小黑屋”，这里尽管有这么多缺点，但有一点是他最喜欢的，那就是一个月400元的租金，“在北京哪儿能找到这个价的，性价比很高，”这个房租让他不到3000元的月收入还能支撑生活。

　　在这个小屋住了几年，赵鹏也习惯了，屋子里陈设简单，除了一张床，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衣柜和一个简陋的书桌，上面堆着张爱玲文集等，彰显着屋子主人文艺青年的往昔。这几年，他换了两三次工作，先后做过销售、文案，在几家不算大的民营企业里跳槽，工资涨幅没赶上物价涨幅。

　　去年，他有了女朋友，原来的小屋变得更加局促，他们搬到了村里另一幢楼里，新房子面积没大多少，但多了个厨房，可以开火做饭，也能节约一些成本，房租一个月700元，再加上一些其他费用，每月不到1000元，“两个人承担没问题”。

　　赵鹏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买房，“天通苑的房子都两三万一平了，这都五环外了，完全没有可能，”大学学新闻专业的他，看过许多篇近年来媒体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为主题的报道，经常觉得和文中主角很像，今年27岁的他也想过离开，“但不知怎么就没走，”说起《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底层青年石小猛，也总会多一些身份的认同感，但他说自己心态好很多，“首都很多精英，竞争自然激烈，抱怨没用。”随后他突然冒出一句作为一个文科生耳熟能详的话，“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所以他准备看点书，充充电，但已经不是以前爱看的“马云语录”这类成功学了，“看人家那些名人都没用，各人情况不同，”他说他接受现在的生活，默默地奋斗，安静地生活，“至于未来，不知道会不会一直在北京。”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