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飞

　　9月21日，在温州市举行的2012年浙江科学年会上，两鬓银发的吴敬琏出现在会场。

　　中小企业众多、民营经济发达。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眼中，温州经济的兴衰甚至与市场经济的兴衰挂钩。对于吴敬琏而言，2012入秋之时再度出现在这个近20年来跌宕起伏的城市中，颇有另外一番意义。

　　“在上世纪80、90年代，浙江创造了最辉煌的经济成就，带领全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1世纪以后，浙江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吴敬琏在会上直言，“这些问题全国都有，但是因为浙江一直走在前列，所以有些猝不及防的样子。”

　　就温州而言，上半年温州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更位列浙江省各市之末。

　　在经济尚且不景气之时，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与自身的定位，一贯对于民营经济“任其发展”的浙江也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节奏，大量注重投资拉动。

　　正如吴敬琏所言，中国的未来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抑是一个“有问题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需要探讨问题，而浙江无疑是个样本。

　　浙江的理想：淡马锡+重工业

　　9月19日，浙江省宣布成立省金融控股公司，注册资本120亿元。是日，浙江同时宣布，浙江省海洋产业投资基金启动，由浙江省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子公司运作。

　　按照浙江高层的部署，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后，将按照“地方财政+金融资本”的模式，通过战略管理设立各式金融子公司，吸引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向浙江集聚。

　　事实上，浙江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但金融市场一直缺乏规模，这一步“淡马锡”，外界普遍希望其能走好。

　　一直对于非公经济放手发展的浙江省，在内外经济环境压力未解之时，浙江的实体经济遭受极大的冲击，但逼迫浙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往前深入一步。市场经济的主体构成，在民营经济为主导的浙江，其实也未真正确定。

　　目前，市场经济的方向，一则中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而从官方的语境中，相当部分官员钟爱“东亚模式”，这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也不鲜见。

　　对此，吴敬琏建议不要走传统工业化路子、不要搞重化工，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一思路，在一些阶段，浙江的部分官员对此也有不同的认知。

　　早在2005年初，浙江省委制定“劣势产业‘腾笼换鸟’、优势传统‘原地升级’”的战略。2006年初，浙江“十一五”规划方案选择了“轻工业-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后工业服务业”的升级路径。

　　2009年的6月3日，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汽车、船舶、钢铁、石化4大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以通过产业基地和重工业园区带动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年，浙江拟筹措数千亿倾斜投向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项目上。

　　在当年的年中，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对外表示，“吴敬琏模式”不如“1+4”符合浙江省情。而所谓的“1+4”模式，即改造提升传统优势行业，而“4”则是四个新的增量，如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先进临港工业及服务业等。

　　以省会杭州为例，蔡奇就多次表态要下决心背水一战，主攻工业、决战工业、稳定工业。同时，要确保杭州70%的财政支持用于工业项目，加快汽车、新能源等工业园区建设，并协助解决好投融资及项目建设等问题。

　　浙江2009年所推动的工业化投资，也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具有外向度和民营经济占比近“两个70%”特征的浙江，曾不可避免成为全国受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最早、影响最深的省份之一。

　　在这样的格局下，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也成为浙江的经济大动力之一，以温州为例，一个总人口780万的城市，有24万家个体工商户、13万家民营企业，民企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9.5%，还有200多万人走出温州，在国内外创业。

　　数据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仅10%。温州经济的现状简单概括就是，高端产业引不进来、中端产业转移出去、低端产业留在本地。此外，实体经济发展滞后与金融业快速发展之间的严重不匹配，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或经济金融化。

　　2012年，3月25日，吴敬琏在广东参加岭南论坛之时，就广东产业升级问题表示，产业升级很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其对腾笼换鸟政策表示了质疑，直言“之前浙江在这方面有过实践，但是并不成功。”

　　吴敬琏认为，过去讨论产业升级的时候，有一点不够注意，“一说就好像是新兴产业，是高技术产业，但其实很重要的一条，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它的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延伸，通过这样的一些东西来提高它的效率。”

　　他举了佛山高明一个服装厂的例子，该厂重视提高职工的素质和技能，现在工人的收入增长很快，企业竞争力也没有受到影响。

　　到了9月21日，吴敬琏在温州也道出理论框架：实现经济增长有三个来源：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投入增加、效率提高。而提高效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和实质，需要以靠投资的粗放式增长向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式增长进行转变。

　　“目前全国和浙江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各地利用增加投资来增加需求的方法在短期有效，用刺激消费的办法来增加需求从理论上是对的，可实际操作依然存在问题。”因此，吴认为：“实现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真正有效的途径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就吴看来，当前面临的微观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要通过集约增长的方式，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附加值。

　　民营经济一股独大 政府如何科学定位

　　浙江市场经济一路跃进的历史，即是民营经济越发活跃的历史。一个市场观点一致占据主流的声音，浙江是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发达的省份。

　　搞经济的学者，终究有一个温州或者浙江情结。比如费孝通和董辅礽。比如提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对撞的费孝通，三进温州(深入调研)，其一句温州“小商品 大市场”让温州模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空间。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全新理论和政策，首次对合法非劳动收入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新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这一年，国内民营投资的比重首次超过国有投资，达到48.7%，位居各经济类型之首。这一年5月举办的韩日世界杯上，浙江义乌的服饰公司生产了225万面球迷呐喊旗，福建的工厂则提供了上百万件球迷服、护腕及足球袜。

　　而到2005年春天，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与两位故去的经济学家相比，吴敬琏温州情结或更加生动。尤其温州民营经济，多年来一直为吴所关注。其曾于1998年、2001年、2004年到温州作过专题调研。

　　在董之前，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吴敬琏受朱镕基之托，行走浙江考察“温州模式”。其后汇报朱镕基，大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全国各地也纷纷学习温州。

　　1998年之后的6年中，吴敬琏几乎每年都要来浙江。到2004年4月7日至18日，吴敬琏在浙江进行了系列的考察，浙江的市场经济又进入了发展的新的高度。

　　这期间，吴敬琏先后考察了杭州、湖州、绍兴、义乌、永康、温州、台州、宁波等八个市县，与当地的领导和企业家广泛交换了意见。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十多天中，吴敬琏一直保持着紧张的作息时间：早晨7点起床，赶往下一个城市；上午与当地官员和商界人士进行座谈；下午考察当地的两三家民营企业，并与企业家座谈；晚上，与考察组的其他成员总结、梳理白天获取的信息。

　　对于浙江的民营经济，不少人依旧保持旧的印象：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综合竞争能力不强，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而在2004年，部分民营企业已经改观，吴敬琏在台州考察之时，飞跃集团总部、占地2平方公里的“飞跃工业城”给其极大的冲击。

　　彼时的明星企业家、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这位从鞋匠起家的风云人物，一直有个经典故事：一年，朱镕基总理来到邱继宝厂里考察，听说邱继宝搞的是工业缝纫机，极其吃惊，朱镕基还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主抓过国有企业的工业缝纫机项目，未能搞成，不料台州这样偏僻地方，一个农民青年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搞成了。

　　原先上海那家国有企业的副老总，后来也来到了邱继宝的公司。

　　媒体报道称，而迎接吴敬琏的邱继宝正逢当时，其表示：“吴老，我向您汇报，以前我们一台缝纫机才赚一包香烟钱，现在，我们一台缝纫机可以赚回一辆奥迪车。”

　　同样在台州，吉利集团在遍地都是外国车的情况下打出属于中国人的汽车品牌。当考察团请吴敬琏给李书福作个评价时，吴先生开玩笑地说，“胆大”。

　　到了2011年，浙江的市场经济主体民营企业又迈上了一个台阶，2012年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浙江的民营经济增加值，从2006年的9899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19840亿元，占GDP的比重稳定在61%-62.2%之间，所带来的税收已经占到全部税收的45%左右。

　　但是，在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由于产业升级不利，工业化路程投资拉动的短暂效应，2011年底，温州等地出现企业倒闭、企业家出逃现象。

　　“温州特别好的就是有企业家精神，创业精神全国闻名。现在虽然碰到些困难，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上全国现在的大势，有望开出新局面。要把我们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发挥出来，温州再创辉煌肯定能做到。”吴敬琏表示。

　　吴也表示，“过去我一直说自己是温州的宣传员，今天也给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定位提点建议。”对于市场与政府的界线，吴敬琏直截了当地列出多条“有所不为”与“有所为”。

　　其中政府应当“有所不为”包括：不要直接组织融资、操办项目和指定技术路线；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不得干预司法；不要行政认定“重点企业”和“先进个人”；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

　　最后，吴则一再强调，“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政府首先要消除发展转型中的‘体制性障碍’，改变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标准，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下足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