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军》杂志11月封面秀

　　【第1篇章：收诊】

　　文/本刊记者 田倩平

　　10月11日8点40分，在结束扬州三天的行程之后，我们按计划到达温州。

　　尽管尚处于全国乃至世界舆论漩涡中心，这个城市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惯性和节奏，处处彰显着掩饰不住的高调和享乐气息：从火车站到鹿城区人民西路的这段路程，灯火辉煌的高档娱乐会所和洗浴中心生意兴隆，人流如织；在奢侈品牌集中的温州财富中心，兴致盎然的买主络绎不绝....。.看上去的井然有序，令它比外界想象的要波澜不惊。

　　但无处不在的细节还是透露出了一丝危机残存的蛛丝马迹。留心观察，你会发现，马路上可见的顶级豪车要比以往少了许多，劳斯莱斯、兰博基尼几乎难觅踪迹。据的士司机讲述，车子基本都“被拿去抵押，进了二手车市场了。”这个在温州开了7年出租车的外地小伙子，带着些许幸灾乐祸的语气告诉我们，“温州人虚荣好面子，买豪车就是为了炫耀。现在车都卖了，情况还能好得了？大部分人都是在死扛，全指着上边(政府)的消息呢。”

　　期待政府救市，确实已然成为了当前许多深陷高利贷危机企业和个人的普遍期望：在信泰危机爆发伊始，就有温州老板预计，中央政府一定会救温州，因为“温州是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温州如果陷入危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心理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为了避免温州危机引发蝴蝶效应，中央政府随后迅速出台了应急措施，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仅一个星期后，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即出台“国九条”，在金融、财税方面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政策支持，主要针对温州危机。10月20日，财政部再次下发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

　　与此同时，温州的“救市”动作也勃然而兴。温州银监局在与浙江银监局沟通后放宽了票贷比标准，票贷比从30%增加到50%，相当于增加了1000亿的信贷规模；此外，温州各家银行积极向上级申请信贷规模；10月14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后，一场名为“双百”行动的大规模扶持企业措施正式推出；10月19日，温州市政府开始出面，帮助信泰重组....。.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对温州问题给予了足够关注。然而，过多的关注不一定会带来最优的结果。

　　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是此前温州普遍蔓延的政府救市预期。近年来，温州企业家实业精神日渐淡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商人对投机业务的热衷已经远远超过实业经营，甚至发展成典型的“赌徒心态”：信贷危机之前，他们将赌注压在了房地产和高利贷上；危机爆发之后，则是完全寄希望于依靠政府介入来摆脱困境。然而，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企业的预期永远是冬天不会来临，或者冬天来临时有人救助，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道德风险就会变得异常之高，整个经济的问题也会非常突出。作为完全自主的市场主体，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资格在危机出现之后，要求政府动用公共资源为其不负责任的经营决策进行救助。

　　许多伴随政府积极救市产生的其他现实问题同样突出：在产业空心化颇为严重的温州，如何保证救实业，而非助投机？最迫切需要解救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切实享受到政策荫蔽？完全市场化行为带来的问题，最终由政府救市是否妥帖？目前都不得而知。

　　温州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成本的大幅上升，资产产生大量泡沫，导致实体生意越来越难，投机越来越红火，最终误导了经济。对此，政府应该承担监管导向不力的责任。但政府毕竟不是市场主体，此次牵连甚广的高利贷危机，不可能仅靠融资就获得解决。单纯的融资不仅不能消除投机行为，反而可能使经济更不健康。

　　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是赞同救市者的普遍期望。但在产业空心化颇为严重的温州，“输血”资金到底是被用于拯救情况危急的中小型实业，还是继续投机炒作，是对于救市政策的另一个担心。从我们搜集到的反馈效果来看，某些担心似乎已经成为现实：10月11到24日，从第一波救市政策出台开始，陆续有参与调研采访的中小企业经营主表示，资金链紧张，融资渠道不畅等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他们的企业里，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而此前银行有关“不抽贷，增加授信额度”的承诺，执行也不到位；此外，担保公司业务仍处于暂停状态，企业经营环境实质上并未好转。依靠政府扶持顺利进入重组程序的也仅是信泰这样的大型企业——尽管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应该感谢信泰最终撕开了信贷危机的遮羞布。

　　截至本月底，距9月2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已过去33天。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提出“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的大限也越来越近。在大部分媒体的热情已经转移至周边台州、嘉兴和义乌等地的同时，有关彻底解决温州危机的路径方向依然不明确。

　　而这场历时半年，几乎导致温州经济大出血的群体性高利贷跑路事件，却已在频频出台的救市政策刺激下，演变出新的问题。尽管此前已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府此番出手，只限于温州，同样的救助模式可能不会运用到其他地方。但事实上，在救市基调下，一轮针对微小企业的“定向宽松”已在发酵中。虽然这种定向宽松，未必会对大的经济形势产生影响，但必定会强化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而且这种针对中小企业的“定向宽松”是否会使仍高企的CPI再攀升？是否会再次产生“四万亿”效应？目前还无法确定。此外，许多中小企业在政策上的落空，一定程度上已经使个人、企业、银行之间的信任危机仍在蔓延。随着传统年关越来越近，温州很可能面临又一波冲击。

　　仅仅33天，显然无法完全解决已经在温州积累多时的各种复杂问题。政府的及时出面，只是阻止了可能进一步蔓延的高利贷跑路现象，许多涉及温州经济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更充裕的时间和更全面的解决方式。眼下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措施更像简单处理伤口的止血急救，而非针对“温州病”的根本医治。此前，温州市政府也坦承，短期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应急政策，稳定民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长期来看，建立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加快推进地方金融改革才是正道。

　　这固然是一个解决之道，但对于缺位已久的温州政府来说，金融监管是比实体经济更复杂的体系，如何定位自我角色，同时避免温州模式前30年的弯路，同样是个挑战。而对“温州模式”的彻底诊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已经突破了单个区域性问题，通过这个样本剖析，可能为中国未来更多区域发展找到出路。毕竟，它折射出的是整个低端加工产业面临的问题，不仅暴露了温州模式过去30年的体制性弊端，更反映出当前整个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

　　除了金融改革试验区这条路，我们认为，现在更多应考虑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资源配置更优化，朝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怎样将救助与经济调整、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一批代表未来温州核心竞争力，奠基“新温州模式”根基的优势产业和企业，这才是未来温州前进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温州病”的全面救治，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