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救赎

　　央行若伸手，温州开了口子，全国怎么办？温州危机化解最终还是要靠自身消化，推动产业升级是根本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张宇哲 张冰 温秀 马媛

　　等到温州“跑路”的眼镜大王胡福林回国，负责信用危机应急工作的温州官员随即组织7家银行召开会议，要求各银行在胡福林的信泰集团贷款到期后，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续贷。会议还同时称，一旦银行因擅自抽贷、停贷或者延贷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将予以责任银行必要的处罚。

　　对此，参与会议的当地银行人士颇有微词：“病急乱投医”。

　　浙江银监局局长杨小苹向财新《新世纪》表示，在这场民间借贷信用危机中，温州80多家因此倒闭的企业，没有一家是因为银行抽贷或停贷引起的，全部都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包括管理混乱、脱离主业、盲目扩张、脱离实体经济、个别企业主赌博输光等问题，其中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只有几家。

　　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亦表示，“温州中小企业倒闭并没那么严重，问题被过度渲染放大了。”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则称，希望银行业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力争达成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同时，争取利率回归到基准利率水平。

　　不过，温州当地一位银行界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制于上级机构，“现在即便是贷款利率，也没有降下来。估计过一段时间，银行会有些新增贷款投放，但是，不会太多。”

　　接近央行的多位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坦承，货币信贷政策只可能向某一个行业倾斜，并无给予某一个区域单独政策的先例。

　　一位接近央行的分析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银行与政府对于救助信用危机的这一观念冲突，恰恰说明了一个核心问题：“目前温州只是局部问题，并没有构成全局性的系统性风险。并且，温州一向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应遵守市场信用原则。”

　　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会议，要求在规范管理、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有效遏制民间借贷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违法活动；严格监管，禁止金融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他亦提到，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减少行政干预，防范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

　　600亿再贷款悬疑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并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浙江省、温州市关于小企业发展情况汇报。随行者包括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部委一把手。温家宝要求有关部门在一个月之内研究出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等一揽子政策。

　　9月底，温州市政府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央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金融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相关事宜由省政府牵头。”浙江金融办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此举一出，引来市场哗然一片。

　　接近央行的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这一要求不太可能实现，“从目前央行全面监测情况看，温州当地商业银行运行良好。现在温州的信用危机只是局部问题，并没有构成系统性风险。”

　　央行发放的再贷款以金融机构为主，少部分为非金融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部分企业和事业单位贷款。

　　在计划经济时期，央行发放的再贷款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再贷款开始承担化解金融风险，支持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任，如地方政府向中央银行专项贷款、支农再贷款、无息再贷款和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等。

　　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中央银行承担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职能，再贷款主要指金融稳定再贷款，即是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的用于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再贷款。按照现行再贷款分类，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用于救助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紧急贷款；用于退市金融机构个人债务和境外债务兑付等其他风险处置类再贷款；用于兑付人民银行自办金融机构个人债务的再贷款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为关闭清理各类金融机构以及国有银行改革，央行已发放1.4万亿元再贷款，而金融稳定总支出更超过2万亿元。

　　从2002年到2005年的券商综合治理期间，央行发放了数百亿元再贷款，用于弥补券商客户保证金窟窿和兑付个人债务；1998年开始的信托业整顿，26个省区市以财政担保借了1411亿元央行再贷款。由于金融机构清理资产困难重重，清偿率很低，地方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地方财政负担。此后，央行为推进农信社改革发行1680亿元央行票据，部分可以再贷款形式置换。

　　再贷款的发放大多属于不得已之举。业内人士认为，再贷款会影响到货币供应量，带来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压力，对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挑战，并会造成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动用。

　　接近工中建三家银行高层的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承接针对温州地区的再贷款任务，没有被要求给予后者特殊的信贷倾斜。

　　一位国有银行风险条线高管表示，对于决策层在温州期间的表态，目前他们只看到原则性意见，尚未了解到具体计划。他反问，“温州开了口子，全国怎么办？如果没有标准，道德风险如何控制？”

　　贷款独木难支

　　针对温州企业主相继“跑路”，自9月21日始，温州市政府各部门密集召开会议。当日，温州市副市长孟建新向市委书记陈德荣作了汇报。陈德荣要求，政府该出手就要出手。

　　随即，温州市政府部门成立领导小组，组长由市主要领导担任，下设4个专项小组。其中金融组由温州市金融办牵头，第一步就是稳定银行信心，希望银行“放水养鱼”。

　　陈德荣与中行、农行、工行、交行、建行几大银行以及温州当地银行座谈时表示，银行应认清与企业的共生关系。

　　银监局亦与24家在温州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座谈，要求银行不压贷、不抽资、要下调利率回落到基准利率水平。

　　温州市政府方面认为，目前的时局是恐慌造成的，“首先是银行恐慌。银行担心大批的企业即将要倒闭，企业主出走，造成银行不续贷，抽资，提高利率。”

　　根据政府部门统计，2011年6月末，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是2623.28亿元，比年初增加189.47亿元，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1.08亿元。而整个8月，同比减少370多亿元。

　　“现在主要被要求继续放贷。年初目标是新增贷款1000亿元，但是目前只有600亿元。”当地银行界的人士表示。

　　浙江银监局10月10日向辖内各商业银行提出了“三严五禁”监管要求，督促银行严格自律，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降低小企业融资成本，包括严格落实利率风险定价，合理利率定价，主动让利企业，对小企业贷款利率原则上不上浮或少上浮等。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同日对外宣布了扶持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的六点措施，表示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给予信贷规模倾斜，不抽贷、不提高利率、不额外收费、不受存贷比限制、不搭售理财产品。

　　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市政府正在争取国家开发银行以基准利率定价的30亿元贷款支持，市经信委副主任已经和国开行浙江分行接触，如果拿到这笔贷款，一些行业协会有资格向政府部门推荐一些困难企业贷款。

　　当地银行还考虑同时发行集合票据，6家企业发行2.74亿元，已经审核完毕。

　　不过，在这一系列“救市”政策背后，要靠银行放水来解救温州民间借贷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位浙江工行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坦承，年初资金价格高企以来，前述一些要求禁止的现象，比如拉存款、搭售金融产品等的确在各行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对于增加贷款额度却并不容易，在信用危机时期，要求基准利率不准上浮更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

　　“每个分行的贷款增量是根据区域内的存贷比决定，也是总行给予的定量指标，目前很难给出更多额度，因为这将意味着其他地区的信贷额度减少。”但他亦表示，还是可以在利率和贷款结构方面，适当倾斜。

　　有媒体称，温州银监局在征得浙江省银监局同意后，放宽了银行的票贷比标准(票据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票贷比从30%增加到50%，相当于增加了1000亿元的信贷规模。但票据目前的市场贴现利率已经高达15%。业内人士发出疑问，放宽票贷比，有意义吗？

　　杨小苹则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否认了这一说法。“没有这个措施。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是压承兑汇票争取贷款，否则没有意义。”她指出，前述“三严五禁”政策更具有实质性意义。

　　当地金融界人士10月12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要银行保证完成1000亿元的新增贷款。实际上无法完成，因为银行没有贷款规模可以贷，存款也没有上来。一位大行高管甚至坦言，要解决当前国内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起码需要增加3000亿元的贷款规模，但钱从何来？

　　浙江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在整个增量贷款中，占比一直很高。截至2011年8月底，浙江省银行业小企业贷款余额13280亿元，同比增长34%，超过全省各项贷款增速20个百分点，小企业贷款余额居全国首位、增量居全国第二位。当然，浙江对小企业的倚重程度也远超其它省份。

　　一位接近央行的分析人士援引国外中小企业的数据表示，国外银行系统给予中小企业贷款也大约占10%左右，而中国的银行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已达到全部企业贷款总额的18%左右。

　　“不过，在国外，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以外的直接融资的比例更大，比如发债和上市。”他表示。

　　整顿担保业

　　虽然四处化缘，温州市政府也开始了相关机构的整顿工作。

　　在上述座谈会上，被叫去的还有当地48家拥有融资性担保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被要求相应减低原本1%到3%的担保费率。根据统计，温州挂着担保公司、寄售行、拍卖行、当铺等牌子的机构超过1000家。

　　首创旗下农担担保的一名知情人士说，一些不合规的担保公司以发行理财为由头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将钱贷给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从中赚取利差。比如吸收资金的利息是2分，贷款利息可以到6、7分，通常安排借款人和贷款人直接签合同。“很多温州的中小企业毛利不足5%，完全就是靠资金拆借维持运作，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企业老板选择‘跑路’，借款人就直接找到担保公司，要求赔偿。”

　　中担担保公司的一名知情人士称，担保公司放贷的月息是4%，即年化利率48%，贷100万，那么就能赚48万元，“揽储承诺给客户高额回报，通常一年成本10%以上，浙江、福建、内蒙古等一些经营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甚至高达20%。这种情况特别普遍。担保公司扣除成本，能白拿近30%利润。”

　　他介绍，业内担保公司短期贷款利率通常是 3%-7%月息(即年息36%-94%)，委托贷款和直接放贷的利率均在这一范围内。不同的担保公司，对企业的认知风险不同，会相应调整利率。

　　温州市担保协会秘书长郭炳钞表示，目前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共有100多亿元。一些企业主的出逃，已影响到正规的担保公司。

　　9月27日，温州市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温州市金桥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和理事单位温州金泓信用担保因违规从事民间借贷生意受到牵连，两公司负责人已选择出逃。当地担保界人士表示，金桥担保和金泓担保，资金规模应该超过两亿元。

　　两家担保公司刚刚在今年5月份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温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在当天的公告中强调，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等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现在政府已经暂缓审批新的担保公司。

　　知情人士表示，担保公司的业务还在继续，没有停顿下来，而且正在准备增加新的小额贷款公司，希望这些有监管的放贷机构能够增加资金供应，拉低利率，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下一步，肯定要整顿不规范的担保公司，正规融资性担保公司要迎来大的发展。”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在政府内部会议上表示。

　　产业升级之困

　　权威人士指出，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一是产业空心化造成当地剩余资金过度向高利贷行业集中，寻求超额回报；二是温州当地中小企业自身面临产业升级所带来的自然淘汰，造成民间融资的信用危机。

　　杨小苹表示，“这几个月温州共倒闭了87家小企业，占总量比例非常少，温州共有45万家个体私营企业，整个浙江省每年注册企业2万多家，每年倒闭企业有1万多家，企业的生生死死很正常，小企业转型就是要优胜劣汰。”

　　工行浙江分行人士亦强调，民间借贷、当地企业老板“跑路”的事情，每年都有，一些生产能力弱、技术落后、靠投机谋利的企业自然会被淘汰。

　　华兴资本首席执行官包凡认为，所谓地下钱庄引起中小企业连锁倒闭根本就是混淆视听，真正的中小企业根本借不起高利贷，借高利贷者十有八九是去投机，以房地产为主。

　　中金公司研报亦称，已经发生的违约事件，多与过度举债或涉足投机领域如房地产和矿业投资有关，而且即便是在温州，出问题的中小民营企业在当地仍是少数。目前温州民间信贷平均利率大致在24%-25%，利率达50%-60%的民间信贷并不多。

　　某国有银行风险条线高管表示，不排除少数企业为保持自己的信用，在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无法按时偿还到期贷款，向外部临时拆借高息资本，但他也表示，同样不能排除将到手的贷款资金用于民间借贷，或者通过民间借贷炒房炒股，“如何界定拆借性质，是不小的考验。”

　　另一位大行高管表示，敢于借高利贷的企业主，不少都是炒房或者炒股，甚至参与非法交易，属于结构调整和信贷紧缩的对象，他们感到资金紧张，不足为奇，将本应在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资金，用于虚拟经济，正是国内现阶段民间拆借活跃的主要原因。

　　不过温州当地一位金融界人士表示，虽然温州企业家跑的多，但这个不是主要问题。也不要一棍子把民间借贷打死。“有些朋友之间的相互借贷，利息也才一分多。有的借贷利息甚至比银行利率还低，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1200亿元的民间借贷不全是高利贷，更多的是个人借贷行为，坏账率不会太高。”该人士表示。

　　多位市场人士认为，温州资本需要自己救自己，“如果出了事情就要政府来资助，谈何优胜劣汰？”

　　当地人士表示，更大的问题还是实体经济。基于温州民间资本1万亿元的规模，即使高利贷产生600亿元的坏账，对于整个温州民间资本而言，也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温州的钱还能流向哪里？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认为，温州资金的投机现象并不仅仅在中国，在美国也同样如此，即金融和实体经济过度分离，更多投向虚拟经济。这并不能全部归咎于企业，也有国家产业政策不到位的原因。

　　杨小苹表示，此次推出的帮扶措施，不光要帮助解决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还将进一步推动浙江地区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引导中小企业回归实业。

　　“高利贷是温州人的选择，其后果应该由温州人自己承担。我们可以责怪人性的贪婪，可是不能否认市场环境的恶化，关键是如何对民营企业生存状态和环境加以改良。”一位资深投资人士表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产业实际上存在玻璃门，民企很难进入，主要原因是垄断和过度管制，准入都需要严格的批准。”前述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过去30年的制度红利基本释放完了，下一部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放开的问题，必须得反思，现在是不是管的过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