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梦断：友情亲情不堪一击

　　早报记者 徐益平 发自温州

　　国庆之后，温州传出的似乎都是好消息：救市政策不断出台、银行积极表态、跑路老板陆续回归。

　　在经历了一场因高利贷而起的民间借贷危机后，身兼“制造之城”和“民资之都”双重身份的温州正慢慢恢复平静。在经济开发区之类的企业聚集地，如果不是个别企业门口贴着的一张张白色的封条，丝毫感觉不出9月底发生在这里的风声鹤唳。

　　然而，这只是表面。“好比一个人被狠狠打了一棍，看上去没什么事，其实内伤很深。”一位当地学者说。

　　被摧毁的信任链条

　　王老板心急如焚。他与人签订合同，准备花1000万元买处厂房，先期已经付了300万元。如果第二天不能付齐700万元余款，不仅厂房到不了手，原来的300万元也将打水漂。然而，他四处筹措，却怎么也借不到这笔钱。

　　他给方培林打来电话：“能不能借我700万，就用一两天，多少利息都行。”

　　类似的求援电话，方培林这些天已接到多个。方是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方培林对早报记者开玩笑：“其实，这个时候，你比我更容易借到钱。为什么？因为我是开担保公司的。”

　　一波老板跑路风，让温州在经历了空前的恐慌情绪后，开始陷入相互不信任的境地。

　　“民间借贷已经骤停。”自称“最了解温州的人之一”的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说，2个月前，一个电话就能借到2000万，现在想借200万都难。

　　“不是因为经历了危机，温州人没有钱了。温州人有的是钱，但现在有严重的惜金心理，宁肯都握在自己手里。”温州民间资本研究会会长、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向早报记者分析，“你向我借，我却不借给你，倒不是担心你，而是担心钱借给你，你被人家骗。另一方面，我也不敢向你借钱，怕你借给我，马上又被银行收走。”

　　在温州民间借贷链条上，担保公司一直充当着重要角色。目前，温州已有270多家担保公司。不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周德文(微博)告诉早报记者，现在担保公司几乎都处于歇业和半歇业状态，“基本上只收款，不放贷。”

　　“大批老板跑路，使曾经构成温州地下金融的基础——友情、亲情变得不堪一击。”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债务危机是信用危机，同时带来了信心危机，让温州10多年培育的诚信基础又经受了一次打击。

　　周德文说，现在很多企业老板出差，上飞机前都要跟政府汇报一下，以免遭到不必要的误会。另一位当地人士说，有些老板即便在办公室，也要带上两块电池板。如果出差两三天，除了钱，惟一不能漏带的就是手机充电器，以防手机没电而接不了电话，一旦接上电话，语气语调还不能有任何异常。

　　被忽视的债权人

　　在温州，多位当地企业人士向早报记者讲述了一个60多岁老太太的“讨债故事”。大致是，老太太将自己的120万元养老钱借给了一家公司。如今想要回，老板拿不出。老太太老泪纵横：如果不给，就跳楼。老板慌了，赶紧给自己朋友打电话，几个人凑了凑，总算还上。

　　也有讨债者跳楼。9月23日凌晨4时许，55岁的张秀慧从温州市学路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26楼跳下。今年上半年，张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作为担保人，她又将这些资金借给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繁蓉，再加上自己房子抵押借款，共计2000多万元。9月21日上午，陈关机“消失”。张秀慧绝望之际，选择轻生。

　　更多的人只能苦等。黄发静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债务人跷着腿抽着烟，任由围在四周的债权人诅咒恶骂，“因为政府规定要严打暴力讨债，反正你也不敢打我”。9月26日，温州市公安局、检察院和中级法院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打击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维护企业正常生产和金融秩序稳定的通告》，其中首条即是“坚决打击暴力讨债、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政府出台的相关救市文件和措施中，很难找到有关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条款。“债权人被完全忽视了。”当地人士说。

　　一些人选择了沉默。有的是担心高利贷违法，不敢声张；另一些是公务员。在温州民间借贷链条中，公务员甚至官员的身影频现。在温州，公务员可直接向银行贷款50万元，因此公务员中有不少做资金生意，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后投入高利贷行业。

　　“温州成立的相关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市纪委，意味深长。”周德文说。不过也有当地人士认为，公务员的权益也应保护，“公务员如果收入合法，利息也在合法利率内，就是合法行为。如果涉及腐败问题，即便不参加民间借贷，也是违法的。”

　　没有官方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债权人、多少资金量陷入这场危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曾称：有89%的家庭(或个人)参与民间借贷。不过该行副行长周松山日前澄清：所调查的300户样本并非从温州普通家庭中随机抽取，而是从“有民间借贷行为”的特定监测用户中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也仅反映特定监测户的状况。

　　“现在饭桌上，大家都会互相问被骗了多少。如果有人说500万，反而会被大家说‘幸运’，言下之意，有人被骗得更多。”黄发静说。

　　银行的隐忧

　　深受此轮危机影响的还有银行。

　　温州银监分局透露，部分企业关停倒闭对银行业机构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一部分股份制银行，单从不良资产的质量上看，还没有对商业银行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良率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前企业资金链还在不断绷紧，后续潜伏的风险不容乐观，一家企业倒闭波及一批企业资金链绷紧的现象可能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对辖内所有商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将在所难免。

　　温州市金融办也表示，虽然目前金融运行总体健康，但部分企业的关停倒闭已经影响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安全，而且潜伏的风险在增大。

　　显然，商业银行等金融“正规军”，正面临着被拖下水的隐忧。

　　一直以来，温州金融业以不良贷款低而在全国闻名。公开资料显示，截至8月底，温州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0.37%，均低于全国和浙江全省平均水平。不过黄发静认为“银行在吹牛”，因为“这个数据靠民间资本撑着，民间借贷帮银行承担了所有风险”。

　　据温州市金融办、市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初步统计，此番老板跑路所牵扯到的银行信贷“窟窿”约200亿元。截至8月末，温州市各银行机构贷款余额6123亿元，而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以每年14%的速度继续增长。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窟窿”全部转为坏账，当地银行不良贷款率将在8月底0.37%的基础上飙升10倍，形势逼人。

　　此轮危机中，“互保”也是信贷体系里不可忽视的因素。一家企业一旦倒下，风险可能转嫁到与其有互保关系的公司。“而且，互保最大的风险不在于企业的贷款是否出现危机，而在于除银行外，你到底有多少表外债务(民间高利贷)。”温州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说。

　　在经济繁荣上行时期，“互保”可相互扶持、加快发展，到经济紧缩下行时期，某些企业的资金周转不畅便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经营风险，“产业风险易演变成区域经济系统风险”。

　　已有企业领略互保之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日在温州召开的座谈会上，瑞新集团董事长阮春道说，其碰到的困难，是为浙江信泰集团担保5600万，“由于信泰的老总此前跑路，我们有5600万的贷款要还。如果互保的企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企业是很难扛住的。”

　　“信心来了，什么都有了”

　　方培林向早报记者介绍，自温家宝总理来过温州后，“目前大企业的信心在逐渐恢复，但小企业还不行。”

　　周德文认为，有关部门要谨防“三逃”。首先是中小企业倒闭和逃跑；其次是担保公司逃跑，“包括寄售行、典当行、租赁公司以及各类无名分的吸收社会资金的‘地下钱庄’，开始跑路”；第三逃，即“银行逃”——“这是最可怕的。实际上，每个银行都或多或少，变相涉及民间借贷。最明显的就是，利率双轨制导致很多贷款流向民间借贷。一旦走到这个阶段，就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甚至威胁到社会安定。”

　　“此次民间金融风波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他认为，随着大批贷款年底到期，明年农历春节对温州企业家来说就是“年关”，如果处理不当，届时可能还会有大批老板跑路。农历春节是中国民间借贷传统的收账截止日。

　　温州民间资本研究会会长、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认为，目前仍有两波风潮需要平息，一是担保业的潜在危机，二是民间挤兑潮的出现，“只有这两波平息，才能说真的平息”。

　　当地相关专家还表示，目前绝大多数温州民企都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有关联，这一轮的信贷收紧使不少企业贷款无门，同时房产限购令又使温州老板所开发的楼盘或自己所拥有的房产滞销，资金一旦卡壳，必然影响其实体部分。而根据温州官方统计，用于房地产项目的民间借贷资金达220亿元，“因此房产调控措施也有待观察”。

　　方培林说，政府以及各方力量的当务之急是引导市场树立信心，“信心来了，什么都有了”。马津龙则认为，经济形势一改变，信心就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