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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能摆脱“资源诅咒”吗?(2)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30日 17:50  南方周末

  2000年初,徐文养着几辆卡车为焦化厂拉煤,看着焦化厂赚钱眼馋。在山西全省的“6·5”关停风暴中,响应号召的徐文凑足了资金上了更先进的机械焦炭生产设备,上了新设备之后,政府说应该延长产业链,需要上化工产品生产设备。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焦化厂的煤焦油中可以提炼多种化工产品。结果没过1年,环保总局的流域限批的一纸禁令下,地方政府要求再上环保设备——焦炉除尘、挡风墙、废水循环池等设备。

  徐文算过一笔账,全部上马这些设备,一个焦炉少则投入几千万元,多则上亿元。

  事实上,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给煤老板施加压力,调整产业结构。

  去年煤炭形势最低谷期间,山西省高平市政府就曾自掏腰包,组织40名拟关闭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和矿长到苏州培训。其目的就是留住这些煤老板的资金,让他们发展非煤产业。不过,究竟这些煤老板会将多少产业留在山西,现在还不得而知。

  调产让位于安全

  山西频发的矿难已经让山西的主政者不断更迭。调产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如何保证山西不出事故。

  过去,山西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此问题。从最早的技术改造,到后来的产权制度改革以至于资源整合,所有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山西平稳发展。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山西其实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摆脱煤矿事故的方法——产权制度改革。这项并不彻底的改革发轫于山西,却没能在山西推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在于山西的政策与中央政策无法衔接。

  2004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参加抢险的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表示必须施行煤炭产权制度改革。但是不幸的是,在山西临汾乃至全省推行产权制度改革之时,国家开始了关停小煤矿的运动。

  这造成的结果是,交了价款的煤老板一夜之间又变成了无产——他们的煤矿大部分在关停之列。

  政策的对撞让山西的煤老板空欢喜了一场。作为山西而言,也丧失了一次弥补、完善政策的机会。

  此后,山西的煤炭政策开始大规模资源整合,然而,由于地方各县与省里的意见不一致,主导整合的煤炭集团与煤老板的利益纠葛,加之去年山西高层更迭,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推行缓慢。

  为了更进一步管理煤矿,减少事故,新任省长王君的设想是进一步压缩矿井。这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思路。

  按照山西省最新的政策,未来两年,山西将在现有煤矿基础上再压减1500余座矿井,将全省矿井控制在1000座左右。这意味着将在现有2600座煤矿基础上压减60%之多。

  此举被媒体解读为“晋煤新政”。不过,一位长期参与山西煤矿事故调查的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制定的政策都是限制性的行政法规,没有人真正从实际地质、自然条件制定技术条例。“如果以‘堵’为主,让我干小煤矿也得出事。”上述专家说。

  以关闭煤矿为例。1998年山西开始的关井压产之时,县里首先是向上报指标,有一定的主动权。2007年山西省正式提出硬性关闭目标,后来要求凡煤炭资源小于200万吨、井田面积不足0.8平方公里、核定产能不到15万吨者都要关闭。为了落实关闭的目标,煤矿关闭指标被层层分解。

  结果,刚刚已经搞完采改的煤矿马上面临关闭的命运。有的矿长,甚至县级官员不得不通过县与县之间置换指标的方式规避。

  一位县级煤炭局官员说,通行的做法是,他们将其他县的保留手续、没有资源的煤矿指标买过来,保留本县的煤矿。一家花了2000万买了指标的村镇联办矿矿长告诉记者,他刚买了指标就要关闭,跑了四个月还是没有等来复产的消息。

  失落的山西

  各种恶性煤矿事故乃至黑砖窑,这些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起飞中,通过压低劳动力等各方面要素价格的发展轨迹。频繁的矿难、恶化的环境,让山西成为各界官员烫手的山芋。过去几年内,几乎每任省长都要在山西挥汗如雨,最终泪别山西。

  在短期内无法调整产业的经济结构下,山西为了获得煤炭循环的自我发展,就必须向中央讨要更多的政策,比如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此次4万亿投资撒向全国各地之时,山西也希望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

  谁也不会想到,山西曾经的辉煌。

  建国以来,山西一直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早在“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山西就占据了18项。“二五”期间国家继续加大对山西的投资。

  其间,山西形成了重型机械、铁路机车、军工、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电力、建材比较合理的工业格局。

  由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这一切在过去30年中丧失殆尽。郭兰英曾借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唱遍大江南北,现在这只能成为人们凭吊记忆中的山西。

  显然,由于山西的非煤产业并不突出,经济衰退之后,要保证经济增长,必须通过煤炭。其主要手段就是煤炭寡头制,这也是山西目前极力培育的增长点。可以看到,几任山西官员都在不遗余力地提高山西煤炭产业的集中度。

  尽管谁都知道,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排斥其他产业的,比如旅游,但是山西似乎在短期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山西的“失落”正在从政治、社会生态层面蔓延到经济层面。

  过去几年内,山西成功掌握了焦炭的定价权,自诩为中国的焦炭欧佩克。去年年中焦炭价格飙升至顶点时,山西从事焦炭生意的一位集装箱老板即忧虑地告诉记者,每次协会开会大家都在齐声说涨价,“这条链条迟早要被绷断”。

  可以发现,近几年,山西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煤炭产量的增长速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在关停煤矿的过程中提升了煤炭价格。以往山西的煤炭产量只要有所波动就会影响全国的煤价,现在这种优势正在消失。

  其中,内蒙古、陕西、新疆等地的煤炭产量正在逐步上升,加之电厂海外购煤的冲动,冲击山西煤炭价格寡头制的态势已经形成。今年一季度,内蒙古煤炭产量已经首次超过山西,成为中国第一产煤大省。

  山西的明天在哪里?谁来拯救山西?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山西的一位官员说,他曾看到一块广告牌:假如明天没有煤,山西该怎么办?“假如过去没有煤,山西可能就是今天的深圳!”上述官员自问自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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