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能摆脱资源诅咒吗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特约撰稿 李廷祯 发自太原
“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因过度依赖资源而导致经济落后。30年来，以煤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终于让山西又一次吞下了苦果，如何从举步维艰的困境中挣脱出来，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山西的头等大事。
对于山西的主政者而言，这并不是个好年头。
一夜之间，这片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钟摆停止了摆动。从太原出发，向南、向北行进，原本重型拉煤车挤满道路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即使隐匿在山间曾火光冲天的焦化厂、铁厂也已偃旗息鼓。
从去年10月经济危机席卷以来，占山西重工业90%以上比重的煤炭、焦炭、钢铁和电力全面下滑。山西成了能源工业的重灾区。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完成599.6亿元，同比下降22.4%。相比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增速位列全国第一的状况，山西一季度财政收入完成423亿元，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40.2个百分点。
山西省政府的一份报告以少有的语气写道：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山西明年下半年将有三分之一的县市无法正常发工资。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山西是典型的煤炭财政，全省煤炭工业收益占全省可用财力的一半。“工业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财政收支十分困难。”4月16日，山西省长王君如此总结一季度经济形势。
这和十年前的山西经济如出一辙。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煤炭市场低迷，山西经济滑落到了全国倒数几位。
过去的岁月之中，山西经济承载一个难以转身的负担——财政收入受制于煤炭市场行情大起大落。进入新世纪，当其刚刚享受煤炭带来的喜悦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这些化为了泡影。
事实上，泡影的背后则是山西30年以来形成的以煤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也让山西的政治、社会生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山西的主政者费尽心思调整产业结构，然而这些积弊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调整。
山西之泪
“孩子他爸出事那天晚上，小孩一直说怕怕。”4月初，在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拥挤的院子内，33岁的张素梅回忆起自己小孩那天反常的举动的时候，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不懂世事的2岁的孩子孤独地在床上玩耍。“2·22”屯兰矿难中78人长眠地下，张素梅37岁的丈夫就是其中一员。屯兰矿难是山西新任省长王君上任后遇到的最大一起煤矿事故。
总结屯兰矿难教训时，这位煤矿出身的省长潸然泪下。摆在王君面前的是一个两难决定：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又要保证山西不再发生事故。在一个以煤为主，以复杂地质条件著称的产煤环境中，这种决定显得过分沉重。
至少目前，外界的解读认为，王君的首要任务还是遏制矿难的发生。有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4年，山西全省有1.7万多名矿工长眠地下。
正因如此，紧张的情绪充满了这个煤炭储量、产出占全国1／4的省份。4月初，记者在太原通往古交市的路上还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拉网查处违禁爆炸品。路边不断闪过的采空区标志提示已进入矿区。
屯兰矿难之后，山西的煤矿事故之弦再次紧绷起来。山西省内的一次内部总结会议上，一位主管煤炭的县级领导面对即将出台的问责制度，反问煤炭主管部门：那么多管理部门，为何管不住煤矿？如果问责制继续加强，县级官员根本无法干事。
在他们看来，小煤矿往往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关停小煤矿，地方的经济根本无法发展。目前，山西省91个产煤县财政收入的40%至50%来自煤炭，其中36个国家级重点产煤县的70%以上财政收入来自于煤炭。
去年冬天，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注意到很多老百姓甚至没有煤烧。由于整个市场疲软，加之停产整顿，很多煤矿无法生产，为了让当地老百姓过冬，山西寿阳县甚至出台“煤票”政策，以求煤矿低价供应煤炭。更有甚者，老百姓开始上山砍树。
难怪当时山西本地官员惊呼：山西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从临汾出发路经其管辖的乡宁县的道路上，可以清晰看到“乌龟壳”般的道路——路面被分成两半，一半路面负重的拉煤车行走，坑坑洼洼，修补得如同乌龟壳；一半路面完好无损，属于正常车辆以及空载拉煤车行走。
过去这条道路熙熙攘攘，烟尘遮日，甚至白天行车还要开灯，现在空空荡荡，只有路边闪过的院子内停放的拉煤车证明着曾经的辉煌。
山西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省11市工业生产都出现了负增长，其中临汾降幅最大。
对当地的居民而言，经济萧条中，虽然他们失去了工作，然而至少环境得到了改善，他们见到了久违的太阳。临汾，这个牛车与宝马等高档轿车在一条道上行驶的城市曾经位列全球九大污染最严重地区之中。
产业调整之难
临汾正是山西的缩影，也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严重依赖能源工业的典型。这些年来，山西历任主要领导一直试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配套政策和资金的缺乏未能如愿。
一位山西官员毫不客气地说，有时产业结构调整(下称调产)好比挖祖坟一样难。过去在山西主政的官员大部分是挖煤出身，有一种天生的煤炭情结。在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山西已经将能源重化工基地等同于山西的发展战略，结果导致发展道路“越跑越窄”。
显而易见，山西调产之难并不是常人能想象的。
这种调产的积极性在1990年代末期最为突出，当时全国煤价已经跌到了谷底——山西多数矿务局半停产，工人工资发不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10月，山西在运城召开了调产会。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山西要培育优势产业、优势产品、优势企业。
此后，调产成了全省上下的口头禅，山西的经济要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当时山西阳泉甚至提出要打造北方瓷都的雄伟口号。
山西研究煤炭的学者指出，山西此间的调产都在延续“煤炭经济小循环”的怪圈——煤焦铁、煤电铝、煤焦化等。
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山西每次调整经济结构都会遭遇“冷调整遇到热市场”的尴尬境地。最终这些调产计划全部消弭在煤炭价格的高涨之中。
2001年冬天，煤炭价格从50多元跃升到100元。2002年后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山西进入煤炭矿难的高发期，与此同时煤炭价格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飙升——价格从200多增加到400元到500元。
在这种状态下调产，简直难上加难。在很多人眼中，山西与其调产不如多挖几铁锹煤，而且山西多山、多沟，即使污染，也不会污染到哪里去。
对很多煤老板而言，2000、2001、2004年之间的几次调产更是一场无边无际的梦魇。
焦化厂老板徐文(化名)就是其中感触最深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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