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两大“发动机”

　　城镇化。按照新一轮城乡总体规划，到2020年，重庆主城区会成为面积1000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的国际大都市，全市城镇化率从现在的50%提高到70%。

　　工业化。近五年重庆计划累计投资9000亿元，重点打造“ 6+1”产业基地，即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业、石油天然气化工、材料加工、电子信息、能源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都市工业基地；打造集成电路、软件服务外包、信息家电、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煤化工、材料、装备制造以及汽车和通机等九大新兴产业集群。

　　(《中国企业家》根据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专访素材整理)

　　重庆崛起的六大优势

　　交通和区位条件优越。重庆是我国西部体系最完备、功能最强大的综合交通枢纽。未来四五年内，将有8条高速复线铁路、8条高速公路通向全国。长江航运到2012年集装箱实际吞吐量预计超过200万箱。重庆机场规划了4条跑道，目标是成为国家西部门户机场。

　　大工业基础雄厚，大城市服务功能强大。重庆产业基础雄厚，行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备，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综合化工基地、医药工业基地、仪器仪表基地。

　　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低，保障有力。目前，重庆平均地价在东部的40%以下，工业用电、用气、用水价格在东部的60%以下，劳动力成本是东部的65%左右，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仅相当于东部的50—60%。

　　人力资源素质较高，供应充分。重庆有57所高校，近400所职业院校，近1000所各类科研开发机构，人才总量近200万人。重庆各类劳动力储备和供应相对充裕，全市常住人口2800多万，有800万左右农民工，加上四川、贵州等地来渝务工人员，能够保障各类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需求。

　　融资环境宽松。重庆正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现在是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金融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银行存贷比保持在80%左右，银行不良贷款率2.5%，排全国第四。除传统的“银证保”金融机构之外，重庆有80多家担保公司、52家小额贷款公司。

　　财税政策优惠。重庆是内陆优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西部优惠政策、三峡库区特殊政策和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相互叠加。鼓励类产业一律执行企业所得税率15%政策，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0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家》根据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专访素材整理)

　　台商如此，内地企业家更不落后。蔡正法，浙江台州温岭商人。从台州“移民”重庆有一年时间。

　　2006年下半年，得知巫溪县在搞产业园，园区内可以享受三峡库区的优惠政策，蔡正法即刻过来考察。2008年2月，隆锦集团在重庆正式成立，蔡正法出任董事总经理，主要产品是彩钢板、彩铝板，“今年6月投产，产值可达5亿元左右。明年可达10个亿。”

　　“公司原来在台州生产，再往全国销售。现在在重庆生产，然后销往大西南地区，物流成本可节省400元/吨。这里天然气比较充足，台州那边比较少——能源也能节省400元/吨。”蔡正法给记者计算，“包括物流、能源水电气、各种优惠政策——用工方面的、税收方面的，一吨产品可以节省成本1000元左右。在台州我们的利润率在10%左右，在这里可以达到15%左右。”这样算的时候，这位原本瘦小而不苟言笑的商人，笑了。

　　“更好的是用工问题，台州用工比较难，在这里招工比较方便。按三峡库区政策，我们用人，政府帮我们培训好；如果由我们自己培训的话，每人补贴200元；如果用三峡库区的农民工，政府连续三年每人每年出2000元，还有住房补贴。”

　　“现在沿海用工、土地、能源都紧张。大西南的优势是发展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商机，环境也相对比较宽一点。”在台州工业用地价格在60—100万元/亩，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工业用地价格基本在10万元/亩左右，甚至更低。也因此，隆锦集团在重庆除了彩钢板生产外，又扩展了多个项目。“我们用3000万收购了巫溪药厂，还准备在巫溪投入1.5亿元，开发大官山旅游项目，同时投资4亿元，建多晶硅项目。”项目多，投入资金比较大，不过蔡正法不是特别担心，“贷款，中央对库区专门有一笔基金，总额在200个亿，同时政府对贷款贴息85%。”

　　“以前，是我们出去找投资商，像大海里捞针，现在是投资商找我们，是大海里捞鱼。”谭向阳有些得意。

　　大势将向

　　“落子重庆”，是因为看到了重庆诱人的条件和基础。

　　“‘三线’建设打下了产业基础，重庆比河南、湖南产业基础要好；真正城乡统筹后，重庆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中心。一小时重庆，二小时贵阳，三小时昆明，四小时兰州，五小时武汉，六小时广州，七小时北京，八小时上海；我们的体制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作为基层招商工作人员，谭向阳渐渐知道什么是投资者真正在乎的。“重庆是直辖市直接管下面的县。行政公务成本，全国是57个百姓养活一个公务员，重庆是35个百姓养活一个公务员。国家给的西部大开发和城乡统筹的政策也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

　　曾经参与浦东开发的黄奇帆，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来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已经7年。他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认为，重庆对于工商资本确实是有吸引力的：交通和区位条件优越，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低，融资环境宽松，财税政策优惠。

　　“所得税政策比别人好，再加上国务院3号文件——145条专门针对重庆的政策，对重庆下一步发展是很大的机遇。只要重庆抓住机遇，把配套设施、配套环境做一做——把高速公路的收费全部取消，再把长江航运航道做好——那就非常好了。”来自长安汽车的尹家绪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语气轻松。

　　2008年底，已经享有西部大开发、城乡统筹以及三峡市库区政策的重庆，又有了中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区。黄奇帆透露，2009年，寸滩保税港将进入封关运作。其保税功能和上海洋山港的保税功能完全一致。

　　还有更大的利好。“《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3号文)让我们‘认真研究设立两江新区问题’。我估计今年就可以批下来。”李勇说。重庆坊间传闻，“两江新区”将是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的中国第三个特区，规划面积900多平方公里。

　　尽管一切还不确实，重庆在政策面不断向好是不争的事实。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把沿海的对外开放叫做“海洋战略”，把西部的开发开放称为“内陆战略”，认为“中国需要从过去单一的沿海战略，走向沿海战略与内陆战略的结合。”

　　“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依托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不足之处，对发达国家依托太大。印度10亿人口，东南亚4亿人口，14亿人口占了世界的1/5，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连通东南亚和南亚，就约等于打开另一个中国市场。从缅甸到重庆，比到上海、宁波港口近1200公里，同时绕过了马六甲海峡。如果重庆到上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修通，重庆到兰州、昆明的铁路修通，重庆就会成为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相结合的部位。”

　　“重庆的两江新区看起来是个小事，但如果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就是一个大事。”廖元和把重庆的寸滩保税区和将来两江新区的设立，视作国家战略调整的序幕。

　　负重起锚

　　2月17日，早春的雨淋湿了山城。车行驶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控规面积11.7平方公里的重庆凤凰湖工业园区内，可见建成投产的企业屈指可数，与记者见到的珠三角、长三角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内的工厂林业、厂房密集的景象迥然有别。微风细雨里，所见更多的是民工们仍在建设中的厂房和已经平整过的一望无边的空地。园区领导办公室空无一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园区还有很大的吸引投资的空间——他们出去招商了。

　　分布在重庆8.2万平方千米土地上，大大小小的48个工业园区，多数和凤凰湖工业园区相似——年轻、新鲜，虚位以待更多的外埠企业入驻。

　　要成为《纽约时报》所预言的“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重庆还需要时间，但又不仅仅是时间。

　　“十年前，我到重庆，那个时候重庆最普遍的矛盾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下岗工人爱‘散步’。十年后，失地农民与开发商的矛盾变成了社会普遍矛盾，不断有农民反映问题。”在渝十年的新华社驻重庆记者徐旭忠感慨。

　　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后滞留重庆的50万农民工、百万三峡移民中不能很好地适应他乡生活的回流移民，正徘徊踌躇于街头田间。农民，是重庆勃勃雄心背后的现实之痒。

　　国务院3号文，固然鼓励重庆在城乡统筹问题上大胆改革实验，然而重庆基层官员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做了一些城乡统筹的尝试，但是不成功。比如农民集中居住问题，农民集中居住的房子售价多少？农民能不能承受？有的人干，有的人不干，毕竟是要农民自己掏钱的事。并且，农村退出来的一些地，可能没有基础条件，缺少水电气，没有办法搞工业。”曾经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重庆土交所”目前运转搁浅，正是“统筹”难题的现实反映。

　　“现在一说城乡统筹就是土地流转。城乡统筹需要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也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进入农村。需要更多政策的支持、鼓励，否则不可能。”廖元和认为城乡统筹还需要政府出台更多可行的政策。

　　尹家绪也看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重庆中心城市非常发达，跟北京、上海都可以比，但农村穷得很，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地区也有。三千万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口在主城区。要转型光靠农业不行，重点要在工业上好好发展。希望在工业，但是难点也在工业，如何做好有非常大的困难。”

　　廖元和认为，重庆“电也好、气也好、水也好、劳动力也好，价格都比沿海低，但是物流成本高。物流成本降低，自然有产业转移过来。”同时，市场的活跃，也有赖于重庆投资环境的改善。谭向阳总结，选择离开的客商，“不是因为产业找不到配套，就是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重庆“八大投”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进做了很多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

　　还有，即使各种政策优惠能够形成“洼地效应”，仅仅重庆“孤岛式”发展也是不够的——既不能从周边引来资金、人才，也不能辐射开来。

　　“现在有人把重庆称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今年“两会”上，《中国企业家》问参与国务院3号文起草工作的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杨否认。“重庆GDP只占全国的1.6%，不到1.7%。与周边省份的经济没连起来。长三角，上海之外还有苏、浙城市群，环渤海地区是指京津冀三地。西部大开发十年，应该有一个中国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应该在城市群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具体说是重庆城市圈、成都城市圈加关中城市圈——西部川陕渝一个西三角。”

　　然而，打造西三角、成渝合作并非易事。“巴蜀之斗、成渝之争”，绵延千年。当下它们争夺的是区域经济中心的“老大”地位。有此地位，可享受更多国家政策资源。“四川现在往德阳、陕西走，我们在往下江、湖北发展，越走越远，背道而驰。”李勇对“西三角”的聚合不力，忧心忡忡。2008年，一个关于成渝两地如何合作的论坛上，他发表演讲称：成都不要做大的城市物流，重庆也不要，把物流基础设施共同布局在遂宁——渝遂高速路刚好在成渝之间的中间，离重庆一个小时，离成都一个小时。遂宁可以成为“成渝第三城”。李勇想藉此让重庆和成都的手拉在一起 ，不料，两面不讨好，“成都人也骂，重庆人也骂。”

　　在廖元和看来，重庆固然开启了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序幕，不过“并没有完全执行，更不是高潮”。

　　重庆，这艘内河的巨轮，虽已徐徐启航，前路却也依然漫长。

　　(本刊记者马吉英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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