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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篇:内陆巨轮下水

  地域篇·重庆

  要成为“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重庆还需要时间,但又不仅仅是时间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城市的道路在山间上下盘旋,高耸的大厦在车窗左右闪过。不过,出租车司机依然不屑于这个城市,“重庆就是个农民直辖市!”话里有重庆最大的现实:大城市、大农村,城乡二元分割。

  这无疑也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而当金融危机将东部沿海地区这架高速运转30年的引擎强行制动之际,人们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投向了内陆,投向了西部,投向了重庆。

  这座地处中国内陆深处的直辖市,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能否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板?

  西进重庆

  谭向阳埋头,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吃完了两碗米饭。因为“太忙”,他习惯了这样的吃饭速度。

  谭是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负责招商工作。两年时间里,他见了200位左右意欲投资重庆的客商。每一位客商,都绝非“一面之缘”。谭的招商成果不错。2007年招商引资额7000万元,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亿元。谭向阳保守估计2009年这个数字变成5亿没有问题,“一家大型物流公司5亿元的投资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谭向阳“哗哗”地翻前一天的《永川日报》,指着“拉法基永川生产线已投入800多万建设”的大标题告诉记者:这个项目,他前后花了几年时间谈成。项目一期投资达7亿元、年产能力150万吨。事实上,拉法基旗下的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2005年正式在重庆成立。此后3年,旗下五家工厂先后布局于重庆市的南岸区、江津区、合川区、涪陵区及九龙坡区。

  同在2月17日,海螺水泥召开股东大会。会后,执行董事郭景彬据实告诉股东,“现在东部市场偏弱。最差的区域仍然是浙江,本周仍有61条生产线停产,其次是苏南地区。中部市场较好。对于2009年即将实质性进入的川渝等市场,现在情况非常好。”此前,海螺水泥刚刚通过了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决议——超过12亿元的资金投向公司位于重庆等地的生产线项目。

  3月10日,冀东水泥发布公告称,拟与重庆金桥合资设立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预计投资总额8.5亿元。投产后,形成年产300万吨水泥的产能。保守计算,公司将增加超过12亿元的年销售收入。一年前,冀东水泥在整个西南地区的营业收入还是零。

  水泥建材行业世界及中国的巨头,就在近两三年时间里,先后落子重庆,布局西南。四处弥散的商战硝烟一如山城的雾。

  电子信息产业也在上演“西进重庆”的好戏。2005年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成立之初,被称“土豆地里种芯片”,不料茂德科技、电科、IBM、惠普等众多国内外IT电子产业巨头真的落户。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称,未来5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还将有2000多亿元投资。比水泥建材以及电子信息企业早一两年时间里,海尔、美的、格力一批家电制造商,以及雅戈尔、杉杉西服、奥康一批轻工产品制造商,更是早已在重庆完成了它们的产业布局。

  “最初,电子类公司是在重庆设分公司,主要做商贸。后来发现这个地方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而且物流成本也比较低,最后决定建厂。通过建厂,可以辐射整个西南地区。”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解释一个产业何以在重庆无中生有。

  这里已成为台商转移的新热土。江苏昆山大大小小的台资企业,陆续投资重庆。除了重庆作为昔日的“陪都”在文化和心理上的亲和力外,台商也有自己更为直接和现实的考虑:重庆将建设11条铁路通向全国、12天就能贯通电子信息产品主要市场的欧洲,比内地沿海城市海运时间缩短了10天左右。重庆还有中国内地惟一的“水路+航空”的保税区。

  [回乡创业]

  菜花尽头的连锁鞋城

  17年前,罗玉东初中毕业,外出打工。17年后,因金融危机返乡。人生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不过,现在人们已经客客气气地称呼他为“罗老板”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菜花尽头的“鞋城”

  2月17日下午,记者从重庆市区一个多小时到永川,再从永川城区穿过无数山梁——沿途梯田上的菜花黄了——到达陈食镇。“江豚鞋城”写在门楣上,叫“鞋城”,却也只是小镇主街上的一间鞋店。鞋店是返乡农民工罗玉东今年元旦在川渝地区正式营业的8家连锁店中的一家。

  17年前,罗玉东初中毕业,因在家务农“没意思”,外出打工。17年后,因遭遇金融危机,回乡创业。人生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不过,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客客气气地称呼他为“罗老板”。

  “江豚鞋城”若搁在重庆解放碑是极不起眼的,即使在永川南大街上也只能是很普通的鞋店,但在陈食镇,它看上去很气派——镇上惟一一家很有城市气息的店——透明的玻璃门面,站街道上,就能看见店里浅黄色的鞋柜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鞋,以及和城里鞋店一模一样的可以坐着试鞋的舒服的红色长凳。鞋店里还安了电脑,甚至电脑里的管理软件也和城里一二线品牌专卖店的一模一样。

  店里的鞋都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三、四线品牌。店主郭洪远举起一双鞋,“这双鞋打完折后,我们才卖90元。”

  店主郭洪远是罗玉东同学的外甥,店员是他的女朋友。去年10月份,郭决定加盟江豚鞋城。鞋店装修花了40000元,房租第一年7500元。这一天他们在小镇上卖了10双鞋,销售额1500元左右。过年、赶集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额能达到三四千元。“上个月,我们拿销售额20%的提成,赚了8000多元。”郭洪远算了一下,今年他就可以赚回全部的投资成本了。

  “罗老板,明天是周二,你又可以到我们那里去招工了。”李祖维提醒罗玉东。李是永川就业局的工作人员。罗玉东想找几个拓展员——“最好是大学生,能说得清我们的模式。”现在罗自己一个人在跑江豚鞋城在重庆和四川地区的加盟商。

  不过,罗玉东不肯叫“加盟商”,他自己创了一个叫做“业主”的词——“我们类似股份制,不收加盟费。装修、房租业主自己出资。我们在每个店投入30万元铺货。货不要业主(预付)一分钱。店里工人工资也是我们出。业主自己卖鞋的话,我们也给工资。最后,业主拿销售额的20%,我们拿销售额的80%。”

  罗玉东招商条件的优厚有自己的道理。当年和罗一起外出打工的二姐,在晋江开了外贸鞋厂,外贸生意不好,鞋就拿给弟弟在老家销售了。同时罗玉东在中国两个制鞋重镇——东莞以及晋江浸淫多年,认识了很多三、四线品牌的鞋企老板,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

  2008年的最后4个月,罗玉东在谈了几十潜在加盟商后,终于找到了8个加盟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鞋店都开在了菜花的尽头。

  从打工仔到罗老板

  山城二月,嘉陵江畔白玉兰花开。

  “要的、要的。”罗玉东已经放弃了他在珠三角、长三角说了17年的、被调侃为依然带着火锅味的普通话,重新操起了地道的重庆方言,只是开车还需要老同学指路才辨得清方向。毕竟重回故乡才五个半月。

  罗玉东的打工生涯和中国2亿农民工并无太多差别。17年前到广州找工作,有睡在马路上、三天三夜没能吃上一顿饭的经历;在广东江门鞋厂做裁剪工,有连续加班两天两夜,最后累得在洗手间睡过去的经历。工资1000多元一个月;在福建晋江一家刚创业的鞋模厂当司机,只有一台车,又要跑业务,又要买东西,又要送货……有时干到晚上两三点,早晨五六点又起。工资2000多元一个月,过年的时候,再拿一个一两千元的红包。

  不过到2005年,罗玉东终于积攒了五六万元,在晋江开了一家给鞋模厂做配套的洗铣厂。此后,又先后独资或者与人合伙开了同样是给鞋模厂做配套的人造木厂、镀镍厂、咬花厂、CNC加工厂。工厂最多的二十来个人,最少的三四个人。5家工厂加起来一年的营业收入也不过百万元。相对于规模企业而言,实在微不足道,但对一个打工仔而言,够生活了。

  人初定,风波又起。2008年刚开始的时候,罗玉东就感觉账不好收,“不好做,后面越来越累。我们和那些大工厂接触很多,他们的账难收,我们的账就更难收。我们给他们做五万(的活),他们只给五千,还要自己贴腰包去做……”

  9月1日,罗玉东关了洗铣厂和CNC加工厂(罗说2008年晋江1/3的工厂关停了,关停的都是他那样的小厂),余下的三家小厂交给小舅子照看。他和妻子离开了那个被称“中国鞋都”的地方回到重庆。最初想在重庆市区、县城经营鞋店,却发现李宁、安踏、特步等一、二线品牌的专卖店,早已经把主要的商业街挤爆了。“竞争激烈、压力大。”于是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到乡镇开鞋城。“开连锁店的成本低,并且消费能力也很好。”

  罗玉东还是农民工那种相当沉默的性格,如果你不提问,他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有谈到自己的江豚鞋城,罗玉东可以滔滔不绝——

  “乡镇毕竟离市区很远。(到市区)还要花几块钱坐车。而我们是厂家直接放鞋到店里,减少了一笔(代理)费用。市县150元(一双),我们这里100元就可以买到了,他为什么要跑到市里去买?”

  “我们有运动鞋、皮鞋、童鞋……一家老老少少过来的话,都可以把鞋子买到。如果一个镇七八万人口,1/3的人一年在你这里买一双鞋的话,就很可观。事实上,他没有太多选择,这个镇上就一家鞋城。”

  在路上

  2009年春节过后,重庆350万返乡农民工中,50万选择了留在重庆不再外出打工。这50万人中,又有10万人和罗玉东做了一样的选择,自己创业。

  作为曾经的农民工,他们的原始资本积累极为有限。除了面对自身的资金局限外,他们还需要面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真实的创业环境。罗玉东也想过贷款。“市里要贷款的话,需要同一个人姓名的两个房产证,或者公务员担保。我们有两套房,但是一套户名是我妈的,一套户名是我自己的。别人又不会给你担保,所以你肯定是贷不出的。”资金方面,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愿晋江那些欠款能够收回。当然,即使在晋江,他也一样贷不到款。

  不过无可否认,比之晋江,重庆的物流不便。“重庆大的好的标准化的物流公司还很少。在晋江,如果外省运过来的(货),我们说你运到哪里哪里,他们(物流公司)都会直接运过来,而在这里就不行。他们非要运到他们货运站去,有的甚至还是运到重庆的,还要自己去运回来。”罗玉东计算在重庆一双鞋的物流成本比晋江至少要贵5毛钱。

  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比物流更不能承受的是税收之重。“我们在四川安岳县也有一家店,店里收税要收营业额的3%。如果卖了5000元的话,就要交150元的税。这个太高了。我们招商时候,肯定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罗玉东并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只是说到税收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抱怨了下。

  2009年重庆将为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建10个农民工创业园,据说园区还将提供贷款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不过,罗玉东的连锁鞋城并不在园区之内,能不能享受相关政策,一切都是未知。区就业局倒是提醒罗玉东,可以去上区里免费的“SYB(START YOUR BUSINESS)”创业培训课程。不过罗玉东已经忙得没有时间。

  在外打工的17年,每年清明,罗玉东都会回老家重庆永川大安镇,今年及此后,他将再不用千里迢迢地归乡。“只要我回来,肯定是不会回去了。也想在这个地方搞点事业,毕竟是家乡,要比外面好多了。”返身归来的故乡并不是天堂,否则不会离开那么久,只是罗玉东怀着希望——

  “现在都愿意搞(加盟)。关键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这个模式坚持下去,把一些品牌引进来。安踏、特步,也都走到乡镇来了,有的镇甚至还有了耐克、阿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都愿意穿好鞋。到了我们有50家、100家店的时候,像快节奏等一些还不是特别知名的品牌,肯定想进我们店。我们卖得好、全国连锁了,那些鞋厂都会争先恐后的找我们。我们收他们的入场费,一个款式50元,或者一个颜色50元。赚这笔钱就够了。我想做成鞋类的国美或者苏宁。我们最开始的眼光就是根据他们来的。”

  [市长访谈]

  重庆凭什么起飞?

  —— 专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杜亮

  《中国企业家》:您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企业重庆”的概念。请问在打造“企业重庆”上,您有哪些具体想法?

  黄奇帆:“企业重庆”有三层内涵:一是重庆的企业在规模上要有一批中国500强甚至世界500强的大集团;二是重庆企业家要在全国企业界有影响力,能够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大有作为;三是重庆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品牌让天下人都比较熟悉,喜欢。

  打造“企业重庆”这张名片,重庆已有较好基础,比如长安、力帆等企业,在国内知名度很高,但总体来说这张名片还不够响亮。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四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培育一批大企业集团。下一步,我们将通过资产重组、资源整合等措施重点打造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争取到2012年,重庆本土出现一批销售收入上百亿、几百亿元的企业,让更多的重庆企业进入中国500强,长安集团、重庆化医控股这两家年销售收入达千亿元的企业尽可能跻身世界500强行列。第二,提高企业的品牌竞争力。争取到2012年,工业企业研发费占工业销售值的比重达到3%,新产品产值率达到40%以上,形成一大批享誉全国、世界知名的优质品牌。第三,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家。企业家资源既是企业的生产力,也是一座城市的竞争力。一流企业离不开一流企业家的领导,一流城市也离不开一流企业家的参与。我们将创造条件努力提升重庆企业家队伍的战略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对出资人的忠诚意识和道德风险意识,提高企业家的知名度、影响力、社会责任感,为企业后备干部提供广阔的创业和成长空间。

  《中国企业家》:您被誉为“金融市长”,而金融业的本质是运用杠杆的一个过程。您认为,撬动重庆的发展有几大杠杆?

  黄奇帆:重庆有城镇化和工业化两大动力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两大杠杆。过去几年,重庆市政府组建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简称“八大投”),赋予全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重任,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由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向以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方式转变,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

  “八大投”融资平台的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作用。2002年以来,“八大投”在全市高速公路、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城市道路桥梁、自来水厂等公共设施建设中,累计投资1800多亿元,平均每年300多亿元,全市每年75%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都是“八大投”来完成的。

  第二,融资平台作用。“八大投”通过银行融资、债券融资等市场化运作,替代了财政借债的功能。同时,也是开发性贷款的融资平台。国开行的上万亿元长期贷款,都是跟各省财政厅签的,只有在重庆的六七百亿元贷款是跟“八大投”直接签的。

  第三,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003年开始,“八大投”收购20多栋烂尾楼,带动重庆120栋烂尾楼的处置消化。

  四是金融创新。其中最大的创新,就是组建渝富公司,并赋予三大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对困难工商企业坏账进行债务重组。比如,2004年渝富公司用30亿元把重庆1000多个企业过去十几年在工商银行积累的坏账157亿元打包买断,再由渝富公司向这些企业催债。这样,不但银行收回了一笔资金,企业信用得到改善,也避免了职工下岗,一举三得。第二个功能是土地重组。比如,一个即将破产的企业,除了一块地一无所有,只有将这块地卖掉才能安置职工,但如果职工没有安置,法院就不能宣布企业破产,法院不宣布破产就不能卖这个地。这种情况下,渝富公司就出来“解套”,即先出一笔钱安置职工,等法院宣布企业破产后再把地卖掉,然后把钱收回。企业搬迁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三个功能是资产重组。重组对象包括西南证券、重庆银行、农信社、重庆实业、ST东源、重汽等。

  除了利用渝富公司进行的金融创新外,我们最近一两年大力发展小额贷款、担保、金融租赁、信托、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非银行法人金融机构,作为对传统“银证保”金融体系的补充,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已批准了52家,资本金总额达41亿元,今年将再审批30家,形成200亿—300亿元的融资能力;担保公司达到84家,注册资本85亿元,今年争取资本金达到100亿元,担保能力达到800亿元;成立了一家50亿元规模的私募基金,力争今年内再成立2-3家,达到200亿元规模。另外,重庆正在筹建改组3家融资租赁公司、3支各10亿元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信托公司融资能力也有200多亿元。今年力争通过这些金融机构融资600亿元左右。

  《中国企业家》:您是上世纪浦东开发的参与者,7年前又来到地处内陆的重庆。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高度,您如何理解沿海发展和内陆发展的时空转换?

  黄奇帆:从沿海到内陆发展的时空转换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经济目前的对外依存度达70%,主要表现在沿海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内陆的对外依存度是很低的。像重庆,只有13%。经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国将进入“内需立国”时代。这是重庆面临的巨大历史机遇。

  世界上有两个内需立国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能够在独立后100年就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大国,与他们的中西部大开发、大投入是分不开的。着眼于激活中国内陆潜在需求、激活广大农村市场、启动城乡统筹的“内需立国”之路,会使沿海受益,内陆受益,全中国都受益。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陆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也许正是从现在起,中国将开启一个地区差距逐渐缩小的时代。

  《中国企业家》:重庆在“内需立国”的过程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黄奇帆:改革开放成就了上海、北京、广东等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内陆发展过程也会成就一批大城市的崛起。重庆位居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500公里半径内有3亿人口,是最具代表性的内陆区域。重庆去年GDP增长14.3%,高于全国5个多百分点。国务院今年的3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对重庆的“黄金”定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对重庆是挑战但更是机遇。重庆将在这一过程中加快建设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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