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工业基地到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最大经济城市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周凯

　　11月29日，随着上海浦东陆家嘴工地内5台红色的桩基同时打桩，标志着“中国第一高楼”——高632米、共121层的上海中心大厦正式开工。

　　31岁的林立峰就在上海中心旁边的环球金融中心里上班，这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建筑，这里的租金大约是每天每平方米3.3美元。

　　6年前，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不是上海人的林立峰留在了上海。上大学之前，他只在6岁时来过上海，对上海的印象停留在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和大白兔奶糖上。现在，林立峰已经是个“新上海人”了，娶了个上海媳妇，3岁的儿子上海话说得比他要好，“以前外地人的感觉特别明显，现在这种感觉基本上没有了，我也开始慢慢喜欢上这座城市了”。

　　布局不合理束缚工业老大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制造”曾经让很多上海人引以为豪，大到缝纫机、电视机、自行车，小到手表、钢笔，“上海产”是优质的象征。

　　“谁要是骑一辆凤凰或者永久牌自行车，无异于现在开个私家车，风光得不得了。”1976年结婚的上海市民陶林回忆说。“要托人弄到票才能买到一辆自行车，能在自行车厂工作更是让人羡慕的不得了”。

　　今年48岁的陶信解就曾先后工作于上海凤凰和永久自行车厂。“那些年，工厂的效益一直很好，不仅每年加工资，而且还发自行车票，我的工资最高曾涨到八九百块钱一个月。”陶信解说。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我国传统的工业城市，上海形成了行业门类齐全、产品种类繁多、技术力量较强、配套协作度较高的工业生产体系。

　　但是，由于上海工业是在解放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业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深刻影响着工业的空间格局。尽管经过几次大规模调整，并在近郊先后开辟了彭浦、北新泾等8个工业区，在远郊重点建设了吴淞、金山卫等7个工业卫星城镇，但随着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大，工业布局集中在中心城的周围没有根本改变。

　　上海这种呈环状密集于中心城区的工业布局，不仅与城市发展规划产生矛盾，也给工业企业的自身发展带来不少问题：严重污染城市环境，增加市区交通运输压力，影响了企业的自身发展，阻碍了中心城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工业布局的不合理是产生上述种种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根源，只有从调整工业布局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龙头行业的破和立

　　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几乎是每个来上海旅游的游客都要参观的景点之一，东方明珠三条腿中的一条所矗立的位置，原来是浦东的一个纺织工厂，整个厂搬掉之后，撑起了上海市的这座标志性建筑。

　　纺织行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上海的第一大支柱产业。400多个纺织企业大多分布在中环线以内，所占土地面积有800多万平方米，今天上海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就建在曾属于上海纺织行业的土地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在产业布局上，结合旧区改造，将不符合中心城区发展需要、有污染的工业单位搬迁到郊区，为中心城区发展高层次服务业腾出空间。

　　整个“八五”期间，上海市工业系统按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转变的要求，对内环线内的450家中央和市属企业的700个生产点，利用级差地租，进行了搬迁，腾出约300万平方米的土地，工业布局调整明显加快。

　　1992年，44岁的朱匡宇接任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当时整个上海的经济发生了重大转折，纺织行业开始从历史上的巅峰滑落。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编撰的《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一书专门记录了这段历史。

　　一个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无法承受市场经济的压力。最明显的表现是，当时拥有55万名在职职工的上海纺织业年税利从最高峰的43亿元，滑落到13亿元，而且这55万名在职职工还要养活28万名退休工人。

　　与此同时，1991年，只有2.4万人的上海汽车工业，税利一下子突破了14亿元。一个雄踞了40年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纺织业，被一个新兴产业——汽车工业所替代。

　　纺织业怎么能再有作为？这是摆在朱匡宇面前的问题。以调整为主旋律的“第二次创业”变成了上海纺织行业当时的一个口号，“精干主体，压缩总量”是第二次创业的首要任务。

　　第一个关闭的企业是上海第二织带厂，这也是上海第一家破产的国企。这个厂曾经是行业的利税大户，共为国家创利税3000多万元，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急剧地走下坡路；到1993年，资不抵债，扭亏无望。市里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这个厂作为国企破产的试点。

　　1994年3月，厂方在报纸上登了破产公告，职工闻讯来到厂里，很多人哭了，但也接受了现实。4月2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这个厂正式破产。

　　上海是中国纺织业的摇篮。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那场全国纺织业大改革、大调整中，这个纺织业的摇篮却敲响了砸纺锭的第一锤。朱匡宇说，这一锤砸得人心痛，但不能不砸，而且要坚决砸。

　　1992年，上海纺织业在职职工为55万人，如今，这个数字为2.5万人。52万余名纺织工人接受了分流安置的命运。而帮助他们找到新的“饭碗”，成为朱匡宇和他的同事面临的最大挑战。

　　1995年，纺织业要裁员，当时提出要下岗38万人。这时上海航空公司找到纺织局，提出想在纺织系统招人。纺织局的劳动人事部门给予了积极配合，上海航空公司本来计划招14人，最后招了18名“空嫂”。

　　吴尔愉就是这18名“空嫂”中的一员。1983年，吴尔愉进入上海纺织印染机械厂研究所做技术档案管理工作，1995年纺织产业大调整时她32岁。上海航空公司应征的要求是36周岁以下，有孩子，有一定的人生阅历。起初吴尔愉只是想试试看，并没有太在意，面试的时候，考官让她们用英语做自我介绍，她却大胆地说：“我的英语都已经还给老师了，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不过最后，她还是在几千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成为18名幸运儿中的一位。

　　十余年里，吴尔愉飞行了上万个小时，以“微笑服务”为旅客化解难题。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借了上航招“空嫂”的东风，那段时间，社会上各个行业一共招收了5万多名下岗纺织工人，巴士公司招人，就有了“巴嫂”，寻呼台招人，又有了“呼嫂”，地铁招人，有了“地嫂”，当时，超市开始在上海发展，因此“商嫂”也出来了。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纺织工人当上了社区干部。

　　“凤凰浴火”是为了迎接新生，破茧成蝶的上海纺织以脱胎换骨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上海纺织为改革付出了许多，实现了改革中的“破”。在这个改革转型过程中，为适应市场经济也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实现了改革中的“立”。

　　当时，上海纺织提出了一个“三名战略”：名人、名厂、名牌。“名人战略”就是把最好的资产交给最优秀的企业家去经营，而为了适应资产盘整的过程，上海纺织工业局也在1995年转制成了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这样资产就大规模地流动起来了，向名厂、名牌集聚。比如三枪，已经从原来的三枪针织厂壮大成现在的三枪集团。在这一场破立并举、脱胎换骨的变革中，上海纺织主要的名牌，都很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并有了新的发展，比如内衣品牌“菊花”，服饰品牌“海螺”，家纺品牌“民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