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试验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

　　1986年这一年，刚调回温州的宋文光担任市委副秘书长，他觉得，温州的发展已经到了高潮。

　　就在当年11月7日，关于温州成为试验区的精神悄悄地在温州市进行了传达。此时，温州是否成为改革试验区尚未获得中央的首肯，正式宣布温州成为试验区的中央文件在1987年2月才出台。

　　“试验区要试验什么？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是否要放手发展。”宋文光告诉记者，中央领导提出要试验，主要就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态度不明朗，希望“一面实践，一面讨论”。

　　早在1985年，温州模式已经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庭工业、个体私营经济的大量兴起。但是，个体、私营经济是否属于剥削经济，是否属于资本主义，争议很大。怎么对待这种经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统一的看法。

　　1986年9月底，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试验区问题表示同意，要温州积极先干起来。

　　很快，温州试验区的消息开始在全国各地传开。从中央机关到各省、市、县，来温州参观考察的络绎不绝。

　　1986年的温州，交通还不是很便利，但就是在那一年，国务院三位总理先后来视察。

　　宋文光后来回忆，当年温州一共接待了4.4万多人次的参观考察，一下成了全国的热点。

　　这一年，《深圳特区报》称之为温州年。

　　宋文光告诉记者，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温州试验区的第一个任务，调整所有制结构、发育市场是改革的重点。其中，明确温州为试验区的中央5号文件对温州的试验明确提出，“允许突破现行体制政策”。

　　中央5号文件肯定了私人企业在那个阶段的作用。允许私人经济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的正式文件。

　　然而，对于温州试验区的争论却一直都没有间断，从温州试验区诞生之初，质疑声就不绝于耳。

　　“温州是自由化的典型”，“温州试验什么？试验资本主义”，“温州私人经济不能再放手发展了，而是要大力收缩了”。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1989年4月，有人写信给中央，信中称：“温州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严重、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

　　10月，一个署名“吴金候”的人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温州试验区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

　　还有一个医生编了一段顺口溜上告，认为正是由于改革试验区，才造成了温州“妓女满街走，赌博到处有，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

　　这样的声音很快引起了浙江省和中央的注意。1989年，浙江省曾有领导建议上报中央撤销温州试验区。同样在1989年一年间，中央先后派出了3个调查组对温州进行调查。

　　1989年10月22日，根据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指示，国务院研究室派出黄家全、李小明两名工作人员赶赴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在杭州与浙江省委领导进行谈话之后，黄家全、李小明来到温州，进行了8天的调查。

　　这8天中，调查组在温州8个县(区)、13个部门、36个厂矿企事业单位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份《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送中央领导审阅。

　　“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温州模式一直都备受争议，很多人把温州模式政治化了。”宋文光说，当时心里非常担心，改革开放刚刚尝到甜头，难道会因为这些争议再走回头路？

　　让宋文光松了口气的是，这份调查报告肯定了温州模式，否定了温州模式姓“资”的举报。

　　数据显示，从1986年到1996年，温州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其中，最低的1989年为10.5%，最高的1993年为42%。同期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的1992年也仅为14.2%。

　　从“晨昏鞋”走向二次创业

　　在温州，流传着这样的一句顺口溜：遇到绿灯，要加速开车；遇到红灯，要绕道开车。说的是温州人敏感、善于抓住时机、善于寻找解决办法。

　　如果说改革开放头几年温州人是遇到了绿灯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红灯出现了。

　　1987年8月，杭州武林广场，5000余双温州生产的劣质鞋被一把大火点燃，从这个时候开始，温州制造开始被打上了假冒伪劣的印记。

　　“当时温州生产的鞋确实质量不好。”康奈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津淼告诉记者，在1987年的时候，温州已经有6000多家大大小小的鞋厂，而温州并没有能够支撑这么多鞋厂的技术人员。

　　伪劣几乎是那个年代温州鞋的通病。“晨昏鞋”就是当时人们对温州鞋的戏称，一双鞋穿一天就坏。

　　1990年，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温州鞋成了全国打假的目标。

　　很多商场开始拒售温州货。有些商场觉得郑秀康做的鞋质量不错，但要求其改变产地，才愿意进货。但温州很多中小鞋厂因此停产、消失。

　　“我的企业也一样陷入困境。”郑秀康说。1987年，他的企业刚扩大规模到70多人,正是向上发展的时候。眼看艰辛创立的事业陷入困境，郑秀康心里既着急又难过。

　　南存辉同样也经历了假冒伪劣风暴。

　　就在火烧温州鞋之前的1984年，21岁的南存辉在柳市创办了一家名为求精开关厂的小企业。

　　“求精开关厂创办的时候，正是柳市假冒伪劣盛行的时候。”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当时柳市十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将柳市的低压电器销往全国各地。但当时没有什么技术标准，没有专业工艺，甚至没有货真价实的原材料。一些人甚至用铜触点代替银触点，用铁片代替双金属片，导致各地电力工程事故不断发生。柳市已经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越是作假越能赚钱。

　　南存辉跟别人不一样，他跑到上海去请技术员。

　　那时候的温州尽管活力很强，但相比上海并无吸引力，从一个国有大厂里挖技术员到私营企业去，别人都认为南存辉是异想天开。

　　也许是被南存辉的诚意打动，上海有3位技术人员跟着他来到柳市，白天工作，晚上一起打地铺。

　　正是因为这一点，求精开关厂在1987年就成为当地第一个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在1990年中央对柳市低压电器进行彻底的治理、整顿中，原来靠假冒伪劣产品赚大钱的企业纷纷成为被治理整顿的目标，而南存辉的企业却因为较早地注意到质量问题成为了被扶持的企业。

　　在考察了意大利的鞋厂之后，1989年,郑秀康引进了温州第一条机械化生产线，将手工制鞋转向机械生产。而这个时候，国内的制鞋厂，即使是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也仍然基本是手工为主，而且没有形成规模。

　　1993年，康奈的一双高档鞋卖出400元的价格。同年，康奈拿到了中国鞋王的称号。2001年，康奈在全国的鞋厂中第一个走出国门，在巴黎开设专卖店。

　　打击温州假冒伪劣商品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温州企业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新的转变。

　　就在温州企业家们还在为甩掉假冒伪劣的帽子想尽办法时，1992年，温州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

　　“经过改革开放前13年的发展，温州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宋文光说，但在温州，第一次创业留下了很多突出问题。比如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质量低，基础设施滞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等。

　　“二次创业时候的温州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说，当时市政府提出了质量立市工程、名牌兴业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等等，试图从整体上对温州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一次调整。

　　如果说温州市第一次创业是从农村改革起步、推动城市改革的话，二次创业则是由城市发展带动农村。

　　不仅仅是这些，在这个阶段，企业的发展更加大胆。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这些讲话让温州企业家有了信心。

　　“这个时候，企业开始摘下红帽子，改制成有限公司。”周德文说，这个时期是温州高速发展的时期，企业家不再象过去一样，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被国家随时拿去。

　　1990年之前，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中，绝大多数采取挂靠方式进行经营活动，也就是戴红帽子，挂集体企业的招牌。当地群众说这类企业是“牌子硬、成分假、财产是私的、管理是公的”的四不象。1987年，全市向工商部门登记的私人企业只有4家。

　　宋文光曾在1988年全国农村研究室主任与全国第三次试验区负责人会议上发言称，农民觉得集体企业太公，怕统，私人企业太私，怕割资本主义尾巴。

　　当时人们的顾虑由此可见，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不明朗让很多企业不得不戴着红帽子经营，以求平稳。

　　“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个大转折点。”宋文光说，由于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1992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88亿，比1991年增长了46.7%。

　　时代在一步步前进。1992年后的温州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这里越来越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从全国来看，10%-20%的服装、鞋，70%以上的剃须刀、锁具、眼镜，90%以上的打火机都来自温州制造，五金制品、低压电器、汽摩配件、陶瓷制品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产自温州。

　　在全国其他地方还不知什么是投资时，温州人已经开始了资本的扩张。房地产、煤矿、国有企业改制、水电站，20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寻找着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在温州，民间资本就高达6000亿元。

　　30年缓缓走过，尽管一路领先，却有不少人对温州的未来并不乐观。

　　“温州的未来就会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很难再继续领跑。”在洪振宁看来，温州的自身条件并不足以支撑温州继续走在全国的前面。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还在睡觉，温州已经开始骑自行车向前跑，一旦上海醒过来，开的是小汽车，很快就会超过温州。

　　温州能否继续领跑？温州人正用行动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