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变形记”

　　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追捧者们的期望和现实的政策导向存有巨大的落差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10月18日9时28分。这是王振滔相中的黄道吉日。这一天，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在温州永嘉县瓯北镇挂牌成立。这是温州市第二家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

　　20年前，时年24岁的王振滔一手创立了奥康。20年后，借道瑞丰，王振滔一脚跨进了梦寐以求的金融领域。

　　瓯北是永嘉经济最发达的一个镇，隔江相望的便是温州市区。除了揭牌仪式时那乡土气息十足的舞狮表演，和噼啪作响的鞭炮，你很难将这里和农村联系起来。瑞丰坐落在瓯北镇的双塔街上，毗邻的沿街店铺一个挨着一个，高楼大厦一座紧着一座。王振滔是当地的能人，同时兼任4个公司的董事长，用他的话来说，每个公司在温州都响当当。名声最响的恐怕是奥康集团。

　　5天前的10月13日，温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在苍南县玉溪镇开业。苍南地处闽浙交界处，这里曾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现在这家小额贷款公司名叫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董事长为陈开云。数个月来，无论是陈开云还是王振滔，都处于忙碌而又兴奋的状态之中。陈开云将联信当作一个全新事业，一个“难得的机会”。王振滔则私下里笑谈对未来的憧憬：“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

　　由央行在5个省份小范围试点了3年，今年5月份在全国范围启动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就这样被温州商人赋予了别样的梦想和雄心。

　　小额贷款试点的本意是引进民间资本，解决困扰政府多年的“三农”和微小企业融资难题。而在温州这个民间金融和商业活跃的城市，它又会结出怎样的果实？

　　高门槛之外的怨言

　　5月4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目的是“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过去，中国的小额信贷也曾以NGO或扶贫性的方式进行过试验。4年前，中国的小额信贷开始小范围尝试引入多种所有制形式。今年试点继续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

　　由于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中国经济遭遇国内外挑战之时，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有人认为政府将借此收编民间金融尤其是地下钱庄，给他们一个浮出水面的途径，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温州的民间金融资本一向很活跃，规模据估算高达6000亿元，其小额贷款试点被认为很具有示范意义。按照规定，小额贷款的利率不能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被看作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

　　“几千家企业在争16块牌照。”一位参与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争夺的当地商人说。而在江西等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响应者并不多。

　　方培林是温州民间金融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曾经以为，“没有人去响应。风险很大啊。干嘛要合起来一起借(贷)。出了问题谁负责？”方在上世纪80年代曾创立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和温州市第一家担保公司。他本想人之所未想，在别人没看好时，抢到政策头啖汤，从信用担保跨入放贷领域。没想到，希望完全落了空。

　　10月份，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方培林显得有些失落。7月份以后，浙江省和温州市陆续出台的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实施意见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这些具体的实施意见在国家政策基础上层层加码，大大抬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

　　本来有关部委的试点意见，并没有对主发起人做出特别要求，只要是自然人、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均可。但是按照浙江省7月初颁布的相关实施意见，今年内，温州市只有16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名额，原则上每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准入门槛上，浙江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要从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中选择，并对企业的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盈利情况做了具体要求。而温州市和各县在具体实施时，又进一步抬高了主发起人的门槛，比如永嘉县就要求发起人为当地的“功勋企业”。有人认为将门槛设置为功勋企业很不妥当。“为什么温州争夺名额这么厉害？大家觉得这个是荣誉！”

　　浙江省和温州市各级金融办的政府官员表示，设置这些门槛是因为僧多粥少，争夺牌照的企业太多，只能靠抬高门槛择优选择。即使这样，各地民营企业还削尖脑袋往里挤。仅永嘉县，据说就曾出现上百家企业争夺一块蛋糕的惨烈局面。不少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也加入争夺者行列。如此一来，担保公司、自然人和其它社会组织几乎完全排除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之外。

　　这无疑让很多热心者的梦想破灭。温州市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郭志超数月前曾对媒体表示：“几乎所有的担保公司都有转制的冲动。温州市270多家担保公司人人都跃跃欲试，暗暗铆着劲。”同样曾铆足劲的还有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周德文。10月份，本刊记者再度采访周德文时，他已不再提申请小额贷款的事情了。郭志超也表示，“不是想做就能做的，要有条件。人们茶余饭后也不再谈小额贷款了。”

　　这些被挡在门外的担保公司和地下钱庄，“投诉”无门。中央虽也鼓励规范民间借贷，这次试点意见却并没有明确指出引导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小额贷款公司。一位已获得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大股东表示，政府相关人员已经考虑下一步是不是把地下钱庄的钱引到地面上来，让其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小股东。

　　方培林将银监会的那个试点指导意见打印出来，用手指逐字逐句地指着相关条例，分析道：“矛盾就在这里。民间的金融活动，主体是自然人之间借贷，不是企业法人之间借贷。所以中央政策把自然人放在首位提出来。(浙江)省里的出发点是好的，(抬高门槛是因为)他想稳定，不要出事情。可这和民间现状不符合。初衷改变了。”方认为中央政策的初衷就是规范现有的民间金融活动。周德文则分析道中央政策规定试点由地方政府审批，并且谁审批，谁负责。地方政府怕出事，自然让他们认为更信得过的资金雄厚的企业来试点。一位温州的担保公司总经理则对政府行为表示理解：“担保公司和实力雄厚的民营骨干企业相比，自然后者更让政府放心，前者有不少‘挂担保公司之名，行集资放高利贷之实’。这自然是相关政府官员的心头之患。”

　　郭志超认为正规的担保公司有客户基础，信贷征信和实际的操作经营，比实业家们更具备做小额贷款公司的条件。对那些试水小额贷款的骨干企业，郭充满了担忧：“小额贷款的操作成本很高，贸然进入这个领域，风险也很高。钱并不好赚。”在这一轮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郭在信用担保上奉行谨慎再谨慎的原则。

　　温州市金融办则避谈业界关于把自然人和社会组织以及担保公司挡在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之外的话题。目前，望小额贷款公司门槛兴叹的温州民间金融主体，在“转正”无门之后，正期待着央行《放贷人条例》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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