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政府的行政成本降低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提高了，但是当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介入到公共领域以后，政府的监管能力是否面临挑战？记者注意到，在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中，西乡街道方对于企业也有着多项约束措施，比如如果签约公司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人数在年度范围内达到总人数的3%，则解除合同。

　　除此之外，对于企业管理的考评指标也非常多，并且只有通过了这些考评，企业才可获得经费奖励。周兆翔告诉记者，如果试点取得成功，下一步将把区域继续扩大，并且着手完善企业选拔制度，让更多企业参与其中，形成良性竞争。

　　西乡街道希望引进物业公司之后，形成政府、企业、市民三方“多元共治”，彻底扫清城市管理中的盲区，事实上，从1997年，我国第一个综合执法试点建立到现在，全国至今没有制定一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专门法律，这种执法根源上的先天不足，让城管执法面临种种困境，深圳的尝试能不能破解城管的执法难题？再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在国家行政学院，记者见到了法学部的杨小军教授，他告诉记者，随着城市规模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城市管理的分工就会越细，新的工种不断涌现，城管和市民、商贩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也在不断发生和升级，最根本的原因是城管的管理职能并不准确。

　　杨小军：“实际上城管做的很多活有点相当与警察，但是他又没有警察的地位权利和威信。”

　　对于目前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引进企业参与城市管理，试图破解执法困境的做法，杨教授表示，这一举措值得尝试。

　　杨小军：“无论是政府自己做还是外包，我觉得这种方式都是可行的。”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试图打破城管难题坚冰的远不止深圳宝安区，建设部曾经在2005年提出过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并在成都等51个城市进行试点，一旦城市管理中出现矛盾，可通过这个卫星定位系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就会迅速作出反映，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避免矛盾的升级。杨教授认为，这套系统的开通和覆盖，把市、区、街道等部门联动起来，数字化城市管理不仅仅是一套信息化的技术，更是一场城市管理的效能革命。

　　杨小军：“这种网络化管理不是一个人单独在执法，他背后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输到他的指挥中心，融入到整个城市管理总体的决策和选择。”

　　不仅如此，在我国的很多城市都在不同程度实践并摸索着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北京市朝阳区通过设立现场监督员，及时受理群众的举报，将影响城市健康运行的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广州市政府正在筹备“大城管部门”的建设，成立城管执法局。将创卫办、爱卫办、城管办以及环卫局下属的与城管相关的部门纳到一起，统一职能，使得城管执法更统一集中。

　　各地探索城市管理的做法不断出现，差异也十分明显，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是国家城市管理体系的公众标准，杨教授也给我们阐述了他个人的看法。

　　杨小军：“我们的城市执法权利的相对集中应该继续推进，换句话来说，它的集中度还不够，如果这种权利的集中度，我们讲就是大城管，我觉得这种效果会更好。”

　　半小时观察：换个思路管理城市

　　“家里不跟老婆斗,出门不跟城管斗。”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民谣。它不仅折射出了城管在群众中尴尬的形象，也折射出城管和市民与小商贩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就像片中专家说的那样，他们既冲突对抗，又相互依赖共生。

　　城市管理一直是个社会难题，城市需要整洁亮丽的市容市貌，小商小贩需要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如何使两者和谐共存，不仅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全球城市管理至今也无法破解的难题。深圳进行的尝试某种意义上提供了破解难题的一个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文明执法”，以沟通取代对立，以和谐取代对抗，以文明取代暴力。这样的尝试，无论能否最终破解这个世界性难题，都值得人们为之叫好。

　　让小商小贩能够在现代城市中生存，让矛盾和纠纷少一点发生，仅靠深圳一个地方的努力不够，只有更多的城市能像深圳一样行动起来，真正和谐的城市管理才有望得到实现。

　　主编：周人杰

　　记者：李想

　　摄像：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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