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十年猪之歌

　　在2007全国肉价扶摇直上的盛夏，去寻找一个农村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十年生长史。串联它十年的风景，不过是为了寻找更远的风景，和希望……

　　□文/本刊记者 樊 力 图/朱芸锋

　　由四川到重庆，沿着乡村公路一路向西，川渝交界处的铜鼓镇，属于南中国地区典型的丘陵地貌。溪流如弓背，山路似弓弦，平静而闲适的风光里，农民们按照自己的经济生活方式，祖祖辈辈生生不息。

　　铜鼓镇的所在地，是“全国养猪第一县”重庆荣昌。这个曾将红极一时的《猪之歌》选作县歌的小城，近年来一度名号响亮。

　　事实上，荣昌很小，小到城东到城西的车距不过十几分钟。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小县，却有一条生猪生产、销售、加工的庞大产业链。西部最大的饲料兽药市场、种猪研发基地，以及饲料、兽药生产企业集群，让产业链的每一环节充满典型性。

　　我们的观察点截取于荣昌铜鼓镇养猪专业合作社。

　　在2007年肉价飞窜的盛夏，在总理到百姓都将目光聚焦到肉市的挂钩之时，素描这南方的一个县，县里的一个养殖镇，以及镇上一个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十年风雨路。我们看到了一个草根经济体，在市场大起大落背后，那些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岁月……

　　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2007年6月15日清晨7点，荣昌莲花广场，浓装艳抹，锣鼓喧天。

　　49岁的唐泽乾小心地擦拭仔猪身上的污泥，县城里正在举行由政府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小猪运动会。每年此时，政府都会从唐的猪场借来几十头仔猪，披红带绿粉墨登场。今年肉价暴涨，全县心情舒畅，运动会尤显隆重。

　　作为铜鼓镇养猪合作社的老总，唐泽乾是荣昌最出名的养猪大王。20多年里，唐养过猪、宰过猪、贩过猪、还在畜牧局搞过销售。旁人对他的评价是，有胆有量，仗义，敢闯。

　　据说，他曾养出一头重达200公斤的肥猪，外地猪贩看到这头像牛一样的动物，当即激动得用一台大电视交换。——不过，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在如今的唐泽乾看来，猪养到100公斤卖掉是最划算的。这个阶段，吃饲料的出肉率最高，大概三斤饲料能长一斤肉，再养的话，就费饲料了。

　　唐泽乾在铜鼓镇小有名气，是1996年。他用贩猪攒下的4万块，承包了镇上的养猪场，当年仔猪存栏量达500头。按设想，5个月后仔猪长成100公斤左右的肥猪，盈利能在3万以上。

　　可就这短短5个月，中国生猪市场风雨突变，肉价急转直下。最便宜到了2.2元一斤，大大跌破保本价。当时的饲料价格就已接近2.9元，养多少赚多少，一夜间变成养多少亏多少，试问普通农民谁能抵抗这种落差？

　　铜鼓镇村村户户，开始“杀声一片”。“刚刚有了架子的仔猪，就这样宰了，谁不可惜啊。”

　　一次醉酒后，妻子愁眉不展地劝唐泽乾杀掉一批母猪，减少损失。唐泽乾面红耳赤，大发脾气，坚决不肯。“这不相当于杀掉母鸡，如若行情好转，再到哪里去找鸡蛋？”

　　事实上，在中国1996年的产业排序中，养猪不过是农民增收的一种手段，农民陷入困境，可当时很少有人理会，甚至根本没人理会——包括政府、银行。一度，唐只得依靠过去的人脉赊欠饲料，艰难度日。

　　祸兮福之所依。市场供需原理并不复杂，朴素的辨证规律总会让坚守的人迎来黄金岁月。

　　1997年初至1998年上半年，生猪、猪肉价格突然走高，一度突破4.8元/每斤。唐德乾应势出货，不仅偿还了外债，仔猪存栏量也在1999年底达到1000头。他成了铜鼓镇当之无愧的“猪大王”。

　　然而，这次刻骨铭心的价格波动，却让唐泽乾深感无奈。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民们起早贪黑地养猪，到头来却等同于瞎干傻干。

　　瞎干傻干，对于老实辛劳的农民们，是个多么辛酸的字眼。

　　唐泽乾“再也不愿过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了”。

　　合作之舟

　　2000年前，唐泽乾最大的梦想是离开铜鼓镇。

　　那个养育他成长的小村庄，位于荣昌最偏远的地方，山清水秀却也清贫落后，镇上6个村2000多户农家很少能见到砖瓦房。农民收入来源为养猪和种菜籽，起屋造田，子女读书，婚嫁请客，全靠这两大收成。

　　信息闭塞让铜鼓镇的养猪散户显得愚昧。以2001年为例，铜鼓镇中兴村刘永胜一家，卖4头猪挣了1700元，加上种菜籽的1000元，却抵不过一个劳动力到新疆摘半年棉花所得的报酬。

　　如此，谁还愿意养猪或者种地呢？

　　2001年，铜鼓镇6个村约有400户农民举家外出打工，85%的家庭有青年劳动力在外打工，养猪已然成为老人才干的“留守经济”。事实上，铜鼓镇的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代背景相应合，当这些占到全国总养殖量65%以上的农户，像微细胞一样游向其他领域时，市场供需矛盾已深深埋下。

　　唐泽乾倒没想这么深远。他不过想把老乡们组织起来，不要再吃肉价起伏的亏，“起早贪黑养大一头肥猪，起码得要保本吧。”

　　唐泽乾告诉记者，一头生猪成为菜市挂勾上的白条肉，要经过养殖户、中间代理商、肉联厂及猪肉零售商各环节。因为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宰杀、定点销售政策，农民要想在猪身上赚钱，只有两条路可走——养殖上控制成本、销售上抵御价格波动。

　　2001年7月，唐泽乾拿出50万元家底，铜鼓镇养猪合作社成立。办公室选在中心村的一片开阔地，会议室和门前的水泥路由政府出钱修建，以资鼓励。合作社成立当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院子里，田坝上，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农民。

　　一开始申请入社者300多户，但谈到50元参股费，人数消失一半，最终156户入社。

　　铜鼓镇数十年如一的生活方式，悄然激起涟漪，社员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体会到了集体作战的好处。合作社从饲料厂、兽药厂直接拿货，减少流通环节，然后以低于市价3块的价格售给农民；社员配种、购买下仔母猪，也一律低于市价；农民若想出售仔猪、生猪，再以高于市价0.03——0.08元/斤的价格回购，统一销售。

　　唐泽乾是在以团购的方式降低饲养成本，借助集体的力量消解风险，寻找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合作社成立之前的铜鼓镇，方圆数百里活跃着将近100名生猪经纪人。他们很多也是农民，却每天骑着辆旧三轮走村串户，时不时地利用信息闭塞低价收猪，然后拉到县城转手。合作社成立后，这些人逐渐消失，有的还被唐“收编”，“过上了收入稳定、不昧良心的生活”。

　　为了建立稳定的外销渠道，解决合作社逐渐长大的后顾之忧，唐一开始并未把目光局限在川渝市场。广州、西宁、南昌、甚至西藏日喀则办事处相继建立，社里许多能说会道的年轻人长年驻扎在外。每月700——1000不等的工资，报电话费。

　　2003年下半年，铜鼓镇的情况发生变化，合作社所有社员外加唐泽乾自家猪场的生猪存栏量超过8万头。

　　比市场残酷的，是老天爷

　　乡村经济的脉络，是那样脆弱。

　　时至2006年夏，川渝两地遭遇六十年一遇干旱。炎炎赤日，将近100天滴雨不下。

　　“滴雨不下，养猪蚀本。”天不亮，70岁的刘大英都要来到自家的红苕地，“一天也不晓得要挑几担水，反正浇到挑不动了，才回家吃早饭。干旱以来，天天如此。”

　　刘大英的三分红苕地藤，是家里大猪小猪的“青饲料”。“要是往年，三分地红苕藤完全够它们吃。”但如今，红苕藤一节节晒黄晒死，便只能给猪吃“定量”：不论大小，每头一天只能吃三斤红苕藤。

　　大一点的养殖户损失更大。社员刘大国全家每天要动用4口井，给猪淋水，每天晚上都要起来淋四五次。即便如此倒腾，8、9月份还是热死种猪50多头，“全是纯种猪，价值至少三四万！”

　　“好不容易有了一扇窗，眼看希望进来了，却遇到这鬼天气。” 唐泽乾望着日头好几次落泪，村里又会有很多农民因养猪折本，而曾经，他们饱含希望。

　　持续高温给合作社的生猪外销带来巨大冲击。即便广州、西宁等地要货，长途贩运，一车往往要热死十几头，“无论是仔猪还是生猪，都卖不动了！”

　　更让唐泽乾揪心的是，青饲料减少，只得以粮食干饲料补充，养猪成本成倍上升，叫农民们如何承受。以刘大英为例，撑到8月中旬的她还是撑不住了，只得悄悄将10头母猪出售。原价1900元，她卖成400元……

　　天旱，成了合作社生死存亡的考验。眼看越来越多合作社员打算贱卖生猪，唐泽乾咬牙作出了他人生最冒险的一次决定：和天，赌一把。

　　2006年8月，唐泽乾抵押了城里的两套房，再四处筹集了几十万。随后，政府的补助政策出台，对于存栏量在50头以上的大户，荣昌县给予每头40元的补助。

　　这样，没钱买饲料的社员，便可先到合作社赊欠，等卖了肥猪，再统一结算。

　　执意出售仔猪的社员，唐泽乾同样以高于市价0.03——0.08元/斤的价格回购。然后，放到自己的猪场喂养。

　　总之，唐泽乾最大限度地囤积猪源，不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轻易将“架子猪”卖掉。这也基本控制住了合作社员们“卖猪潮”。“再艰难的时候都咬牙熬过来了，还怕这几个月？”他默默地期待黄金岁月的再次到来。

　　2006年10月，川渝两地持续近三个月的干旱终于结束。

　　铜鼓镇再次碧空万里，秋风送爽。

　　疯狂六月

　　2007年5月29日，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铜鼓养猪合作社的铁门“咣当”一下打开了。紧接着，猪仔装箱时发出的阵阵尖叫，一声一声，划破乡村静谧的清晨。

　　唐泽乾再次迎来了梦想中的黄金岁月，和十年前不同，这次与他一起亢奋的，还有整个铜鼓镇。

　　“涨了，涨了，比1997年还要猛！”

　　——5月前20天，全国36个大中城市每公斤猪肉批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4元。5月初，北京肉价出现了14次密集上涨；上海猪肉批发价达到每公斤16元。

　　京沪肉价的迅速上涨，波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星期后，价格传导至川渝两地。此后，再到荣昌，以及铜鼓镇的生猪出栏价上涨，又用了一个星期。

　　荣昌县质监办每三天随行就市发布生猪指导价，不断攀升的数字，让养殖户们喜笑颜开。此时，铜鼓镇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开始信息反馈。广州、西藏、青海，报急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回铜鼓镇。“几乎都是要猪，一要就是几个车皮。”

　　唐泽乾坐在青石板上，兴奋得有些心慌，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让自己镇静下来。唐泽乾已经好些天没有合眼了，采访中，甚至突然提出打上一个小时盹，然后再继续聊。一周以来，一车皮200头猪的载量，每天都有十几车从铜鼓镇奔赴全国各地。

　　而合作社的红色小三轮，每天也马不停蹄地穿梭在村镇农舍。农民们喜洋洋地把生猪拉出圈，一颠一颠地赶到乡间小道靠主公路的地方，利索地绑猪上架。

　　笑声，开始在铜鼓镇的夏日里飘荡……

　　刘大英开始把原先的葡萄架拆了，在院子里垒起新的猪圈；刘大国让自己的儿子上山砍来毛竹，连夜编织起装猪仔的竹篓，篾条飞舞脸颊绽开着花；乡亲碰面无不喜形于色，“你家还有没有仔猪，什么时候出栏？”

　　许多外省的肉联厂，冲着“养猪第一县”的名号汹涌而来。2007肉价上涨的盛夏，也是荣昌收获的季节。唐泽乾心里明白，荣昌或者说铜鼓镇之所以走在了风暴的前面，恰恰在于“走得早”。

　　早在五年前，唐泽乾便着眼于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外销渠道。这在荣昌确属少见。五年来，唐德乾每个月都会去各地的办事处，每次都会捎上荣昌卤鹅、凉粉等特产，犒劳那些长年驻扎在外的战士。

　　也正因这些前方岗哨，使唐对2007席卷全国的生猪荒，深谙于心：

　　2007年6月，农业部称，去年夏、秋季爆发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唐泽乾估计，在一些发病严重的省份，生猪存栏量减少了将近一半。

　　此外，粮价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用粮食搞生物能源项目的全国风行，在玉米产量没有大规模增长情况下，豆粕、玉米、麦麸等涨价在所难免。

　　也因为此，唐给记者算了笔帐——买头约15公斤的猪仔，300元左右；养殖约150天，要吃掉300公斤玉米，玉米目前的卖价是1.7元每公斤，打磨成猪吃的玉米粉，还要30元左右的加工费，总共540元。加上防疫消毒、人工工资、水电消耗——

　　“你说，全国还有多少猪？”

　　“你说，肉价怎能不涨？”

　　走出铜鼓镇

　　走出铜鼓镇，汽车颠簸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夕阳睡在连绵的远山之间。此轮肉市风暴中，铜鼓镇无疑表现抢眼。

　　然而，十年来肉价大起大落，起伏不定。即便在“养猪强县”的荣昌，也有太多养殖户在高负债与高利润之间，坚守与轮回。

　　对于全国肉价，唐德乾的判断是，因为四川、黑龙江、吉林诸省今年出现大范围猪荒，而仔猪长大至少需要120天，因此肉价还会有3到4个月的持续高位。

　　2007年6月，铜鼓镇合作社的社员已达1700多户，许多周边乡镇的农民也纷纷加入。这种规模在全国算是少见。

　　在唐泽乾看来，生猪养殖是一项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买卖，价格浮动往往又无规律。而铜鼓镇之所以发展迅速，确实是天时地利下的个例。

　　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在荣昌完整的生猪产业链里，合作社能和本地饲料企业、科研机构通力合作。荣昌这个西部最大的兽药市场、种猪研发基地，以及饲料、兽药生产企业集群，给了这草根经济体充足的成长养分。

　　然而，在更多没有形成产业链的中国乡村，农民如何获利？市场信息不对称，何时扩大规模，何时控制数量，如何确保起早贪黑养大的生猪，至少不会“折本”？

　　这个盛夏，因为肉价上涨，我们深深地感受每一位中国农民与这时代的丝缕关联，而他们，又该如何去触摸这个伟大的时代？

　　唐泽乾告诉记者，无论合作社能够走多远，他都会坚持。至少这六年来，铜鼓镇愿意养猪的农民越来越多。“至少，他们再也不用瞎干傻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