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乡统筹改革酝酿二次起飞

　　成都报道　本报记者　吴鹏

　　“成都早就开始起跑了，现在处在停一下，看一看的阶段。”

　　成都市农委主任金嘉祥的这番话也许准确地诠释了获批国家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成都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的静默。

　　早在2003年，成都就已经启动了城乡一体化改革，探索4年后，成都站在了新的平台上。

　　下一步要怎么走，对成都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先回头看看来时路。　

　　“先行先试，不等于想试就试。第一步好办，第二步难办；表面的事情好做，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但是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问题却难解。”

　　获批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个月来，成都市城乡统筹整体推进方案的牵头人之一、成都市农委主任金嘉祥和他的同事们首次对记者开诚布公。

　　金嘉祥表示，“成都市从2003年到现在，一直致力于解决城乡统筹中存在的城乡二元化体制问题，也很早就开始有了农地折算入股、土地经营权换社保、农民集中居住等等的试点。但是要解决三农问题，怎么把根深蒂固的二元机制形成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下，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两大块中的体制性障碍消除，使得城乡一体化，共同发展，使得现代化城市和现代化农村交相辉映，共同繁荣，这是我们2003年以来的目标所系，所有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金嘉祥是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不过他的另一个身份眼下更为人所关注——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小组的直接领导就是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

　　种种迹象表明，成都市关于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都已悄然过渡到“收官”阶段。

　　成都市发改委综合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成都过去四年的综改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总结。成都在过去四年的改革探索中，农地折算入股、土地经营权换社保、农民集中居住等初步成功的试点，需要在这个改革的关键节点上细细地总结。

　　成都市农委的相关负责人则向记者透露：在7月中旬前后，成都市城乡统筹整体推进方案将陆续推出。

　　本报记者近日走访了成都下辖的邛崃羊安镇汤营村(农地入股)、固驿镇仁寿村(土地经营权换社保)、羊安镇仁和村(集中居住)、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社区(集中居住)、郫县唐昌镇战旗村(土地流转)、双流金桥镇昆山村(土地规模经营)等试点乡镇。

　　从农民到农业工人

　　7月，正值西瓜丰收的季节。在邛崃羊安镇的汤营村，可以看到，刚刚从瓜田里摘出来的“早春红玉”直接就地装箱，发货到成都市的各大超市和批发市场。而在两年前，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到了西瓜丰收的季节，大批“二道贩子”开着卡车过来收购农民的西瓜，“瓜贱伤农”的事情屡有发生。

　　55岁的村民赵秉德正在一望无际的西瓜田里劳作。不过，赵现在的身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业工人”，去田里干活对他来说，是“上班”。

　　在过去，汤营村人均耕地不到1亩，每年每亩收入仅500多元。“成都平原一共有500多万的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只有0.8亩。且一般农户手中的土地分散性、多业化、小生产的特征非常的明显，这样的劳作方式很难适应现代化农业的要求，难以和市场风险相抗衡，农民也很难获得市场回报的平均利润，所以，将土地集中起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成都市农委副主任秦代红向记者分析。

　　赵秉德是汤营村506户将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村民中的一位。他们入股的企业是村集体性质的“汤营农业有限公司”。

　　2005年，汤营村经过土地整理，共集中了1060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农户土地入股1000亩，集体新增土地入股60亩，入股土地每亩每年保底收入800斤黄谷。邛崃市国有独资企业“兴农投资公司”投入100万元作为风险投入入股“汤营农业有限公司”。

　　现在，汤营村的集体企业一共拥有400亩的“早春红玉”西瓜规范化种植基地、100亩苦瓜新品种试验推广基地、30亩大棚食用菌种植基地、160亩火葱、370亩优质粮油基地。

　　为了保证股东利益，该公司规定，公司经营利润的一半作为生产发展资金，另一半作为分红资金(兴农公司与村民和村集体按照五五分成，农户与村集体按股分红)。兴农公司不拿走红利，该红利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待资金壮大到一定的程度后，村集体经济组织用该笔资金回购兴农公司投资的风险股金(原则上等额回购)，做为村集体股。集体土地股份所得分红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2006年，汤营村试点一年之后，汤营农业公司的资产由经营初期的221.35万元增长为269.85元，创利48.5万元。像赵秉德这样的入股农户，每年的收入分为三部分：一是保底的收入，每亩土地是800斤黄谷；二是每亩务工收入1226元；三是入股分红，去年全年，汤营村入股土地每亩分红103元。这样加起来，以2006年计，汤营村村民每亩平均收入1930元，与传统农业每亩每年只有500元的纯收入相比，增收了1430元。

　　“农民的手中有什么？只有土地，这种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村集体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弱势群体问题，基本上他们在村集体经济中都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汤营村村支部书记、汤营农业公司董事长胡桂全说。

　　在汤营村，农民的收入通过“地权”的扩展切切实实地提高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宪法规定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集体经济是一个相对模糊的产权概念，而这样的产权方式，直接导致了交易程序的繁琐。

　　在成都市下辖的双流区金桥镇昆山村，村支部书记王道明给记者介绍：外来的龙头企业如果想在昆山村发展现代农业，在土地使用上，需要走以下的程序：首先是由村委会得到农户的授权代理，然后由村委会和企业签订统一的土地租用合同，合同期一般为两年，两年内租金不变。企业缴纳的租金从800-1000多元不等。

　　在这样的土地租金水平下，昆山村成为外地农业企业蜂拥而至的目的地。很多农业企业在和村集体签订了土地经营权出让协议之后，又将土地返租给农民。

　　农户周德全告诉记者，昆山村的农户有很多和他一样，接受了这种返租合同。不过周德全却另有想法，他告诉记者：我把土地委托给村集体再由企业返租给我，我不是自己跟自己签了一个合同吗？为什么还一定要通过村集体呢？

　　王道明对此的解释是：村集体综合进行土地整理然后统一和企业签合同，是因为农户的土地比较分散，企业不会同意和一户一户的农户签订这样的土地出租协议。

　　换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汤营模式”中土地经营权入股也好，还是昆山村的“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的模式也好，政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守夜人”的角色。

　　成都市政府怎样在未来的改革中，既进一步加强集体经济的壮大，维护基本农田所维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问题；又进一步的解放生产要素，使其效益真正最大化，让农民获益？这可能正是成都市城乡统筹改革的“二次起飞”阶段不得不解决的课题。

　　土地换社保

　　“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的思路是：不给政府财政增加负担，尽可能利用政策，通过自身的体制创新来造血。”邛崃市委宣传部副秘书长这样告诉记者。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无可避免的凸现出来。在成都和全国的不少农村，尽管新型的农村合作

　　而用“土地经营权换社保”正是去年以来成都市试点城乡统筹的一个重要举措。

　　“农村社保是一项综合工程，仅靠政府投入，在财力上远远不够，必须转换观念，目前，成都的这项经验已经得到了劳动保障部农村

　　在邛崃市固驿镇仁寿村，土地经营权换社保因为其全国首创性，被称为“仁寿经验”。仁寿村村长告诉记者：仁寿村的综合改革方案是，首先，通过土地整理后集中，将村民集中居住，然后将土地经营权出租给“固驿国田公司”，村民可以在国田公司务工，由国田公司支付土地流转金。国田公司和仁寿村集体之间签订的分红协议是七三开，30%的分红首先由村集体提取5%用于该村的社保基金。

　　根据仁寿村“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实施细则关于基金筹集的规定，以邛崃市上一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当年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为30%(其中土地流转金缴纳15%、个人缴纳5%、集体补助5%、政府补贴5%)。

　　参保手续是：先由个人申请，再由村委会审核并和参保申请人员签订交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协议。市社保局审定后，由参保农民、村委会、市社保局三方签订参保协议。

　　目前，固驿镇已经有316户农民接受并已经用这种方式参保。固驿镇镇党委书记徐敬告诉记者，目前参保的人员还比较少，每位参保人员每月大概能领取到100多元的养老补助金。

　　“对于农民来说，用土地换了社保，是一锤子的买卖。土地换了想再要回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一位当地农民告诉记者他内心的担忧。

　　“不管外界怎么评说，现在还是扩大覆盖面为主的阶段，相信用土地经营权换社保的方式还是能够满足相当大一部分农业人口的参保要求的。”徐敬表示。

　　此外，在记者走访的六个试点村镇，都无一例外实行了集中居住。“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农民在土地整理、入股、出让之后都到成都的城里面去，所以，集中居住成为了一个梯度转移的过渡阶段。”邛崃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表示。

　　他解释，目前遍布成都郊区的农村集中居住点的设立初衷，“就是让农民最大程度的分享土地增值过程中产生的平均利润，有饭吃、有活干，不至于到了城市里做失业者。集中居住，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保障充分就业。农民有工作，集中居住才有意义，也只有这样，生产方式的转变才能在深层次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