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中国货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于学军：货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来源：华夏时报　　

    现在大家觉得手里的人民币越来越虚，越来越发毛，泡沫化。而在9月之前，房地产库存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后来普遍暴涨，接下来十月份出台政策打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这背后实际上是货币发生了变化。外汇储备由不断增加变成不断减少，并影响到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由过去不断的扩大，变为现在不断的资本收缩。”11月23日下午，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的演讲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流动性适度的充裕，近3年来中央银行创造出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但涉及的一些资产、这些项目，还是政府在做，大部分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货币投放只能流入政府的手中，由政府投资再流向社会。

　　“这就出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或者不足，比如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资金到不了实体企业，比如经常垢病的金融业脱实向虚等等现象，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和背后货币投放发生的变化直接相关。”于学军认为，货币投放的基础、渠道发生了变化，货币的含义和属性也随之变化，货币在社会上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

　　而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格局，于学军表示，目前我国6.5%的GDP增速主要是由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等大规模的投资带动，并且这种格局短期很难改变。内需、消费可以发挥作用，但一旦投资占比下降，中国的经济肯定增长不了这么高。

　　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三个季度都保持6.7%这样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实际上主要是投资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政府基础性建设投资。于学军以数据加以说明和印证：如1—10月，全国的国有控股投资增长了20.5%，而民间投资只增长了2%点多，民间投资下滑是很明显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8.3%，占GDP的比重超过了81%。

　　信贷蜂拥各级政府、房贷

　　信贷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于学军从中国信贷结构变化谈起，他表示，最近银行业的朋友应该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近两年来，中国的银行信贷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当前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蜂拥至各级政府放贷，同时房地产也成为信贷的主力军，但实体企业融资却非常困难。

　　第一，地方政府融了很多资金，自2015年下半年之后，就变得手头很宽裕，究其来源，一是银行正常的放贷行为，现在无论是政策性银行还是商业银行蜂拥而至要给各级政府放贷，甚至在一些地区，银行要对政府进行公关，请客送礼等。

　　除此以外，另外两项资金也十分突出，一是债务置换，自2015年下半年之来，政府融资平台到今年年末，这两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概置换掉超8万亿；二是专项重点建设基金，这两年合计应该在1.8万亿元左右。还有其他渠道的各类社会融资，例如信托、租赁、基金、证券、保险等其他渠道的各类社会融资等等。

　　第二，房地产贷款成为最大主力军。截至8月末全国地产业的贷款大概是24.8万亿元，同比增长24.6%，它的占比是达到了24.1%，以房地产做抵押的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重是超过15%，两项合计应该在39%以上，还里还不包括房地产上下游贷款。

　　“全国有这样一个特点，基本上哪个层次的房价上涨的高，哪个层次房地产贷款就多，或者反过来，哪个城市房地产类的贷款增加的多，哪个城市房地产的价格就上涨的高。”于学军说，比如江苏房地产贷款占比达到50.5%，其中南京、苏州占到70%以上。还有些地方超过了100%，在全国一些地方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意味着其他类贷款下降。

　　第三，实体企业融资困难，新增贷款对实体企业的放贷极不乐观。如7月当月新增贷款额4800多亿，制造业不升反降减少了20多亿，后来三个月虽没有下降，没有出现负增长，但仍对实体企业放贷极不乐观。

　　他举例说，在东部地区的一些经济大省，甚至制造业新增的贷款到现在累计都是下降的，下降了好几百亿。而有些省要求银行增加制造业贷款，并对其进行考核。

　　此外，实体企业中融资状况的分化趋势也十分明显，一部分的央企、少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优势企业，融资占有一定的优势，而大部分的中小企业，甚至包括一些陷入产能过剩行业的大型企业，融资十分困难。

　　现在各地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对这些困难企业，不仅新增贷款困难，就连保住原有的贷款也很难，贷款到期后银行要收回。

　　手里拿的人民币越来越虚背后

　　中国货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什么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呢？于学军的结论是，中国货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追溯起来，往近了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过多年的调整，开始恢复增长，2014年正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5年12月正式启动首次加息。如今一年后，美联储又面临第二次提高基准利率的选择。这样一系列政策调整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意味着全球宏观大势在这个阶段发生了重大转折和变化，出现的趋势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当下开始收紧，而欧、日等仍在继续施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就出现美元开始走强，向更高的水平回升。

　　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也出现方向性的改革。2014年之前，资本不断从美国流出，现在重新向美国回流，这使全球的外汇储备也由过去的不断增加调头变为持续减少，全球的外汇储备由最高的约12万亿美元下降到现在的10万多亿美元，大概减少了1.5万亿美元。

　　而这样一种全球宏观大势的改变，就对中国的社会管理和宏观金融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自2000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出现不断上涨，不少年份甚至巨额增加，直至2014年6月达到最高点，之后却持续下滑。过去，在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过程中，需要中央银行不断吐出基础货币进行收购，所以社会上当时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为什么流动性出现过剩呢，回过头看就是货币投放多了。为什么货币投放过呢？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加。

　　于学军表示，现在的情况变了，外汇储备由不断增加变成不断减少，并影响到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由过去不断地扩大，变为现在不断地资本收缩，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流动性适度的充裕，近3年来中央银行创造出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但涉及的一些资产、这些项目，还是政府来做，大部分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货币投放只能流入政府的手中，由政府投资再流向社会，这就出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或者不足，比如上面所说信贷资产结构的变化，其实和背后货币投放发生的变化直接相关。

　　他说，这种变化，我们现在手里的人民币含义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大家感觉到有点怪怪的，我们手里拿的人民币，好像越来越虚，发毛，泡沫化。”他说。

　　外需下降、消费上升，但非关键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格局难以改变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于学军表示，中国经济之所以三个季度都保持6.7%这样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实际上主要是投资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政府基础性建设投资。数据也可以说明、印证，比如1—10月，全国的国有控股投资增长了20.5%，而民间投资只增长了2%点多，民间投资下滑是很明显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8.3%，占GDP的比重超过了81%。

　　“如果说没有固定资产8.3%的增长，我们6.7%这个GDP的增长率怎么来呢？”他认为，实际上现在经济的增长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带动的，并且，这样一个格局未来其实很难改变。

　　他解释道，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果说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没有投资的拉动，而是靠内需、消费，我觉得电商、互联网等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是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未来一个新的增长动因是对的，但这些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还不能肥这么大的经济体支撑起来，在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我赞成，我们的服务业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当中的作用比重上升，说外需下降，我也同意，我们的外贸已经连续两三年在下降，但我不赞成说，现在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服务业拉动，”他说，未来中国经济如果想保持6.5%的增长，投资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时候如果投资占比降下来，比方说降到6.5%以下，中国的经济肯定增长不了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