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韩冰 原金 发自北京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两年减少，但今年前三季度已经完成城镇年新增就业1000万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有自己的看法。他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对就业的统计有两套系统，所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统计都会将农民工就业计算其中，“农民工为这1000万就业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昉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不过，我们现在无法确定这一目标究竟是不是净增量。但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实际进入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在减少，因此新增就业人口的统计基础一定是依靠过去失业现在又找到工作、新进入劳动岗位、以及农民工数量的增长。”蔡昉说。

　　农民工进入城镇新增就业统计

　　我国的就业统计有两套系统，其中一套只统计户籍就业，不把农民工列入其中；另外一套统计系统则是农民工监测调查，从这套系统中可以计算出我国离开本乡镇半年及以上的农民工大概有1.6亿人。这1.6亿人构成了劳动力的一部分，占据35%，而剩余65%则是城镇的劳动力人口。

　　蔡昉谈到，上述两套统计系统存在交叉部分，即一些农民工被地方企业吸纳为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从而也被统计进了第一套系统里。也就是说，城镇新增就业把农民工计算其中，因此才会出现上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新增城镇就业却在增多”的情况。例如，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中，就有12%～13%的比例为农民工。

　　“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农民工被统计进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中，也就意味着可以受到劳动法规制度的保护和享受相关社会保障权益。”蔡昉说。

　　事实上，除了新增就业人口，监测就业形势还依赖于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等一系列其他指标。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国家制定政策和判断经济形势首要指标是调查失业率，而我国目前还是沿用传统的登记失业率。

　　蔡昉说，很多人认为这一指标(登记失业率)不可靠，理由是：其一，它的统计对象只是城镇中有户籍的人口，而占据城镇就业人口35%的农民工并没有被覆盖；其二，很多人即使有资格作失业登记，也没有去登记；其三，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2年开始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与我们所感受到的真实的失业状况存在差异。

　　与之相比，调查失业率既可以覆盖所有劳动力市场的人群，还能进行国际性比较。因此，包括蔡昉在内的国内诸多学者均呼吁尽快公布调查失业率。需要说明的是，相关部门也在就此作出调整。

　　但进展并不十分顺利。蔡昉说，近期才有一些零星非正式场合的公布，比如，去年李克强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首次公布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今年发改委公布，6月末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

　　蔡昉透露，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在1996年的时候就构建了劳动力市场调查失业率的系统，但却始终未对外公布，其原因如下：“一方面，曾经有段时间我国失业率非常高，很多人丢掉了原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不同城市不同省份的失业率波动比较大，不同月份的波动也比较大，数字不稳定，因此迟迟没有公布。”

　　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放缓为什么没有带来劳动力市场压力？

　　蔡昉认为，应该先弄清楚“我国过去的中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他说，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人口红利，丰富的劳动力打破了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规律 (经济报酬递减)，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阻碍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发生，这使得中国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不能解释的逻辑中得到发展。

　　按照上述逻辑，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规律就会开始发生作用。

　　“在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的消失，如果要估算经济增长速度，就要看我们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还有多大，生产技术的进步还有多大。”蔡昉判断，当GDP增速降到7.6%的时候，实际上生存要素没有过剩的状态，因此就没有明显的失业潜质。

　　按照蔡昉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那么，怎么改变经济潜在增长率？答案是“要靠改革，依靠改革红利挖掘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力提高的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

　　“而改革红利的释放，则需要解决当下的诸多制度障碍。”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