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浆站为何搞得像“地下工作”？

　　阅读提示：既然血浆制品是临床上必需的东西，就要鼓励采集，鼓励生产，而不能让浆站搞得像是“地下工作”一样。

　　记者｜姜浩峰

　　就在甘肃省武威市武南单采血浆站暂停采浆的同一日，甘肃本地媒体《西部商报》披露——“全省血液库存及血液中心库存指数表显示，我省血液库存处于预警状态，白银、张掖、平凉、庆阳4市部分血型的血液库存告急。其中，白银市B型血液告急，仅余5.5个单位。省血液中心呼吁广大市民积极踊跃献血。”

　　一面是胁迫未成年人“卖血”，一面又是库存血液告急，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目前国内血液管理情况到底处于什么状况？遇到的难点有哪些？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这起胁迫未成年人‘卖血’事件本身违法，责任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一位在血液管理领域从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希望这件非法事件的披露，能够规范血浆市场，能够促进血液制品安全有序生产。另一方面，如何破解血荒，确实是一个难点。”

　　采浆与献血的异同

　　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早已没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这造成了许多人对甘肃少年被胁迫“卖血”事件的误解，认为甘肃的血液管理部门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该法自1998年10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之前，“义务献血”被国家倡导多年。

　　然而，本次涉案血站本身所做单采血浆的工作，系企业行为，与大城市居民理解的血站无偿献血有所不同，也与国家事业单位的采供血机构是两码事。《新民周刊》记者查阅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官网，在其组织机构图中，武威武南兰生单采血浆有限责任公司赫然在列。在企业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公司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经营指导思想……企业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企业处于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可见，追求经济效益，是这家始建于1934年、前身为国立西北防疫处、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对单采血浆站，国家规定其系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采集血浆后供应生产企业，通过生物工艺技术，制作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血液制品。其加工生产的血浆不能用作临床输血使用，只能作为原料提供给生产企业。单采血浆站只能设置在县及县级市，不得与一般血站设置在同一县行政区划内。

　　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血站，则不以营利为目的。无偿献血者献出全血后，中心血站对全血进行分离，分出血浆，并严格按规定项目进行检测。之后血站还采用病毒灭活制备血浆制品，提高了血浆制品的安全性。根据《血站管理办法》，血站的血浆只能供应给临床使用，不得提供给采浆站作为生产企业原料。

　　血荒是个常年现象

　　2010年12月11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在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浆400毫升，同时说：“献浆和献血同样光荣。我国血液和血液制品供应面临严峻挑战，身体条件好的人应当积极参与献血献浆。”

　　根据2012年披露的数据，目前，我国的献血率只有8.7‰，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更是远远低于丹麦统计的67‰。即使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对比中国香港地区的30‰和澳门地区的23‰，内地差距明显。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献血率是1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献血率低于10‰的地区必然产生“血荒”。目前，全球约70个国家献血率低于此数。

　　“数据表明，我国献血浆比例也很低。而国内血浆制品供应紧张，许多血制品需求被压抑了。比如癌症晚期病人对白蛋白的需求，还有低白蛋白血症、肝硬化患者，都眼巴巴希望血浆制品充分供应。”业内人士如此说道。

　　由于采血量过低，很多省市建立了企业性质的单纯的血浆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有关单位可给予献血者适当补贴。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日前即表示，“这样两三百块的补贴并不违规。”有上海市民认为：“补贴两三百块，在大城市人看来，就是交通费、误餐费，即使在边远地区，两三百块钱也仅仅能补贴一下比如从大山里到县城的交通费。可是，即使仅仅是这两三百块，对边远地区群众还是有吸引力的，不严格规范的话，就会有人钻空子。”

　　值得忧虑的是，2010年，当中国的献血量达到4180吨时，虽然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却已是近年来的一个峰值了。之后几年，献血量有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国家鼓励无偿献血的情况下，即使是对企业行为的采浆只发放两三百元的补助，仍被一些人误认为有偿行为。而前往采浆站的，又大多是贫苦者、文化水平也较低。于是，在一些人的印象里，采浆成为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自2011年8月1日起，原本的原料血浆供应大省贵州决定根据新的卫生规划，关停全省20家单采血浆站中的16家，只留下位于开阳、独山、普定、黄平等县的4家。由于贵州血浆供应量当时占全国的30%，这一行动一下子冲击了国内血液制品企业。行业采浆量将减少约20%，血浆原料更稀缺。

　　至于为何贵州一下子关停这么多浆站，有评论认为，“2006年血浆站尚未改制之前，原来的浆站都挂靠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承担着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任务。2006年之后，血浆站改制，成为企业的固定资产，企业开始自负盈亏。对当地政府来说，血浆不是工业制品，不产生统计上的GDP，而在管理上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这时候地方政府又要承担重大责任，所以当地政府本来就没有内生动力去推动这个产业。”

　　《新民周刊》采访到的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应该为浆站正名。“我觉得，目前对血浆采集的临床意义宣传仍不到位。既然血浆制品是临床上必需的东西，就要鼓励采集，鼓励生产，而不能让浆站搞得像是‘地下工作’一样。经常看到人们认为来我们血液中心献血是高大上的行为，到浆站献浆并接受两三百块补助，就低人一等。另一方面，浆站的重要性明确的话，对采集和企业本身的一些行为，就能更有力地监管和规范了。”

　　如何提升献血率

　　中国政府公布的《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大力推动无偿献血，到2015年，献血率达到10‰ 。要达到这个目标，目前来看，困难重重。

　　有专家如此分析：“传统有时候非常重要。在欧美，老外为何踊跃献血？一方面，西方医学有着长达两千年的放血疗法历史，从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开始，有的治疗一次要放两三千毫升鲜血。这造成了西方人对流血并不恐惧。另一方面，在一些西方国家，基督教原罪、赎罪的理论，支持了他们愿意学习耶稣放血救人。而我国传统医学，讲究阴阳平衡，强调虚症为主，比如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特别是血虚、阴虚都需要补血。另一方面，还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也导致了中国人在献血上并不积极。”

　　但总体来说，国内大城市、发达地区的无偿献血率要比欠发达地区高。比如香港达到30‰，澳门达到23‰，广州25‰，上海也已达到15‰。

　　专家解释：“国际上无偿献血大多采取街头采血车等模式，实践证明，我国单纯依靠街头无偿献血模式，不能完全满足临床实际用血需求，因为街头采血具有不确定性。比如A、O型血的周期性紧张。另一方面，在夏天、冬天许多人常有体感不适的情况下，血液采集量就少。因此，上海采用团体无偿献血与街头无偿献血相结合的模式，来优化血液供应结构。”

　　目前，每到夏天，上海宝钢等大型企业就会开展更多的团体无偿献血活动。在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团体无偿献血的有序管理与功能发挥》中，总结了如何具体把握团体无偿献血的细节安排。其中就提到了紧密有序性、预见安排性和动态协调性。

　　文中提到，“由于血液的保存期短，仅能保存35天，库存量又不能太高，需维持在5到7天，所以如何安排无偿献血者在适当的时候去献血，就成了一门学问。”而民间团体的参与，使得协调献血时间成了更方便的事儿。印孚瑟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内，有一支名为“spring”的民间组织，专门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在无偿献血领域，“spring”每年动员公司员工参加无偿献血，并合理安排时间，得到了该公司中外员工的积极响应。

　　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还与多所高校联合，成立了无偿献血讲师团，深入街道和高校，开展献血志愿宣传活动。上海的12320健康热线则开辟了专项咨询平台，为广大市民在无偿献血中碰到的问题答疑解惑。今年，全球首个“Hello Kitty主题玻璃献血屋”亮相上海环球港南广场，献血屋得到了Hello Kitty的官方授权，不仅外观靓丽，还特别招募了“Hello Kitty志愿者”，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者了解到，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异地来沪求医患者很多，外加本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临床上对血液需求很大，靠街头无偿献血无法满足需求。目前，上海的闵行、松江已荣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区。有关方面倡导的闵行模式，正在推广。所谓闵行模式，也就是“无补贴、无休假、有关爱”。

　　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对献血指标的看法目前是——淡化直接指标，强化间接作用。也就是希望各单位职工在积极无偿献血的同时，各单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开展无偿献血街头宣传活动。

　　血贩猖獗，互助献血变味

　　据《北京晨报》近日报道，位于北京市马甸的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长期盘踞着一批血贩，这批人有组织有分工，有人负责寻血源，找献血者，有人负责拉客户，找需要血的病人家属。他们一边向家属狮子大开口，一边压榨“血人”，名副其实地在“吸血”。

　　血贩站在血液中心门口，看到有人路过就拦住耳语，有出租车在附近停靠也立刻上前询问：“献血还是要血？”“互助吗？”主要负责接单子的血贩“小牛”坦言“这行能挣不少钱”，“家属一般都不还价，今天这单，我向家属开价1500，欧阳700，我拿800。前两天过来一个家属要3000cc，一万五做的，我们找8个血人花了4900块钱，除去其他开销挣了9000，后来家属没钱了少给我结了4000，我还是挣了5000多块钱，挣钱就这么容易。”他还透露秘籍道，“一般开好车过来的就有钱，你可以多要点，打车坐公交过来的就少要点，多要他也没有。”小牛讲述，他们这行，有专门接单子的，有专门寻找献血人的，某三甲医院的血贩甚至还按科室和楼层划分了各自的地盘。

　　另一些血贩则拉人献血。血贩欧阳告诉记者，自己手下还有6名下家为其带人，“上个月我挣了一万八，目前为止这个月挣了一万。来一个挣200块钱，分给下线100块，如果是直接找我的，我就挣300。”

　　血贩们的“生意”与互助献血政策有关。2013年，《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规定，医院的临床医生在血液短缺的情况下，有义务向患者及其家属宣传及介绍“互助献血”来作为血液供给不足时对于其他形式无偿献血的一个补充。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判定献血者是患者的亲友存在困难。

　　北京市血液中心副主任王鸿捷告诉记者，根据规定，应由医生审核互助献血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实际中，医生包括医疗机构甚至血液中心都没有能力去审核献血者与用血者两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互助献血中的血液交易现象不止北京有，在全国各地开展互助献血的地方普遍存在。

　　王鸿捷解释说，缺血有时候是一种假象。他介绍，(血液)从库存量上说，供给手术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保证所有手术都是当时要求当时就供血，大部分手术都可以择期，但是医生也不想等，患者也不想等，手术必须今天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