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PPP样本
“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一些小的条款,可能成为项目成败的关键。”任宇航如此描述PPP项目谈判的艰难。
作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京投公司”)融资计划部的负责人,任宇航及团队已经为了北京地铁16号线的PPP模式(政企合作伙伴关系)项目谈判,忙了一年多,光是谈判的合同就有厚厚一摞。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特许经营者选定了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简称港铁)。
5月16日,在北京京投大厦的办公室里,任宇航与他的同事、项目经理李艳平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
任宇航表示,京投公司作为北京市政府最大的融资平台,在项目前期的合同中需要考虑得十分周全,比如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保留收回项目的权利。他将其称为“纠偏机制和容错机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在合同中利益不受损。
北京地铁16号线并非北京市以PPP模式运营的第一个轨道交通项目。2003年底地铁4号线寻找战略投资者时,京投公司已经引入PPP概念,选定港铁作为合作对象,双方于2006年4月签署了特许经营协议。还有北京地铁14号线,也是和港铁以PPP模式进行合作。
通过和港铁合作,北京市政府不仅获取了项目融资,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政府的契约精神和管理水平,并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
4号线PPP解剖
据任宇航介绍,在北京4号线方案中,项目建设分为建设期(4年)和运营期(30年)。其中项目建设期投资分为A、B两部分。A部分土建工程投资需107亿元,由京投公司负责,B部分设备装置的投资需46亿元,由组建的PPP项目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负责投资;运营期通过票款收入,港铁进行运营维护并收回投资,由北京市交通委负责监管,待30年特许经营期结束后无偿移交给京投公司。
李艳平表示,在PPP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设置上,京投公司花了很大的心思。京投、港铁、首创的占股比例分别为2%、49%、49%,这既符合当时外资投资占股不能超过50%的政策规定,又没有绝对的控股方,可充分发挥各方优势调动股东积极性;并且方便京投公司在特许经营期结束后对B部分资产有效接管。
PPP公司设立5名董事,其中京投公司委派1名,首创委派2名,港铁委派2名,京投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这样一旦港铁和首创发生意见分歧需要投票决定时,京投可以从中协调,且京投的一票至关重要。
待4号线项目土建工程竣工验收后,PPP公司取得了A部分的资产使用权,负责地铁4号线的运营管理、全部设施的维护和除洞体外的资产更新,以及站内的商业经营,通过地铁票款收入及站内商业经营收入回收投资。
李艳平介绍,京投公司在方案中也设立了风险分担机制,包括完工风险安排、客流风险安排、票价风险安排等。
在客流方面,规定如果连续3年的当年实际客流量比预测客流量低85%,则PPP公司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票价方面,如果实际平均人次票价低于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的测算票价水平,市政府将就其差额给予PPP公司作为补偿,如果实际平均人次票价收入水平高于测算票价收入水平,则PPP公司需将其差额的70%返还给政府。
2010年、2011年,北京市发改委和国家发改委分别对4号线PPP项目进行了评价,认为引入社会投资有效缓解了当时北京市政府的投资压力。
港铁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易珉介绍,如果4号线采用传统模式投资,北京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大概是600多亿元,采用PPP模式让北京市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大约100亿元。
但任宇航坦言,如今北京市已不再提“4号线采用PPP模式节省了100亿元投资成本”的说法,原因有二:一方面,在特许经营期30年之间会发生哪些事情,是提前预料不到的;另一方面,北京市政府为地铁运营支付了高额的票价补贴,为地铁4号线支付的票价补偿为4元/张,为其他线路支付的票价补偿为0.5元/张。前者含设备更新等成本,后者只有运营成本。
契约精神
“京投在整个过程中,在政府投融资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平衡,平衡建设期资金和运营期资金。”任宇航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地铁在建设初期是“吸钱”的,建一条线大约需要500亿元,建完后每年的运营还需要财政补贴,不断填钱。然而,轨道交通对一个城市的布局而言,可谓百年大计,再过50年,轨道交通可能就变成北京市政府的“印钞机”了。项目长期回报的特点决定了其管理与短期推高GDP(国内生产总值)思维下的项目管理大有不同。“过程中政府得到了进步,学会了契约精神。”任宇航表示。
地铁4号线是北京首个轨道交通的特许经营项目。在此之前,北京地铁全部由国有独资的北京地铁集团负责。
“当时北京市政府对于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地铁准点率、设备可用小时数等概念比较陌生,更谈不上考虑如何监管特许经营方。”任宇航说,港铁的进入将这些理念带进了北京地铁,随后,北京市依据这些国际通行概念制定了适用于北京地铁的监管办法。
任宇航介绍,在随后采用PPP模式运营的北京市地铁14号线招商中,京投公司变得越发成熟,降低了保底客流下限,上调了超额客流收入的政府分成比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政府和公众利益。
正在制定方案中的地铁16号线,再次创新了融资模式,引入了保险资产股权投资120亿元,几乎全部覆盖了建设期成本。任宇航还打算在日后的高铁、有轨电车、市郊铁路的建设中,利用国家正在研究的政策,把线路沿线土地的综合开发的理念嫁接到PPP项目中,完全覆盖政府投资成本,以一部分土地的收益冲抵政府运营补贴。
任宇航也坦言,政府让社会投资者以PPP模式进行合作,也是斗智的过程。对北京市地铁16号线有意的投资者众多,由于资历、经验都不足以让北京市政府信服,最终选定的仍是港铁。但多家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让政府占据了一些谈判优势。
“PPP不是一槌子的买卖,其中的契约精神非常重要。风险要共担,利益要共享,谁也不要独享利益,谁也不要牟取暴利。”易珉表示,4号线还获得了一个经验,就是能够让PPP公司越早介入建设期越好,能够促使政企双方理念协同,也能扩大政府的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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