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新格局 且行且珍惜

　　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人参会，其中包括8位总统、3位总理、2位议长、1位联合国大会主席，还有比尔·盖茨、索罗斯这样的工商界巨头……这样的嘉宾阵容，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到底讨论了什么？

　　本刊记者  陈甘霖

　　今年，博鳌论坛传递出来的信息量格外大。最初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激烈争论，之后，更多的是对于“微刺激”政策的种种解读。

　　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时表示：各国要顺应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大趋势，推动以绿色能源环保、互联网等为重要内容的“新经济”的发展，占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提升产业和经济竞争力。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需求的富矿”，要充分开发这个富矿，“新经济”或可当此大任。

　　然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博鳌4日，许多新政策、新格局、新经济的讨论也由幕后被推至台前。

　　互联网金融引来监管激辩

　　4月8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论坛上率先发难，称“一行三会”要携手减少互联网金融的套利机会，对其应当适度监管，设定基本条件、门槛，“给银行创造一个公平的交易环境”。

　　这一论调被认定为监管层正在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设定监管目标，此前野蛮生长的生态环境或许即将结束。

　　论坛上还有人透露，早在去年3月，国务院就已经部署“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课题组在全国调研，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已于2014年1月听取了课题组汇报，央行[微博]极有可能在今年出台互联网金融的具体监管政策。

　　虽然政策的具体细节披露尚需时日，然而围绕于此的讨论却已甚嚣尘上，论坛中被围攻次数最多的，仍是树大招风的“余额宝[微博]”。

　　最终，博鳌会场成为银行家们难得的舆论主场，一时之间，围攻讨伐的观点鲜见地占据了上风。

　　其中，以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的言辞最为犀利，直指马云[微博]搞出余额宝这类产品“只是炒作，没有本事能革得了银行的命”。

　　相比之下，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态度中立：“只要不触碰监管底线，就可以不用监管。”他认为P2P网贷的市场更为复杂一些，需要设定一系列的“红线”，以便监管层对其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

　　甚至连一向鼓励创新的学界也颇有一些微词。

　　在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微博]看来，余额宝等宝类产品目前的所谓成功是“钻了政策的空子”。他认为，占据余额宝90%以上的协议存款已经成为风险软肋，令这种成功极有可能会变成“昙花一现”。

　　陈志武称，是监管推火了“互联网金融”。在他看来，互联网没改变金融，只是中国管制过多造成金融饥饿。

　　然而，借助“互联网金融”这个多数人都搞不清的概念，很多监管以“不能阻碍新生事物”的理由被排除了，可能这才是互联网金融风潮兴起的真正价值所在——为金融打开突破口。

　　长期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世行原副行长林毅夫则指出，互联网金融在某种程度上会帮助到中国GDP增长，但绝对不是GDP增长的“万能药”。因为迄今为止，互联网金融主要是支持消费，支持中小型企业，而不是支持技术创新、支持大型工业企业升级。中国经济的发展体系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金融安排来服务各个行业，不应将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体系视作竞争关系。

　　4G成为“槽点”

　　博鳌会场当中，中国移动[微博]铺设的4G网络“几分钟可下1G电影”的速度令人惊艳。然而高昂的资费压力才是讨论的重点。

　　“4G速度很快，有人上网飚了一个晚上，结果房子不是自己的了。”在4月9日的话题讨论中，联发科[微博]技董事长蔡明介引用了这个坊间流传许久的段子，担忧如此高的资费成本，无法满足时下急剧增加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需求，成为制衡“新经济”发展的短板。

　　作为“中国最懂大数据与物联网时代产业需求的人”，中科院院士邬贺铨解释称，4G的居高不下，频率成本昂贵是重要原因。“4G容易，频率不易，需且行且珍惜。”

　　实际上，4G发展的停滞不前，除了技术方面的制衡，更重要的是打破广电与电信互联互通的历史壁垒。

　　据邬贺铨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通用的700MHz频段，才是运营商梦寐以求的优质频段。

　　这造成了基础建设投资的膨胀。有行业内人士曾算过一笔账：在700MHz上部署LTE网络比在2.6GHz上部署LTE网络要节省80%左右的投资，这意味着可以节省千亿元级的4G建设投资，但国内这一频段被广电系统控制，归地面模拟电视信号使用。

　　“沪港通”大礼包

　　“沪港通”是李克强在本次博鳌论坛上亲自送出的最大政策礼包，这个时间略早于市场预期。

　　这就引来了另一个预期：与之相通的自贸区金融体系建设，乃至中国金融证券改革的整体步伐都有可能加快。

　　所谓“沪港通”，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微博]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在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从交易发起地上细分，包括沪股通和港股通两部分。

　　作为三年前沪港通的设计推进者、如今政策得以施行的最大功臣，港交所总裁李小加解释称，“沪港通”方案是“以最低的制度成本换取最大的市场交易”，能在交易规则不变的情况下达到最好效果。

　　中国金融机构的两大掌门人、央行行长周小川与证监会[微博]主席肖钢在这盘棋当中，看中的则是上海、香港两地得以互联互通，对于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对内地资本市场的激活作用。

　　周小川称，沪港通是“1+1大于2”效应的典型案例。香港是相对成熟的市场，国际投资者云集、监管成熟，内地上市公司资源丰富。因此，沪港通既有利于香港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健全内地资本市场机制，并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肖钢表示，两地证劵市场互通之后，可能对内地估值比较低的一些股票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除了上述的实质优惠利好外，熟悉沪港金融市场的人或许还能嗅出一丝安抚港人的气息。

　　在申银万国[微博]董事长李剑阁看来，伴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内地区域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进，令一些港人对香港的“金融中心”定位产生了疑虑，沪港通对香港金融地位的巩固意义重大，“消息披露后，可以看出来香港官员兴奋程度远远高于内地官员”。

　　不过，也有质疑者认为由互联造成的监管交叉，有可能影响香港市场的监管独立。

　　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表示不需过于担心，她就此回应称，至少在目前看来，“并未感觉到香港监管的独立性受到某方面的压力与挑战”。而且，她认为对于监管者来讲，最重要的守则就是一视同仁，“国际投资者的信任，是香港能够成为金融中心的根本，在这一点上，香港一向做得很好，并将继续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