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代替房地产

　　■程凯

　　中国经济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是7.4%，低于7.5%的全年目标，高于市场预期的7.3%，需不需要政策刺激？这一点已经被大家充分讨论了。不管你持什么意见，最后的结果，政策取向还是一样，不搞短期刺激，货币政策基本没动，只是象征性地“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目标还是“提出加大涉农资金投放”。

　　因此我们对7.4%的讨论似乎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正如我上期《地平线》专栏最后所说，7.4%的重要性不在于具体数值，而在于增长结构。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在隐藏于7.4%之下的数字中摸索。

　　先看一组数据。一季度GDP增长放缓至7.4%，在GDP增长之中，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至17.6%，是2002年以后最慢的增幅，在固定资产投资之中，一季度新开工住宅面积下降了27.2%，具体到投资，第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为16.8%，增速比今年前两个月回落2.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表述，房地产投资回落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0.7%。

　　房地产投资放缓，再加上由于工业产能过剩导致的工业投资放缓，使原来最能支撑GDP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大地拖累了GDP的增速。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两面看。

　　第一，对于这样的GDP放缓应该感到正常，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房地产泡沫，还有过剩产能的泡沫，都需要挤出来，这是转型的必由之路。如果为了GDP继续高增长，继续给这泡沫加量，今后将面对更加具有危害性的泡沫。第二，为了就业的稳定，GDP还是要稳住一定的增长，如果今后在挤压泡沫的过程中房地产过剩和工业产能过剩引发的去产能进一步拉低GDP增速，进而也拉低了就业率，我们该如何应对？

　　其实，最后落到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谁能替代房地产”？

　　一个做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做文章。固定资产投资除了房地产投资和工业投资，还有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可以有作为的，尤其是在中西部基础设施薄弱的地方。再有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来自于城市中的交通设施建设以及城中村棚户区的改造。如果仔细留意，我们就会发现4月初国务院提出来的被市场称为“微刺激”的措施正来源于此几点。

　　第二个做法当然是在投资之外做文章。也就是在投资拉动GDP不得不减速的情况下，加大出口和消费的支持。出口是无话可说的，因为更多依赖于外部环境，从去年末到现在，中国的出口形势一直是大幅波动，整体形势不乐观，能够在政策上维稳就不错了，更多还要靠天吃饭，冀望欧美经济进一步复苏。

　　消费呢？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对GDP而言消费增长贡献率大于投资增长贡献率，说明结构调整有了一些成效。但消费的增长仍然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们指望中国的消费能像美国人的消费一样成为GDP的主力，那也是不现实的。而且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的，中国人走美国人一样的消费道路，不仅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会出问题的，美国人不就已经出了问题吗？

　　就是这位斯蒂格利茨，最近在分析中国经济的平衡问题时，还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投资可以在什么地方？斯蒂格利茨认为，第一点，如果中国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医疗和教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必将得到改善。在这里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而且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这么做。其次一点，和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有关，就是快速的城镇化。要确保城市的宜居性以及环境上的可持续性，政府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提供充分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和公园等公共品。

　　仔细分析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我们会发现，他更多在强调政府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而他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警示也在于“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得过多而政府管得过少。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那好，如果我们接受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承认政府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有更多作为，提供企业不能提供的更多的公共产品；那么，政府的财政支出从何而来？

　　当2013年房地产建设直接占到中国GDP的16%的时候，卖地及房地产相关税收占2013年政府总收入的38%，如果不再依靠房地产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应该怎么办？如果房地产最终有替代者，土地财政由谁来替代？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可行的答案，而斯蒂格利茨也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对于政府扩大筹资来源，“中国的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来获得财政收入是经济中各种扭曲脱节以及大量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政府应该征收环境税、更为累进的收入税，包括资本利得税以及房产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

　　答案都在这里，改革能推得进吗？既得利益者都挡在前面呢！(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