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无大小之辨 有效率之别

　　本报记者 林衍 王烨捷

　　“您平时会使用余额宝或支付宝吗？嘀嘀打车和微信红包呢？”3月4日上午，在小组讨论结束后，69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被一位年轻的记者拦在楼梯口，连珠炮似地发问。

　　“还没有，这个是年轻人用的嘛。”李毅中笑着回答。不过他随即表示，自己支持互联网金融，因为“更多的信息消费可以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

　　相似的一幕还出现在同日经济界别37组的讨论现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笑着讲起，他们曾经为“余额宝”专门开了好几次会，“感觉它既不归证监会管，也不归银监会管，又不归保监会管”。

　　“但我们首先还是想鼓励它的发展。”潘功胜强调。

　　“我同意。可以有争论，但是千万不能去封杀它们，因为它们也许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活力所在。”坐在潘功胜旁边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接过话茬说，就算新生的东西看不懂，也该在政策安排上让它去试。

　　两位新老官员的反应与企业家郭广昌的态度像是某种隐喻——在今年的两会会场上，代表委员们对“市场”这个词的解读似乎与以往不同。

　　“什么叫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列一张‘负面清单’，先规定不允许做的事情，而其他不在列的都可以做，这当然会给企业发展提供比过去宽阔许多的平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主动向记者提起2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李克强总理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对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观点。

　　今年年初，国务院曾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听取经济、社会等方面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在那次座谈会上，腾讯公司的马化腾在发言中提到，安装在手机上的打车软件，曾在很多地方被一些部门禁用。

　　他得到的回应是：“你们的例子很生动，说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需要我们加快改进。一个新的业态、新的事物出现了，本来可以看一段，甚至培育一段，但我们很快管的手段上去了，就有可能把这个业态给遏制、甚至给扼杀了。当然里面也有利益，但为了人民的利益，政府部门的利益就该服从。”

　　事实上，过去一年里，一系列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目标的改革正在发生：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截至2013年年底，国务院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与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地相呼应，代表委员把对市场经济新的观察与体认带到了会场。

　　全国政协委员陈德铭卸任商务部部长已整整一年，但这次他谈得最多、也最愿意谈的还是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原来的审批制更能及时反映市场信号和企业的效率。我们国家正往这个方向上靠，这是很好的现象。”陈德铭说。

　　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在一次论坛发言上给出了颇为新颖的判断：“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大小来衡量，是不准确的，不应当说‘小政府大市场’，我们应当强调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

　　“市场的效率在哪里？政府可以做市场也可以做的，应当让市场来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应当做到‘非禁即可’。”厉以宁进一步强调，“那政府做什么呢？政府去做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比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像国防、司法、治安、义务教育、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等等。”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与厉以宁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过去一年的改革中，他尤为看重的是中央政府提出的“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网”，“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群众消费、创业的后顾之忧，就算有人真的遇到困难，掉下来了，还有一个安全网兜着他。”范小建再三强调，“这些，也同样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