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改革 还是改革

　　本报记者 王晶晶 林衍

　　“怎么我采访的所有人都在说改革？”3月3日，全国政协开幕，一名记者结束采访后跟同事说，“我都快听晕了”。

　　改革，改革，还是改革。人民大会堂里，李稻葵委员本来只是笑着冲记者摆摆手，但往前走了十几步，最后还是停了下来。让这位经济学者感兴趣并留下来的话题是“改革”。

　　北京国际饭店，葛剑雄委员的房间里最多时挤进十多名记者，最晚的采访电话已经快到夜里12点了。自打到驻地报到后，这位复旦大学教授已经跟不同的媒体谈了好几轮“高考改革”。

　　“你说得对，我现在更多关注改革的话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委员带着电脑和保温杯来到驻地宾馆大厅，对围在身边的记者说。正打算在房间里写文章的他，被一个“关于改革话题”的电话叫了下来，聊了整整一下午。

　　不过，在一些曾经报道过两会的记者印象中，几年前，“改革”还是让代表委员愣神儿、让一起采访的同行“翻白眼”的问题。“跟一个市委书记本来聊得好好的，结果一听‘改革’人家拔脚就走。”有人说，“可能觉得采访改革这样的话题挺空的，愿意谈这个话题的要么是老头子，要么是‘闲人’。”

　　去年两会期间，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委员曾对媒体表示，当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会撕裂社会，也会对改革的持续进行造成阻碍。一年后再次接受媒体采访，他告诉记者，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施工期”，“可以说，在改革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达到了‘喜大普奔’”。

　　不只一位来北京参会的代表委员提到，“改革”又回来了。在东部，上海自贸区这块实验田不再仅仅向中央要优惠政策，而是创新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自贸区就是开放促改革，要适应开放型经济，必须要创新制度，要改革。”参与自贸区法规调研工作的陈晶莹代表说。身处西部，贵州黔东南州州长廖飞代表也感受到“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带来的改革信号，“也许沿海地区已经出现的问题，我们若干年后可能才能碰到，但对改革的决心不能有差异。”

　　“现在是正儿八经在动，一点儿都不带含糊的。”王名说。这位学者听到改革归来的脚步，首先来自他长期关注的民间组织领域。“社会体制改革去年3月开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9月出台，11月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三个问题，我原来的判断是要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要用5年时间。结果同一年，不同阶段同时起步。”

　　王名还在为社会改革的速度感叹时，又收到了卫计委的提案回复。那时，他已经连续四年提交调整人口政策、放开二孩的提案。第一年，计生委的回复很明确，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不能动摇，“根本不予讨论”。第二年是“感谢你的关注”。如今，计生委变成了卫计委，回复中也出现了跟往常完全不一样的句子：“你们的建议很好，很有参考价值，我们会抓紧研究具体方案，启动相关工作”。

　　朱良玉代表则是在同事孩子的借读手续里，看到改革带来的痕迹。2013年两会时，这位保安公司的副经理反复向媒体诉苦：一名在北京工作18年的保安，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可借读手续怎么都办不下来。今年，“我们5个项目经理的孩子办借读都比较顺畅，不像往年还得找门路。简政放权落到实处了。”他说。

　　如今，68岁的葛剑雄还记得他所经历的三轮改革。“1978年的改革是振奋人心的，那时改革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彻底否定‘文革’，国家已经山穷水尽，只要一努力，办成事就能赢得人心。当时我们科研人员听邓小平讲，‘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大家激动啊，以前整天开会，现在一个礼拜政治学习只要一天就可以。改革的起点低，所以很容易调动积极性。1992年那一轮改革，是在沉闷的气氛中听到邓小平的声音，这一次抓的重要一环是经济发展，大家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如今，改革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中央的精神如何真正落实，不容易。”他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施芝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2年前，《解放日报》曾连续发表4篇署名为“皇甫平”评论文章，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施芝鸿就是“皇甫平”作者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喜大普奔’落实到行动上，变成‘携手齐奔’。不要因为对改革的误解和曲解，再造成改革的破裂和撕裂。改革过程中也不要因为碰到这样那样的挑战，就动摇我们的共识。”施芝鸿说。

　　距离人民大会堂20多公里外，50岁的家政工朱晓莲正在电视和报纸中寻找改革的“好消息”。朱晓莲曾是改革的受益者，“邓小平说分地那一年，我在十亩半地干了一年，从那年起，自己种地也能吃饱了。”如今，这位来京务工25年的母亲，最盼望“国家能同意咱外地孩子在北京高考”。“现在我孩子就要在老家考完了，但我还是希望有这个改革，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千千万万。”她说。

　　本报北京3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