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朗：船桩的故事

　　张向东 久邦数码总裁，业余时间喜欢骑行，近期将出版《短暂飞行》一书

　　Geelong吉朗是座港口小城，属于澳大利亚，在墨尔本西南近百公里。地图上看，是南半球广阔的蓝色海域里，大洋洲那一小块陆地和海洋的勾嵌处。

　　像所有的港口城市一样，吉朗美丽、干净，还有澳大利亚特有的平静、坦然。它不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城市，它就像一个平常的邻家少女，不是容颜出众，不是衣着独特，但就有某一颦某一笑，让你一直记得。

　　如果你在吉朗晃荡，很容易就会被船桩雕塑吸引。

　　我也是。

　　那天我订了晚上的车票，准备返程。整个白天毫无计划，城市又小，既无观光的压迫感，又不着急赶回去。这样的时光最让人轻松欢喜，我四处晃荡，这里吃份沙拉，那里喝杯葡萄酒，一会儿坐在长椅上看看街景，一会儿围着雕塑慢慢欣赏。

　　有几个木雕散布在海边公园，全都和我的个头差不多高，像是在原来的木桩上雕刻出来，有的是一个海员的样子，有的是一个官员模样的在读报纸，有的是一个组合，四五个人物，在搬运重物。再走一会儿，转过一个弯，又发现几个，又是另外的造型，偶尔还带个小猫小狗，无一例外都是在木桩上雕刻完成。

　　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之前对吉朗毫无了解的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像沙滩上捡拾贝壳的孩子，不停捡了下去，捡到了100多个雕塑。它们都是人物，身份特征很清晰，一望而知是什么职业出身，也有两三个还骑了自行车。至于其他，我就猜测不出了。去到当地博物馆，我给馆员看我拍到的雕塑照片，希望找到相关的纪念品，馆员摇摇头，告诉我没有，但她解释的原因似乎很复杂，我没有听懂。

　　等回到中国，我才查到一些资料。原来，这是澳大利亚女艺术家Jan Mitchell的作品。在她去世前15年，即1994年开始，用了5年的时间，在Geelong港口的船桩上雕塑本地故事人物，故事都和澳洲的历史相关，只可惜我对澳洲太不了解，解读不出作品和历史的故事关联。

　　资料说Jan Mitchell去世前，把这100多个船桩雕塑的作品全部捐献给了市政府，政府把这些作品保管得很好，放置的环境和雕塑的形象也有关联。“船桩皇后”雕塑了澳大利亚，多么有趣啊。可故事的结尾有点无聊，说是她的孩子们一直在为雕塑衍生价值的继承权打官司， 所以，没有人能用这些本来已经属于全部吉朗人的雕塑形象来设计礼物了。那倒也好，只有到达吉朗的人，才可以看到艺术家给吉朗的礼物，它们牢牢长在了吉朗，谁也带不走。

　　船桩雕塑对吉朗来说是特别的故事，澳大利亚之外，或许不会有什么人知道。她也无意对这城市有什么意义吧。

　　——港口上很多条栈道，长长地伸向大海。我挑了一条最长的，走到尽头躺下来，试图想象船桩皇后在雕刻船桩时的感受，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修行一样，一个人用去五年时间，做一件和钱、和其他人没有关系的事情。

　　吉朗是我骑行澳洲大洋路的尽头，一路沿着海、穿过山骑过来，我都很安静，无话可说，也无人可诉说。在路上，有时候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自己，飞那么老远过来默默骑车为的是什么。在那天，看过这些雕塑，我觉得是圆满的结尾。

　　那天躺着看着天，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居然在栈道的尽头睡着了，醒来满眼只见白云浮动，蓝的天，蓝的海，好像自己漂浮在没有了时间刻度的宇宙之中，再也不需要任何问题的答案和结果。

　　彼岸特辑

　　爱丁堡， 只如初见

　　谭川遥 《lonely p lanet》中文作者、统筹编辑。居住过梧州、广州、杭州、上海、爱丁堡，现居北京

　　十年前，我刚刚二十出头，在爱丁堡念书。人对城市的感情，其实也就像爱情。有的美到心碎，只适宜共度一个夏夜，比如威尼斯；有的灰蒙粗砺，却能让你大笑或痛哭，比如北京；有的则无论多努力都不会有感觉，比如迪拜。但那时我还年轻，爱丁堡留给我的，只有全然的光明与美好。

　　这并非我的一厢情愿。英国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研究公司曾发布一份著名的民意调查，高达92% 的被访者对爱丁堡感觉“满意”或“很满意”。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样本都是正儿八经的爱丁堡居民。身为英国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旅游城市，人口不足50万的爱丁堡每年要涌进超过1000万观光客。让过客喜欢不稀奇，很多人第一次跨出火车站，迎面看到1500岁的城堡(Edinburgh Castle)时，就已爱上这里。但是能让久经考验的自己人也只如初见，这份幸福感比之闭关锁国多年的不丹，或许更为难得。在爱丁堡时，不时有打扮入时、浑身穿孔的朋克小伙伴，真心惋惜我离家去井，“如果是我，我永远舍不得离开爱丁堡太久”，口气一如死守半间老屋的年迈钉子户。

　　爱丁堡是老了，但老得刚刚好。旧城四百年几乎没变样，皇家大道(Royal Mile)，干草市场(Grass Market)， 高高低低幽深交错的巷陌，还有可以眺望万家灯火与大海的亚瑟王座(Arthur’s Seat，我叫它大荒山)，明信片上的风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穿过城堡下繁华的王子大街，就是被誉为城市规划典范的新城，也有两百年历史了。在爱丁堡的两年中，我几乎没坐过车，去哪里都是步行。没有比爱丁堡更适合步行的城市。最远的一次我来回走了四小时去参加一位同学的生日会，依然感觉满足，因为一路有风景。我是走在一座城市最美的年纪里，走在她延绵不绝的历史中，这让一个无可依存的年轻人在异国他乡感觉安心。龙应台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希望他即使成年后四海为家，也总有一个不变的小镇可以回去。在我心里，爱丁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而我真正的故乡，反倒已经面目全非了。

　　何况，爱丁堡可不是小镇，这是苏格兰引以为傲的首都，一座真正的城市。生活的便利，文化娱乐的丰富，选择的多元，这里一样不缺。难得天气也宜人，这恐怕出人意料，不少人以为爱丁堡纬度与莫斯科相当，接近北极圈，必是苦寒之地，没想到冬天气温很少到零下，都是拜温和的海洋性气候所赐。当地还有驰名土产自来水，清冽甘甜如山泉，没喝过真是等于没来过。如果硬要挑毛病，那就是风太大。在北桥(North Bridge)附近的一家超市门口，理直气壮竖了一块牌：“由于众所周知的苏格兰天气，本店所售雨伞质量难以保证。”

　　说到爱丁堡人，其他苏格兰兄弟的态度颇有些微妙(就像美国人侧目纽约人)，但看在外人眼里，那份北方人血液里的热情爽朗，已远比冷漠持重的英格兰人好相与。走在路上只要露出困惑神色，不超过10秒就会有好心人操着浓重口音过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忙。唯一的麻烦，大概是酒鬼。一次夜归就碰到一位，我也喝多了，冲他笑了一下，结果他开始乐呵呵尾随我回家。我有点害怕，打电话给室友让他赶出来接我，酒鬼大叔看了一眼比他矮半个头的小室友，口齿不清地挤出了一句“sorry”……

　　深冬的爱丁堡黑得特别早。一天分不清下午还是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家，天开始下雪。雪花静默迅速地坠落，似乎有茉莉香味，两侧黑沉的楼房中透出一盏盏灯火，忽然有点恍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何年。这时一股暖流袭来，原来是走过一个公交车站，敞着的站台上设有暖气。立刻精神一振，回到人间。

　　盛夏时分，夜里11点天才黑透，整座城市为艺术节忙碌着。有天睡得迷迷糊糊，隐约听到窗外有女高音在唱歌剧咏叹调，声线飘飘荡荡，越来越近。起初不以为意，直到忽然浑身冷汗地发觉，那声音就悬在我的窗边，而我住在四楼。那是我离所谓的灵异世界最近的一次。在上演过太多历史的爱丁堡，闹鬼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以致于有专门的旅游团带你去“看”鬼。没想到我也遇上了，而且是个风雅的游魂。真没把我当外人。

　　毕业那天，按照传统，当地报纸《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刊登了所有硕士以上毕业生的名单， 以示祝贺。我终于上了一回头条。后来看到电影《一天》(One Day)，开场就是熟悉的爱丁堡大学旧学院(Old College)，男女主角刚刚毕业，彻夜游荡庆祝，看着古老的街道在崭新的晨光中亮起来，以为生活还有无尽希望在后面。十年后，为了一份喜欢的工作，我住在一个并不喜欢的城市，一直没有回过爱丁堡。套用亦舒的话，人们爱的是一些城市，与之厮守的是另一些城市。至少我知道，爱丁堡总是在那里的。

　　卡尔加里： 我心安处是故乡

　　朱晓超 曾就职于知名公关公司，后移民加拿大，现就读于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

　　居住在这个被当地华人亲切地称作“卡村”的城市， 转眼已近三年了。

　　卡村的中文官方名称是卡尔加里，是坐落在横跨美加两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城市。也许知道她名字的中国人并不多，但如果我说起1988年的第十五届冬奥会、玛丽莲·梦露的电影《大江东去》、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燃情岁月》，以及李安执导的《断背山》里那些打动人心的湖光山色，其实都是在这里举办或取景的。

　　虽然卡尔加里远不如距离她飞行时间仅一小时的温哥华在国人心目中大名鼎鼎，但我当年却在移民登陆加拿大的“目的地”一栏里，淡定地写下了Calgary的名字。选择在一个崭新国度里定居生活，和以往的异国旅游完全不同，不是走马观花，不止浮光掠影，而是决定将自己人生新篇章的第一笔划在哪里，这仿佛是一件挺严肃的事情。当时听家人说起这个能源城市的活力，靠近落基山脉凉爽的夏季，有着号称世界最大户外牛仔竞技节， 还是加拿大日照最多的城市，寥寥几点，就像考前划出的重点一样，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白描般的印象。

　　根据加拿大宪法，居民有自由迁徙权。移民登陆进入加拿大境内，有权选择在哪个省的哪个城市居住，并没有“户口”一类的限定。在拿到移民通知后，我也曾在移民论坛的小组讨论中，看到大家七嘴八舌的罗列出加拿大主要几个城市的优势劣势。但对于从未有过真实感受的准移民而言，毕竟这些内容都是纸上谈兵，没有感同身受。

　　我最终没有选择国人更为熟悉的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定居落脚，其实原因也并不复杂，甚至没有太多的思想斗争与纠结徘徊。原因之一，是想在一个华人聚集相对较少的城市生活，更好地提高语言能力，了解并尽可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做一个真正的“外国人”来了解这个国度；此外，卡尔加里坐落在落基山脉最美丽的“脚山”一段， 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被海外权威媒体多次评为世界最干净的城市和最宜居城市，这些信息也让我这种“榜单分子”对这所城市增加了好感。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加拿大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卡尔加里是其重要的经济引擎之一。因为这所年轻的城市目前是世界主要能源公司在加拿大总部所在地， 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也是移民时不得不考量的因素。

　　从辞职交接到移民登陆，我只给了自己三周心理建设和打包准备的时间。与家人老友和待遇颇丰的工作说再见，带着一件托运行李，两件随身行李，就这样转换了身份标签，加入到“海外华人”这个群体。未来新世界会带给自己怎样的未来，当时心中是兴奋中略有小小的恐慌。在出发前，当地朋友帮忙租好了房子，所幸让自己觉得至少有落脚之处，一个暂时的家，这多少缓解了内心的一丝不安。通过北京海关离境时，还总觉得这是一次和以往相同的海外旅行，只是回程时间待定。

　　乘坐飞机飞行12小时抵达卡尔加里时，已是仲夏夜的傍晚。时隔多年，回忆起踏出卡尔加里国际机场的那一刻，仿佛还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那一袭凉风，看到车子行驶在有海拔的高速路上，俯视平原大地上错落有致的有如夜空中繁星般的万家灯火。

　　“移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今还是一个高大上的词汇，笼罩在既神秘又现实的光环下。我也曾经在国内羡慕那些被冠以“旅居海外”或“定居海外”的中国人；犹记得央视春晚时，各地海外华人给祖国拜年的场景，每年虽然没有太大不同，但总给人一种洋气的感觉。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其中一员，反倒淡化甚至淡忘了这样的身份符号。和周围的华人朋友一样，只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和方式，卸下从前种种，重装上阵，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普通人。

　　文化休克，时空转换，也许只是旅人的视角。在卡尔加里的生活，从习惯和门前不时窜出的松鼠、野兔擦身而过，到学会在高峰期开车进入主路时，司机顺序礼让；从习惯在路上看到陌生人相互微笑着打招呼，到学会如何在大型活动中报名选拔成为志愿者。移民之路，是一种新的学习之旅，更是一个认识他国文化并努力找寻让自己最舒服“精神区域”的过程。

　　在国外生活久了，经常觉得日子过得快。虽然仍有生活学习工作的压力或烦忧，但却让人少了那种盲从性一般的浮躁感。国内朋友每次问起我在这边的近况，回答最多的就是“简单生活”。这不是敷衍，而是觉得最能涵盖生活状态的词汇。虽然简单，但却充实；偶有落寞，但却乐观。

　　出于以前的职业习惯，现在还关注着国内的新闻，也在微博、微信看着大家更新的状态，但遥望之前的生活轨道，更多的只是“见字如面”一般的感恩之心，感谢过去岁月的积累，让我有了迈向新生活的资历与资本。也许，卸下攀比心，才能更好在国外展开全新生活，调整步伐，享受新生活的乐趣。

　　身边认识一些移民十余年的老移民，也偶有感慨，国内生活节奏已经不太适应，回国的频率也慢慢放缓。除去生活方式的不适应，话题“知沟”的悄然形成，也让很多老移民的回国之旅只愿意在家陪陪父母，减少社交活动。回望这些移民的海外生活，很多人的轨迹都经历了职业上的转型阵痛。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地就业市场，一些年轻移民选择了重回校园读书，拿一个本地文凭；还有一些语言不够好的中年移民直接改行，做起蓝领技术工人。

　　来加拿大后，在当地两家公司工作过。我亲身经历并观察后的最大感触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在这里都能感受到同等的尊重，人们都能买房养房，大部分人的生活基本没有明显差异。简单生活的真谛也许就在平缓生活中，没有过多忧虑不公的埋怨，在工作之余还有充裕家庭生活的时间，学会安静不焦虑的独处。

　　说到移民，一个不可回避的思考就是身份认同。故乡往往被视做每个人在摇篮里便得到的情感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深深受制各种情感因素。

　　在我看来，空中交通和网络媒体的发达，已经使远近不再是个空间概念，反倒拉近了移民与故乡亲人的时空距离。乡愁更多和味觉联系在了一起。在卡尔加里，因为华人初具规模，不仅有两家主打亚洲食品的华人超市，而且还能找寻到国内一些美食的影子。川菜、西北菜和东北菜的正宗程度，虽不可与国内大餐相提并论，但却可以解馋的同时一解乡愁。在华人作为主场的餐厅里，听着母语，看着熟悉的菜单，故乡的图景从味蕾中渐次铺陈开来。此刻，身处何处已并没有那么重要。

　　“无论走在哪里，躺下休息的地方就是家。”美国摇滚乐队“重金属”(Metallica)曾在一首歌中唱道。如果问我还会定居在卡尔加里待多久，我只想说，我爱这座城市，为她的往事、她的美丽和她如今的智慧。

　　只把槟城当故城

　　边员外 《0元机票的秘密》作者。在郑州、上海生活过，现居北京

　　去槟城完全是因为一句话。

　　“空气中弥漫着汽车废气，路边甚至没有人行[微博]横道，不过槟城却能够以其永无止境的文化惊喜，吸引最敏锐的城市恐惧症患者。”

　　这句话来自《lonely planet东南亚》旅行指南。后来我看过各种旅行指南对马来西亚槟城的描述，都远不如这句精妙传神。

　　城市恐惧症患者，2009年的我恰处于这样的境遇。中国大城市无一例外患上了大城市病，生活紧张带来的焦虑感让我想去逃避。

　　这年夏天，我辞职了。那时媒体还没开始炒作间隔年的概念，我只是想用旅行来缓解疲惫。没有路线规划，没有时间限制，我订了机票拿着旅行指南就上路了。

　　槟城最初并不在我必去之地的名单上，我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而正是这种毫无预期，才有了后来的“一见如故”。

　　抵达正是深夜。灯光昏暗，道路交错，还没有落脚处的我拿着地图四处寻找旅馆。

　　老城区的华人们正沓着拖鞋，坐在路边的夜市摊； 殖民区古老的白色教堂安静地立在海边；小印度街区灯光闪烁，到处放着宝莱坞音乐。整个城市，正在以一种混杂的艺术感告诉来访者，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小城。

　　穿行于一个又一个小巷，我成功迷路了。

　　第二天一早，在低沉悠长的穆斯林祷告声中醒来， 我想起一句话：“爱上一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深夜抵达。”

　　后来我才知道槟城是《色戒》的拍摄地，那些挨挨挤挤的老式骑楼，正是19世纪第一批来此的华人移民所建。

　　单纯从地理上来看，槟城是个岛屿，有山有海。但是跟东南亚其他赫赫有名的岛屿相比，这个岛并不以海岛风情著称。因为身处马六甲海峡的交通要道上，槟城的海水和海滩质量都乏善可陈。

　　也正是因为位置得天独厚，槟城从一开始就是冒险家的乐园。欧洲的殖民者把这里当成远东的门户，后来中国人来了，印度人来了，马来本地人也来了。二战时，槟城甚至短暂被日本人统治过一段时间。

　　槟城有一座很不错的博物馆，不过，真要了解槟城的文化和历史，用不着去博物馆。小城里的每个老建筑仿佛都藏着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一首悲欢离别的歌谣，都见证着一个家族的潮起潮落。

　　几百年亘古不变，留下的只有传奇。

　　我去过的那些热门旅行地，大多是游客占领城镇， 外地人蜂拥而至寻找商机。庆幸的是，槟城用自己的丰富消解了旅游作为商业的一面，上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旅馆、饭馆、书店、店铺就矗立在那里，不迎合，却又不失生意人的温情。槟城的生活，每天都像走进老电影里，在我去过的其他城市中，只有罗马能带给我类似的感触。

　　在槟城，我第一次作为外国人感受到了母语的亲切。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最密集的地区，在槟城说中文可以畅通无阻。而这里的华人对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尤为热情，他们往往喜欢拉着你讲他们去过的那些中国大城市。

　　当然，一旦脱离文化观察者的角色，槟城的优点更为具体。对于刚需为吃喝玩乐的游客来说，可以在槟城体会一周不重样的各式美味，可以爬升旗山看日落，可以到国家公园徒步，可以出海跟着渔民打鱼。或者，你只是在小镇上闲逛，看看哪座建筑被李安收入到了电影镜头。

　　我最爱的方式还是走路闲逛，渴了随便走进一家茶室或者咖啡屋，总有一款可口的饮料等着你，饿了路边随便一个小摊就能大饱口福。

　　这一切对我来说熟悉却又陌生。我真正的故乡已经沦陷，我心理的故乡，却在故土的千里之外。

　　2010年，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歌手阿牛拍了一部电影《初恋红豆冰》，里面的很多镜头都取景于槟城。这部电影的背景是一段发生在小镇上的初恋，实则讲述一个少年的成长。

　　作为一个同样来自小镇的青年，看完电影，心有戚戚。

　　那之后我又去过很多称得上美好的小城——南浔、建水、喜洲、清迈等，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好，但都没再让我产生故乡般的亲切。

　　2013年，我第三次来到槟城。各种精品旅馆明显多了起来，聚集了各种小吃的汕头街人潮汹涌，但四果汤味道还没有变。

　　马来西亚政府正在推行“第二家园计划”，吸引外国人来马来长期定居。而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槟城也开始有了项目。

　　我隐约有点担心。

　　淡水， 直戳心怀的小梦

　　赵星 《从北京到台湾这么近那么远》《挺住，意味着一切》作者

　　那夜，我坐在淡水河边的观景椅上吸着冰红茶，背后有一个黄色招牌的小店里传来最喜欢的歌手周杰伦的歌曲。那些歌曲早已烂熟于心，但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冲入到我的耳边，有一种想要永远留下来的冲动。

　　来到淡水完全是一个临时起兴的想法。那是我第二次去台湾，因为出了一本关于台湾旅行的书来台宣传。出版社负责陪同的小男生在晚上九点的广播节目之后，偷偷带我一路骑摩托车到淡水。那是我第一次坐摩托车， 而且风驰电掣在大马路上，很是惊恐刺激。

　　夜晚的淡水老街别具一番风味，白纸灯光的颜色， 路边有很多艺人给游客画像，趁着身后的淡水河，非常安然静谧。我一路走一路用DV拍摄，那种感觉好像特别想把这个地方的记忆带回家。据说淡水一直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特别是这里的建筑，多为古早风情的砖制房屋，古风古情，让淡水小镇镀上了一层时光穿越感，仿佛看到了古早时期的先辈生活画面，也让淡水老街成为北台湾特色鲜明的老街之一。可能也是这种浓郁的古家风情，让自己在夜晚的时候遇见，就更加深得我心了吧。

　　因为来得比较晚，此时的淡水老街店铺基本都关闭了，只有一家卖铁蛋的小店开着门，站在路边连续吃了两个，于是铁蛋成为直至今日都依然想念的味道。相传铁蛋源自于一个下雨天，因为生意不好，老板将卤蛋不断放回锅中加热，又因为在海边，一直有海水吹拂，卤蛋越来越小越来越黑，结果因为嚼劲十足、气味香醇而备受喜爱，便成为了今天的淡水特产。除此以外，淡水的鱼丸、鱼酥、阿给也都十分受欢迎，有些历史悠久的老店，比如味香鱼丸、德裕鱼丸等，非常值得一尝。而一直让我念念不忘却一直没机会尝试的是一种叫做“阿给”的东西， 据说是将油炸豆腐皮中塞满粉丝，用鱼浆沾满，蒸熟后站辣椒酱吃，特别美味。

　　离开老街，我们穿梭在黑漆漆的小道上，来到了著名的淡水旅游境地红毛城，虽是夜里，一个人都没有，但也能感受到古迹感。红毛城在台湾古迹中一直与台南的安平古堡并称，被称为“圣多明哥城”。相传是在1628年由当时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所建，而在1642年荷兰人北上赶走了西班牙人，占领了圣多明哥城并进行了重建，对主城进行了加固作用，成为红毛城的主体建筑。当时台湾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因此这座城就被称为了红毛城。而1867年之后一直被英国政府长期租用，作为英国领事馆的办公地点，还进行了翻修与装饰，在东边建了一个红色砖房，配上红色的拱廊及绿色的栏杆，与红毛城相映成趣，甚为好看。红毛城不但是台湾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台湾当局所颁订的一级古迹，也是淡水本地一直以来最为著名的景点。

　　其实，那夜想要来淡水，并不是冲着上面的吃吃喝喝和名胜古迹，而是为了一点私心，那就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高级中学。我们到达淡水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这座小镇都安静的睡着了。淡水中学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么漂亮，那么文艺。

　　她就坐落在小镇一条很小的街道边上，但由于不开放游人参观，只能从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观其一二。据说淡江高中曾经是一所女校，是1882年加拿大宣教士马偕博士所创办的。而日治时期因应新时代环境，女学堂在1970年改为女子中学，直到1914年正式创办正式变更为淡江中学，是台湾北部最早本土子弟就读的中学校，其中的淡水女学堂、马偕墓园及八角楼，都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典范。我在学校门口的横幅下面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可心里一直心心念念的想着电影里的那些砖红色的楼，文艺风的校服与走廊，以及青春期花季少男少女的回眸一笑与阳光气息。

　　站在离偶像这么近的地方，总会有一直迷离感，仿佛那个曾经在电视上、舞台上、演唱会上的周杰伦变得亲近了许多。这里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这个校门他也曾出出进进，这条小路他或许也每天来来回回。忠实粉丝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幻想，快三十岁的人还有这样的偶像情节会不会有点好笑呢？

　　其实那天夜里，我们就去了这三个地方，便返回了台北。但那一夜几乎是我在台湾最静谧最文艺的一个晚上。大概是因为接近了偶像，大概是因为那些黑漆漆的小路有着台北所没有的安静气息，大概是因为铁蛋好有嚼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台湾，第一个先冲入脑海的就是这些画面。特别是坐在淡水河边的长凳上听着周杰伦的歌，让我很有冲动留下来，生活在这个安静的小镇上，看暮色淼淼的浪漫，听河水流觞的悠长。

　　如果还有机会去台湾，我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看看白天的淡水的模样，走回到夜里的路上，这里有我一直直戳心怀的小梦，也有关于偶像与精神的力量。

　　寻找“桃花源”

　　六月 媒体人，曾居住过福州、北京

　　坝美是个奇怪的地方，离它越近，劝你停下脚步的人越多。这个在网上被描述为现实版桃花源的小村子藏在中国的西南边陲，2013年底，我从北京一路寻到云南省文山州，交通工具轮换了几次，直到下了飞机坐上汽车，对于自己将去的地方，我其实还是毫无概念。

　　“坝美那地方没什么好玩的，去完第一次你绝不会想去第二次。”接我的司机是文山州本地人，说话有点含糊，在两小时的车程里，他翻来覆去强调的主题只有这一个。看我如此执著地非要前往，停车末了，他还补上一句，“我不骗人的，你去了肯定会后悔。”

　　车停在一个山洞前，十几艘铁皮船泊在山洞前的水面上，七八个艄公懒洋洋地拢着一个火堆烤火聊天。同去的导游用我听不懂的云南方言跟他们寒暄了几句， 一位中年艄公便跳上船，领着我们往山洞划去。这也是坝美之所以被称为桃花源的原因，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似乎是照着这个地方的地形所写，要进入村子，必须经过一处山洞，“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洞里没有装灯，在黑暗中同行的人很少交谈，只听到船桨推开水面的声音。这种神秘的沉默让人对坝美的期待值升至顶点，拜陶渊明和武侠作品所赐，大部分人心中都有隐居情结，而隐居的前提是物理空间上的与世隔绝。大隐隐于市的境界，现代人是不太做得到的。水路行过十几分钟之后，才算真正进入坝美村。站在村头，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个司机会对坝美如此排斥，如果抱着旅游探险的目的来的话，看到眼前风光必然会觉得平淡。

　　坝美就跟南方任何一个小村庄一样，如果你也在村庄里度过童年，可以轻易想象到它的模样。四面不算高的山峰把村庄围在中间，一条小河把村子分为两半，一边是民居错落，另一边则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村子不大， 从村头走到村尾只需花20分钟。当下发生在农村里的急剧变化同样也发生在坝美，染着头发的打工青年在过年前赶回家乡，聚在桥边打扑克；到处都在翻修房子，形态优美但不好居住的土房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砖混结构新房。

　　然而它又和寻常村庄不一样，其他地方不会有如此密集的家庭旅馆。靠近路边的所有房子都挂着农家乐招牌，起着类似“福亮农家”、“大榕树下”这种简单直白的名称。它们统统开在2006年之后，那时坝美才刚刚开始通电。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坝美迅速从一个闭塞的小村庄蜕变成一个旅游胜地。155户村民在务农的身份之外，都多了第二重身份，房子在路边的成了农家乐老板， 房子位置不好的就成了撑船的艄公。国庆和春节前后是游客最多的时候，村民撑着船，载着一船船互相听不懂方言的客人，船头挨着船尾，急急经过幽暗的山洞，把他们接进自己世代生活的地方。

　　那些时节不同于我来时的冬日，听说景色能让游客小小惊呼一番，金黄的油菜花田和稻田铺在河两岸，夏夜里还有成群结队的萤火虫在田野里徜徉。更何况对城市里的人来说，无论是海边还是山村，必看的还有日出、暮色和星空。这些景色被收入游客的镜头中，发在微博或者各种旅游论坛上，标题带着浪漫、世外桃源等关键词，之后自然会跟着一连串表示羡慕嫉妒恨的评论。

　　游客惊呼的一切美景对坝美村民来说都是习以为常，他们还是保留着原有的生活节奏。敞开大门，把游客领进客房之后，剩下的时间他们便做着自己的事，种田，洗衣，放牛。等到吃饭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家里，给你做上一顿农家饭—— 家里有什么做什么，没有太多挑选的余地。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端着酒杯，给你唱上首祝酒歌，大意是欢迎来坝美做客云云。这个村子的居民以壮族为主，哪怕是满面皱纹的老奶奶， 开口也能唱出婉转的调。其实比起祝酒歌，他们更擅长的其实是情歌，那是他们在田间地头信手拈来的歌，只是轻易不对外人唱。

　　对想要寻找清静的人来说，这种互不打扰的风度最是迷人。陶渊明写的桃花源之所以令人向往，地形上的豁然开朗反是其次， 村民怡然自得的态度才是核心。这恰恰是我喜欢坝美的地方，村民毕竟没有个个都变成急功近利的商人，迫不及待地把生活的一切细节都展示出来；也没有蜂拥而来非要在这里开客栈的外来人，他们耐不住这里的寂寞。坝美还是个村庄的样子，在这里仿佛有着两种精神世界，一种是农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的原始生活，爱看电视剧，偶尔冒出来的担忧是关于孩子上学的学费， 盖房子欠下的贷款；另一种是游客兴冲冲来寻桃花源，在这个村庄驻足两三天，至多几个月，就坐船离开，不会在这里留下太多痕迹。两个世界之间，都没有太多了解彼此的欲望。

　　大理、丽江、西藏有文艺青年旅游后寻找到灵魂，抛弃一切去开客栈的故事，坝美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个村子太小，交通太不方便，开不了咖啡馆，暂时也不会有酒吧。这世界上本没有哪个地方能够充当所有人的心灵拯救所，人来人往，桃花源只是别人加在它头上的

　　名号，能在坝美留下去的，还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村民。

　　花与剑的苏州

　　刘雅婧 前媒体人，世界音乐与文化地理爱好者。自命三个故乡，赣北、苏南、内蒙古

　　十三年前我在苏州读中文系。一个人怀念一座城， 要么怀念城里的人，要么怀念城里耗费的时间，苏州和我少年时最好的时光捆绑在一起。四年前上海世界博览会，我看宁浩拍的苏州宣传片，里面的风物秀冠江南，经济生机勃勃，那些千人一面的好处和我无关。我只记得那些和我有关的花与剑。

　　斯国历史久远，千年以上的古都数得出好几个，称天堂的就一个苏州。苏州始自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建城史逾2500年，地貌形同龟甲状，水道纵横，素来以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和“甲江南”的园林闻名，听上去就不能不美。

　　上海人亲热地管苏州叫自己的后花园。岂止这些，苏州产花和美人，香雪海的腊梅，唐伯虎墓前的桃花，临水扫街的杏花迎春花，一年四时都不同。少年时收到男孩的情书，里面也是花：“但知心似月，独寄领头梅。”

　　大学四面都是园林，著名的狮子林拙政园在前，低调的网师园留园断后。周末，我们常常卷了线装书漫画书，园林里一读书一下午。苏州市图书馆是我少年读书的一个据点，常遇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图书馆后面的天香小筑就是著名古建，成了我们餐后吃水果闲扯的地方。所谓亭台楼阁名画刻壁流水潺潺，说我们闻着花香鸟语读书，毫不夸张。

　　不上课的日子，我们骑车去十全街十梓街闲逛购物， 苏绣的惊人美貌和昂贵，被我们三块五块地砍价地拿下了很多，再坐着廉价的绿皮火车返乡送人。和一切小而美的城市一样，苏州十分适合步行与骑行。步行半小时不到就走到了繁华的观前街，我对购物没兴趣，惦记着绿杨馄饨鸭血粉丝汤，偶尔去听一个旗袍着身的大牌评弹专场。

　　白先勇的昆曲复兴运动从苏大的存菊堂开始，青春版《牡丹亭》首演时，中文系倾巢而出当志愿者，那时， 就连最潮的年轻人，收音机里都咿咿呀呀地放着昆曲。后来有留守读书的参加虎丘曲会，告诉我，一轮好月亮， 喝酒喝醉了，西瓜吃撑了，忘了要唱什么。

　　这里四到六月都是雨季，雨飘在头上不落地的，只是在白墙黑瓦中显出水墨似的霉斑，提醒你日子有痕迹。虽然今日苏州和全国一样，在迅速地失掉自己的古迹和传统，连桃花坞都被拆掉了，但那几年，本部后门就是一条青石板路。随便串个巷子能看到一堆石刻。我有时穿一身青墨蜡染长裙，串到小街巷里，想找个雨巷丁香少女，发现自己也走到书里画里了，那些花一样的日子像是借来的。再后来在北京街头穿上同一身，发现被时尚男女比得像村姑。黯然脱下，再也不开箱。

　　在我心里，少年情怀不总是诗，也像剑气。台湾作家朱天文说，一杯看剑气，两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我的家乡在江西，文脉和历史渊源上，与苏州所在的江东是同一个承袭，可惜当时并不懂。那时总觉得自己骨子里是移植来南方的北方乔木，与苏州是不太搭的，一心想着毕业后“仗剑北上”。

　　最喜欢和北方人结交，每日运动健身，爱吃面食饮二锅头，步行前往寒山寺听取建寺2500年的钟声一片。那一晚，归来时已经没有车了，一群荷尔蒙勃发的年轻人步行两小时回宿舍，一路披星戴月，PK对对子，浪漫没有几分，倒是有点壮行的气概。

　　再后来我迁移来北方，日子越发过得天南地北，看了不少国家地区古城废墟，一边悟他人的兴衰，仿佛触类旁通也渐渐懂了苏州。怎能说苏州只柔糜无剑气？

　　那几年，我住在平江区，古老的护城河每天从脚下流过，一出宿舍区，门外就是干将路与莫邪路。从五行论，金生水，含剑气于无形。在史书里，关于苏州的偏见却永远是吴侬软语，偏安江南，盛产才子佳人，亡国之君和落跑将领。而干将莫邪这一对著名的雌雄剑除了谱写传奇，还证明了苏州的刚硬。此间山水养气，古来是练剑师的圣地，又因苏州古名为“吴”，著名的吴钩就是出自于此冠名于此。苏州的水军传统独步天下， 从春秋自三国，到后来的太平天国，都不用多论证的。就连看似老好人一样的苏烟，一口下去，也呛得超乎你意料。

　　再说山塘街的东林党人墓，《五人墓碑记》里记了一段乱世的舍身取义。这里说的是文人士大夫的剑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更迭易主之时，人们只记得扬州杀了十天，却忘了东林事变，苏州全城提着头抗击官府。为此，后来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一文里为苏州人抱了不平。

　　2005年我毕业，离开苏州的前两晚再去了趟山塘街，严格说来，十里山塘现在只存七里，当时修缮好的只有三四里。那些推窗看晓月，低头见流水的日子，一道道刻在我心里，明晰得像剑痕。

　　6年前，我参与了一次媒体江南行，20余人的自驾车队夜入苏州。那一夜高架上风声贯耳，苏州城睡得像个孩子，仿佛2500年夜夜如此。近乡情怯，电话就在手前， 我拿起又放下，不敢惊扰里面任何一个老朋友。再后来常常梦回太湖畔，希望50岁之后，能买一个小屋，

　　稻城： 人生无非爱与自由

　　灵子 文化编辑，著有《宇宙的童话》、《忧郁的常识》

　　2014年元旦，电珠发来祝福短信。尽管微博微信盛行之后，很少有人再如此费力，他却总是每年元旦、春节次次不落。

　　电珠是稻城的藏族人，我们的认识算是奇特。2008 年10月，我打算去稻城玩，临行前与成都一位友人联系——他是几个月前我在青海旅行的路上认识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他说刚好有朋友要自驾去稻城，或许可以同行。于是在已经记不清楚哪一家火锅店里，我与几个陌生的人聚在一起，畅聊即将开始的旅程。

　　打算自驾的朋友临时改了行程，无法同行，却又热情介绍了一位当地同学做“地陪”，便是电珠。他说电珠在当地林业局工作，也许能帮得上什么忙，尽管我看不出会有任何需要。

　　就这样曲曲折折，凭着几乎不能算是“关系”的关系，我出于礼貌地发了一条短信给电珠，却没想到迎来持续至今的友谊。

　　还是先说稻城。它位于四川西南，靠近云南，穿峡谷徒步一周便可到香格里拉。第一次存了想去的心思，是因为前一年走过川藏线，觉得川西大有可探索之处。对着地图端详，发现稻城这个带着粮食香味的可爱名字， 便起了兴趣。

　　去稻城的路算是曲折。先花大半天时间从成都到康定，第二天清晨再从康定出发，翻越五座四千米以上的高山垭口，天黑时便能到稻城。折多山、高尔寺山、剪子弯山、卡子拉山、海子山，那几座雪山的名字张口便来， 因为在其他地方从无高原反应的我，每次走这条路却必然头痛欲裂。

　　对稻城的第一印象已经记不真切了，只记得刚刚安顿好，电珠便带着女友林子开车过来，接我去吃当地有名的鹅掌香锅。被大城市的冷漠气氛熏染太久，以为顶多打个电话说几句客气话就算地陪的我，为这种异地的、近乎无端的热情深深感染。

　　稻城县城只是一个驻扎据点，本身并无太多景色可观，无论红树林还是温泉都需包车前往。更著名的亚丁景区距此车程三小时，那里有三座雪山，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神湖，牛奶海、五色海、珍珠海，是初次前来的人必然朝拜之处。

　　我不知道是否还需费章节描述亚丁的美景，每一个人心中总有自己的圣地，单从美丽程度无可比较。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说，在亚丁我经历了所有旅行中最自虐的一天，清晨五点徒步到晚上九点，在高海拔地区单日往返五十多公里，尽管穿着徒步鞋，两只袜子的脚后跟还是全部磨穿了。然而与所见所感相比，这一切完全值得。不知道为什么，旅社老板雪狼子对我们几个在旅社自行结伴的“单蹦儿”旅客格外照顾。当晚我们精疲力尽回到稻城已过凌晨，雪狼子炖了松茸土鸡犒劳大家，第二天又带我们去吃号称全县城最好吃的包子，之后再去茹布查卡泡温泉。包车的藏族司机在路上接上自己的老婆：“我们也去泡一泡，顺便等你们。”这种生活态度真令人称道。

　　温泉洗涤了所有的疲惫。下午我们去另一个乡的传统赛马会，在选手们策马疾驰之际，突然接到电珠的电话：“来我家过节吧！”“什么节？”“国庆啊。”哈，沉醉不知归日。我为难地说正与一同包车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本来说搭伙过节，可能不方便再去打扰，电珠豪情地说：没关系，一起来！

　　那晚围着火炉吃藏族大餐，大概是我在异乡经历过的最盛情的款待了。林子姐讲述了他们11年来曲曲折折的爱情，最终她毅然放弃上海的工作来到稻城与爱人厮守，让我们唏嘘不已。电珠的另一位朋友号称当地马帮帮主，大讲当地传奇。

　　第一次稻城之旅给我的印象如此温暖，以至于2009 年元旦回顾起过去一年来的经历，突然想向旅社老板雪狼子与电珠问声好。网上查到雪狼子的QQ，打声招呼，谁知他第一句话说，我正在北京。这么巧，当然见面饭谢，听他聊天，从公务员系统离开，转而开客栈、做攻略、当向导，当地人觉得不靠谱，但他玩得不亦乐乎。聊天中他说了一句话：人生无非两件事，自由与爱。我记到现在。

　　再去稻城是在2010年5月，之前我在上海出差一月有余，忙着世博会报道，假期到了只想找个地方呆着。网上遇到雪狼子，闲聊可去的地方。他以我所知的稻城人一贯的热情与豪爽说：来稻城吧，食宿全免。

　　于是花费四天在路上往返，去做一周白吃白住的义工。早饭后打扫所有住过客人的房间，换下床单被罩扔进洗衣机，再把新的换上，就可以等待午饭和晚饭了。或者去他们新开辟出的“观影厅”看电影，傍晚时候遛狗， 晚饭后与当地人们喝喝酒聊聊天。偶尔在院子里挖个坑种上格桑花，第二天被淘气的狗刨出来，第三天便重新再种。

　　我知道在任何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大概都可以这样自在悠闲，但是稻城于我不同的意义在于，似有故人在，有种不同于漂泊旅途的心安。

　　还记得一天下午我正在小屋看电影，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唤：“灵子！”诧异在这里居然有人叫我，出门去看， 原来电珠与林子。雪狼子本答应带我去看他们，谁知在此之前忍不住先通风报信去了。

　　林子姐姐再见到我，又是惊喜又是诧异：这么多可玩的地方，怎么会再来第二次的？

　　他们结婚了，林子在稻城找到了工作，电珠做了副乡长，笑嘻嘻自嘲说：“副乡长嘛，就是乡长喝醉了扶着乡长走呗。”他们正打算开一个火锅店，店面在很不错的地方，正在装修。他们如两年前火炉旁叙述爱情时一样甜蜜，只是换成了老公老婆的称呼，四川话喊起来带着嗲嗲的蜜意。

　　还有一位广东来的美发师，几年后来北京打工。我们约在胡同口见面，他还在揶揄我在稻城时下厨刷锅没力气，做午饭速度又太慢，。讲着这几年在做的事情，他忍不住插话：“你讲话也这么慢的？你的采访对象怎么受得了哦？”

　　似乎每一次在稻城都有奇遇，每一个我遇到的人都真诚友善，而最难得的，那些因缘并未随着旅途结束而消散，而是持续以不同方式交织在我的生活中。

　　甚至客栈中两只大狗也发挥着它们的影响，第一次与动物如此亲密地朝夕相伴，让我产生了养动物的愿望。六月份我回到北京，忍不住从朋友家抱回两只六周大的小猫，自此一养三年。

　　稻城于我，如同一个遥远的家乡，即便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所在，寄存那些工作城市放不下的心情，区别只在于遇到它的时间早晚。

　　东京： 迷失秋叶原

　　坂口英明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历任报知新闻社电影记者、《PIA》杂志主编及《东京购物资讯》《城市指南》等主编， 著有《宅人的东京》

　　东京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城市，永远有挖不完的宝藏。有时候我会往返在亚洲的各个城市之间，不论哪一次在飞机降落时看东京，我都会感觉到这是个迷雾一样的城市。

　　我的家在秋叶原附近，闲暇时候，我会在秋叶原附近闲逛。出于职业习惯，每次闲逛的时候我会注意新开的店，通常发现的方式是一天就逛一栋商业大厦。再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秋叶原的小巷磨掉剩余的时间，每家店，我都会进去看看，若碰见感兴趣的，会和店主或服务员探讨一阵，从商品聊到当日的天气。

　　我喜欢知道感兴趣商品的来龙去脉：从制作材质到销售状况，从设计师到颜色搭配……通常，我会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和细节，从中获益匪浅。

　　2005年，那时我还负责一家杂志社(PIA)，突然发现秋叶原附近关于“宅物”的主题店多了起来，各种有趣的店，比如售卖铁路模型的TamTam秋叶原店，这里售卖的是以N-gauge车辆的相关配件，再如有“秋叶原机器人第一人”荒井贞博的店(Robot Shop Technologia)，店里面有三百多种零件，你可以买了自行组装。还有很不错的女仆咖啡店，比如位于日加石油大楼3层的女仆咖啡， 假若运气够好，你还能碰见会说中文的女仆。

　　秋叶原之前被称为电器城，战后聚集了贩卖当时盛极一时的无线电配件和电子管为主的小店，上世纪60年代时，电视、洗衣机、冰箱等家电的大型商铺开始不断增加，70年代的时候，音响店满街，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电脑商铺开始增加。进入21世纪后，笔记本电脑以及现代电器的店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秋叶原也成为了面向御宅一族店铺的集散地。

　　从东京大多的繁华街区乘坐30分钟电车基本都能到达秋叶原。位于环状线的JR山手线和横穿其中的JR总武线的交汇处，交通非常便利。从东京的大门——东京站到秋叶原只有两站地4分钟的路程。秋叶原是一条非常庞大复杂的“宅人街”。它见证了东京的每种最前线， 是日本的流行最前线，街中御宅商品的大型连锁店几乎都入驻其中，还有销售电子配件的零散店铺和电脑游戏的新品及二手商品店。

　　在秋叶原车站东侧是东京都内规模最大的电器商城。主干道以大型商铺居多，进入旁边的小路，各具魅力的小店便呈现开来。

　　不仅是新商品，在秋叶原探寻二手店也会淘到意想不到的怀旧物品。例如之前中国的朋友托我寻找的“圣斗士星矢”就是在这样的二手店中寻得的。

　　街上闲逛，你可以看见穿着萝莉服饰的年轻女孩到处招揽客人去女仆咖啡厅。这种女仆咖啡厅和主题卡拉OK也是最近秋叶原的特色。当你感觉饥肠辘辘，想吃点什么的时候。可以去自动售货机售买一听关东煮罐头，这种令人许多不可思议的食物，是我永远不会吃腻的东西。

　　最近这里掀起拉面热潮：蘸汤面、有汤无汤的、日本各地口味的……数不胜数的面店。逛街的人都是抱着迅速填饱肚子继续购物的想法，拉面成为了这条街最适合的快餐。主街道分支的一条小路上有名的拉面店尤为多，还有一些店准备了中文菜单，大多数菜单都有图片， 可以用手指着点菜。如果你达到了要求在面上放上所有配菜的“全部のせ”或是意犹未尽地要求面加量的“替え玉”的水平，相信你已经成为美食御宅族了。

　　在东京这座城市生活了60多年，从小时候的无线电器到现在的御宅店铺，我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迁，东京迷人的地方很多，但是它也是变化中的，相对于沉静的京都，工业的大阪、名古屋，这座城市融合了我太多的记忆，它常变常新，却是这个国家流行的最前线，我到日本其他城市的时候，最能找到东京的影子，尤其是秋叶原的影子。

　　少年庄的北京漂流

　　庄仔 本名庄崧冽，台湾云林人，雕刻时光咖啡馆创始人。居住过台北、北京，还有北京郊

　　区的栗子院

　　据我所知，一座城市总会因为某些人在而使人倍感温馨或惆怅，比如说有伍迪艾伦的纽约，有约翰厄文的波士顿或曾经拥有过海明威的巴黎，在东京有小津安二郎，在马德里有肥肥胖胖的阿莫多瓦……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不一，其心目中的城市地图也不尽相同。你怎么就不提阿多尼斯和大马士革，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圣彼得堡呢？这些不同显现出一座城市之于人其所孕含的富饶和多层次的魅力，有故事，有人情味，有啰啰嗦嗦的生活和细节。相对于巴黎或纽约，北京会令我们想到谁呢？对我这个从海岛上来的人来说，想到的居然是沈从文、蒋梦麟、梁实秋和朱自清等民国时代的人。这可能有点可笑，但是你曾经想到那些有创造力的人，谁不是曾经或就在北京待过呢？

　　我还崇敬普罗大众为这座城市做出的贡献以及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小南庄菜市场上卖好吃烧饼的夫妻来自河南， 其老婆半边脸有个火红的胎记——恰似他们家烧饼的温度和口味。来家里修下水管道的小伙子来自湖北黄冈，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所以很早就出来当工人，从小木工小瓦工开始做起，如今他是个小工头，带领一众老家人在城里帮别人装修咖啡馆。家里一周来打扫三次卫生的阿姨来自江西，咖啡馆里打工的店长来自广西和齐齐哈尔。于是乎，名人和打工仔、小老板和想出人头地的人一起组成了北京这座城市。

　　1993年春天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当飞机降落在灰扑扑的老机场，一打开机舱门后扑鼻而来的蜂窝煤味，我就觉得它真是座让人感觉奇特且令人着迷的地方。当时为了学电影，为了师从于第五代导演田壮壮和陈凯歌等而千里迢迢从台湾过来北影学习。可大学四年毕业后，没拍电影， 却跑去开咖啡馆一直到现在。

　　当我试图跟别人解释咖啡馆是在做什么生意时，却解释不清楚，一方面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确实不仅仅是在卖咖啡。我们试图在店里卖书，我们做些看电影或讲座的活动， 我们试着做一个城市里的港湾，让人疲惫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歇息一下，补充一下“水和电”。

　　所以我们在卖什么？我们卖的是人们在这里发呆的时光。咖啡和电影其实卖的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故事。而故事的很多源头都来自于这座城市每一个平凡和不平凡的角落。或许也不只是因为我在这儿做生意，在这儿读书、谈恋爱、娶媳妇。

　　我喜爱北京的粗鲁与荒唐，就如同我爱台北的礼貌与安详。我爱北京赤辣辣的天空，如同我爱西安的羊肉泡馍。我什么都爱，但只有一座城市是我每每飞机要降落时，我会对自己说，终于回家了。这个地方就是北京。

　　北京是个大舞台，是时间和空间交织而成的一个舞台， 生旦净末丑的我们都是或曾经都是这舞台上的一名演员， 跟纽约、巴黎或台北的人们没什么两样。我有幸生活过在这座城市里，也因为这座城市而幸福过，快乐过，失落过。

　　我并非没有移居别的城市的想法，比如波士顿。因为那是一个约翰厄文，还有一个伟大华裔作家哈金所在的城市。但我始终也没有鼓起勇气离开，因为我曾经在这儿发生过故事，将来还会继续发生。渐渐地，我把自己的生活融进北京城里，北京也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改变着。

　　我们重视我们所处的城市，我们不希望我们生活的城市丢脸或受到批评——雾霾，没文化，不好玩，没有创造力。我们希望我们所处的城市有一定的爱与魅力，我们能和他们发生关系，并产生种种化学作用，因而让后人去向往， 去遐想，去期盼，去学习。

　　从1153年金朝在北京建都以来，860年无声地飘过去了。接下来的860年又是一番什么景象，我们还会出现像李白和长安、苏东坡和杭州这样的人景组合吗？北京还会是那种永远不缺乏惊奇的城市吗？

　　是彼岸，也是商业

　　“爸爸”去了普者黑之后

　　《爸爸去哪儿》深刻地改变了普者黑，商业正成为乡村文化之外最强大的力量。

　　本刊记者 方婷 摄影 万磊

　　汤菊仙家的大门后堆积着很多矿泉水瓶，这表示她家有很多“外边来”的客人。普者黑村是个典型的云南农村，绝大多数人家遵循着农村的生活方式，以养猪种地为生，很少有人会喝一瓶一块钱的矿泉水。堂屋墙上挂着的照片也展示着这位老人与其他村民的不同之处，她去过杭州，去过北京，还在香港会展中心的紫荆花雕塑下留过影。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台湾明星林志颖与儿子Kimi的合影就挂在这些照片旁边，就好像他们俩是这个家庭里的儿孙辈。

　　因为录制2013年最火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 林志颖曾在这里住过三天两夜。距离节目播出近三个月，林志颖的气息在这所农村院落里仍无处不在。他在节目里用过的盐、味精等调料被摆在厨房一角；阁楼上他睡过的床铺得整整齐齐；为了防止被雨水打湿，Kimi 在节目里玩过的那些辣椒从院子里被挪到阁楼上，摆在床边。兴致好的时候，汤菊仙还会向客人额外展示一个蓝紫色的保温杯，那是林志颖匆忙间忘记带走的。所有一切都变成景点的组成部分，喝着矿泉水的外来客带着对明星和热门节目的好奇，纷纷涌进汤菊仙家参观。

　　自己的家变成景点是汤菊仙未曾想过的事情，她今年七十岁，儿女都不在身边，偌大的院子只有她和老伴居住。但她毕竟是“去过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每天不厌其烦地沿着木楼梯上上下下， 为游客讲解拍摄故事。在游客参观之后，她会跟客人收取5块或10块钱，名目是卫生费和电费。

　　“在阁楼开灯好费电的哦，人多的时候我要扫好几遍院子的。”汤菊仙说的方言让外地人很难听懂，但口音似乎并不妨碍她跟游客交流。这位身材矮小，戴着帽子的老人脸上看得到慈祥，游客大都不会抗拒这笔小钱。 最多的时候，汤菊仙一天接待了三四百人。

　　没人预料得到这也能成为一门生意，包括岳洋在内，他是《爸爸去哪儿》负责选择外景地的编导之一。不同于在摄影棚内录制的综艺节目，户外景色本身就是《爸爸去哪儿》吸引收视的一大卖点。节目组对外景地主要有三个要求：风景比较独特，民风比较淳朴，以及离机场或高铁站车程在两个半小时以内。踩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岳洋曾经提名过交通便捷的大理、丽江，但它们在第一轮筛选中就被否决了，理由是这些地方被开发成熟，难以拍出农村的原始感觉。

　　那段时间，岳洋始终在旅途中，比任何一个背包客都要奔波。“一起床就要上路找小村子，昆明周边和云南东边的都找遍了。”他花了八天在曲靖、红河等地搜索， 最终失望而返。找到普者黑纯属偶然，在第九天他打算离开云南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媒体朋友劝他到普者黑看看。 岳洋此前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尽管从1993年前后就开始旅游开发，由于推广资金和力度的原因——普者黑所在的丘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普者黑的知名度不算很高。

　　接下去的故事如你所猜想，岳洋一到普者黑就被它所吸引。它完全符合节目组定下的三条要求：这里是典型的亚热带岩溶地貌，有56个湖泊和300多座孤峰，大片水域吸引几万只鸟类栖息；景区内的村民大都热情淳朴；从文山机场开车到普者黑景区，只需要两个小时。

　　景区里共有大小10个村庄，岳洋选择了普者黑村。这个村庄有一千多户人家，是丘北县乃至文山州最大的自然村。接下来的工作是为参加节目的五组明星父子/父女选择住所，村里那些翻新的砖瓦楼房被岳洋排除在外，带院子的老房子才有入选资格，牛棚和猪圈是加分项。说实话，它们散发出的强烈气味足以把许多都市人熏跑，放在镜头前，却能勾起观众的强烈兴趣—看到几位娇生惯养的明星子女和活生生的牛羊互动，是多么和谐、令人感动的一幕。

　　2013年10月底，《爸爸去哪儿》百来人的拍摄团队抵达普者黑，在三天两夜里完成拍摄。这么大的阵容自然会引起围观，不止普者黑，附近村庄的村民都闻讯而来，围观林志颖、郭涛等人。在对明星的朴素好奇心之外，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节目组究竟是干什么，也没有人对节目的传播效应报以希望。普者黑村民不是没见过影视拍摄的阵仗，上次有个不知名电视剧同样在普者黑取景，之后便杳无音讯。拍摄的热闹散去之后，村子很快恢复了原先的平静。

　　等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村口专门打听林志颖、郭涛、张亮住过的房子在哪儿，村民们才意识到他们围观过一档轰动全国的综艺节目。汤菊仙和其他四户人家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旅行社专门为他们制作“爸爸去哪儿拍摄地”的牌子，如奖状般高高贴在他们的门边。游客的脚步踏在普者黑村蛛网一样呈放射型的乡村道路上， 兴致高昂地一家家打听拍摄地。有的时候他们需要为参观花上5块、10块，有的时候不需要，这取决于拍摄家庭的态度。那些不收费的家庭，比如王岳伦和王诗龄住过的家庭，没有打算让自己的生活轨迹受到节目的影响，明星来过的痕迹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而那些收费的家庭， 包括汤菊仙家和郭涛住过的家庭在内，都把明星住过的房间空出来，以供参观。

　　这种意外之喜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节目热度的渐渐退去，笼罩在被选中家庭头上的光环渐渐黯淡。“ 前些天多得都忙不过来，现在少喽！”汤菊仙说。那些专门买来给游客休息的四脚塑料椅，被叠在一起靠墙放着，好几天都不曾抽出来使用。

　　被节目抽中“一夜成名”的家庭毕竟只是少数，在普者黑，更多人的命运是被整体发展的旅游业改变的。胡仕荣穿着军训迷彩服——在农村，这种便宜耐磨的衣服随处可见，拎着一个铁盆，从猪圈喂完猪回来。听说有人来采访，他放下铁盆，熟练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普乡园”，底下是一行小字：餐饮、住宿、停车、垂钓。2012年，他将自家的土房子推倒，翻修成一座三层楼高的新砖房，挂上“普乡园”的招牌对外营业。为了接送游客，他还买了一辆6万多块的银灰色捷达车，平常主要在景区里开。这辆车的里程表上显示着它走过一万多公里的路程。

　　“去年农家乐的毛帐有20多万，人多的时候我还得把客人往别人家领。”胡仕荣说。他的农家乐在普者黑村里不算开得最早，条件也不是最好的，但这位农民的名字就连丘北县宣传部长都听说过。为了宣传普者黑景区，丘北县举办过两届全国摄影大赛，遍邀各地摄影师参赛。在连照相机都没有的情况下，胡仕荣获得了去年的优秀奖。

　　胡仕荣比任何摄影家都更清楚普者黑最美的角度有哪些。每天清晨，他会早早起来观察天气，根据光线决定该带游客去河边还是山头上。“如果对光线都不懂，他们会说你不专业。”胡仕荣打开自己的国产手机，向记者展示手机里自己拍的照片。他的手指快速划过屏幕，偶尔会在哪张特别得意的作品上停留数秒，分析起构图、颜色的重要性。这些图片的功能就像婚纱影楼里的样片，用处在向客人展示普者黑哪些地方最适合拍摄。住进普乡园的客人，多半是看中胡仕荣提供的这项服务。

　　胡仕荣的前半生没有哪个阶段比现在更加自在，此前他属于村里最穷的那批人，曾经当过景区里的船夫，而后又去矿山打工，开摄影主题的农家乐让他找到兴趣和生存的结合点。在开农家乐之前，他就喜欢拍照，开店之后更乐于免费为摄影师带路，扛着三脚架爬山。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能够学得一招半式。摄影师有的时候会主动把相机借给他，让他练习摄影。胡仕荣获得优秀奖的那幅摄影作品，用的就是游客借给他的微单。

　　旅游不仅改变着胡仕荣的命运，也改变着普者黑其他村民的命运。越来越多村民翻修楼房，打算开农家乐。站在自家屋顶，妻子埋头浇菜，胡仕荣则以摄影师的眼光打量村里民居和远处风光。“那些摄影家都说这些新房子很丑，不如老房子拍出来好看。他们是没住过老房子，不知道住在里面有多难受。”胡仕荣小声嘟囔着。

　　在距离胡仕荣家约十几分钟车程的仙人洞村，如果范成元听到胡仕荣的这番话，心情一定很复杂。仙人洞村因为整村都是新建的农家乐楼房，而错失了在《爸爸去哪儿》上露脸的机会，当初岳洋是先到仙人洞村考察，然后再到普者黑村的。“如果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肯定知道仙人洞村那种风格不适合我们。”岳洋直言不讳。

　　范成元对此颇为愤懑，他试图将这次机会的错失归结为准备工作做得不足，“如果节目组让我好好带他们在村里转一圈的话，他们肯定会选我们村的。我们村景色更好，而且几乎全村都是撒尼族，更有民族风情！”身为仙人洞村的村长，他对自己的村庄和文化很自豪。这点体现在他的穿着上，在格子衬衫和棕色夹克之间，他还穿着一件绣花马甲，那是撒尼族的特色服装。就算行遍全村，你也很少能在村里男人身上看到类似的服装。

　　仙人洞村是个小村，不到200户人家，也是普者黑景区里最富裕的村庄。如果你在网上搜索普者黑景区住宿，大多会被评论引向这个全村都是农家乐的村庄。村里甚至有个KTV，配备电脑点歌系统，一晚上买断只要80块钱。20岁的漂亮姑娘普海莲守在KTV的楼下，白天没有客人，她就用绣花兜布背着姐姐家的小娃娃，帮助家里洗菜做饭。

　　《爸爸去哪儿》来录节目的时候，她抛下家务，挤在人群跟林志颖握了一下手。那只是凑热闹，其实她对明星并不狂热。过去她也是舞台上的表演者，还曾经跟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团队同台演出过。2009年，普者黑景区办过实景演出，普海莲被招募进表演队。这份工作很符合她的天性，撒尼族本就能歌善舞，表演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

　　直到2012年，丘北县决定通过人工手段提高水位， 扩大景区水域面积，以吸引更多游客。原本搭建在田野里的舞台被淹，实景演出取消，普海莲失去了那份工作。她在江苏昆山的富士康工厂做过女工，外面的朋友知道她来自云南，经常会叫她跳一支孔雀舞来看看。普海莲不忍心告诉别人那是傣族擅长的舞蹈，而不是撒尼族的，后者是属于彝族的一支。没人真正在意这些细节的分别，普海莲干脆好脾气地把实景演出时学过的舞蹈表演给朋友们看。

　　两年之后，普海莲最终还是回到村庄。“原来只是回家过年，回来之后就舍不得出去了，一直待着吧。”普海莲边说话，边反手拍着背上的小娃娃，试图让他安静点。

　　因为农家乐需要人帮忙，仙人洞村的年轻人大都留在村里，很少出外打工。在村长范成元心里，这批年轻人是令人担忧的一代。1980年出生的他其实也算得上年轻，但他还是像一个权威的长辈一样，在年轻人身上挑出若干种毛病：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不穿民族服装， 不够有礼貌，最重要的是，因为富裕骤然改变的生活方式，让这群年轻人更加不安定。

　　“他们在村子里也把摩托车开得很快，去年有4个人被摩托车撞死了。”范成元忧心忡忡，他担心再这样下去，村子很快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当ICN的中方工作人员任伟将摄像机对准普者黑时，首先看到的是一群欢乐淳朴的人。ICN是一家向美国介绍中国的英文电视台，任伟所在的栏目叫《游在中国》。他的工作有一部分和岳洋重合，需要四处搜寻有特色的景点。

　　看了《爸爸去哪儿》之后，任伟决定把摄制组带到普者黑。像他这样因为《爸爸去哪儿》而聚焦普者黑的媒体不在少数，最多的时候，丘北县宣传部一周内接到过6个拍摄申请。宣传部尽全力配合这些摄制组的工作，他们带领摄制组拍摄景区最精华的部分，为摄制组举办篝火晚会，请来村民唱歌跳舞。普者黑的风情迷住了任伟以及来自西雅图的同事，那些美妙的彝族歌舞和人们的笑脸将通过卫星信号传到美国，吸引美国的观众。

　　只是当任伟将镜头拉为远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看到空中毫无章法的电线、地面糟糕的排污状况。“他们总体来说还是不够发达，在规划设计上有很多问题。” 任伟评价道。最典型的问题是，游客制造的垃圾远远超过仙人洞村排污系统能负荷的范围，村中心原本清澈的池塘变成一面臭水塘，来往的人无不掩鼻。

　　龚建伟记得自己2007年初次来仙人洞村垂钓时，村庄并不是现在的样子。“那时的农家乐建筑也很难看，不过风景还是美的。”这位瘦高个的中年男人来自昆明，说话慢条斯理，发音很标准。在村长范成元口中，龚建伟是真正的“高人”，虽是“外面来的人”，眼界和对村庄的热心程度却无不令范成元激赏。他经历丰富，当过兵，当过小官，也做过生意。从他最初流传在仙人洞村的事迹可以看出他的魄力和财力：嫌钓鱼时住的农家乐建筑难看，白白浪费了临湖的好风光，龚建伟干脆自己出几十万翻修了那家农家乐，交给原来的主人继续经营。

　　当范成元希望对村庄的堕落做出改变，传奇般的龚建伟理所当然成为他求助的主要对象。他们组成坚定联盟，试图将陷入农家乐狂潮的村庄引向另一个方向。龚建伟的人脉起了巨大的作用，他请来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负责整理撒尼族的文化传承，请到四川大学建筑设计院为村子重新设计楼房外观。这些外来者集中在租来的房子里，这个被他们改造过的办公区堪称整个村庄最有少数民族风味的建筑了。那是所宽敞整洁的平房，窗户用竹片编织，屋里居然砌着火塘。要知道，现在在仙人洞村，就连最能代表文化传承的毕摩(彝族的祭师)都拆掉火塘，开起农家乐。

　　范成元不在办公区办公，他通常是满村子走，向村民推销他的改造计划。计划听上去完整而宏大，包括让村民以土地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引进专门的公司来打理土地；统一包装仙人洞村出产的农作物，提高它们的附加值；拆掉外形难看的农家乐楼房，请建筑师设计符合撒尼族风格而又现代化的住所；他还给未来的村庄规划了功能区，在村外的一大片土地上，将开辟酒吧休闲区。

　　“在村子里游客可以感受到真正的民族风情，在村外面可以像都市一样休闲娱乐，总得有些东西可以把游客留住。” 范成元将几幅规划效果图拿在手上，向记者一一展示。从效果图上看，他期待的是仙人洞村能走欧洲旅游小镇的路子， 干净、整洁、富足。

　　同一天，仙人洞村的主要竞争对手——普者黑村里，几名村委会成员齐心协力，将一幅巨大的图画钉在村委会墙上。这也是一张建筑规划图，画里描绘的景象几乎和范成元展示的效果图一模一样，只是房屋更加密集。按照规划图， 现在只有四五十家农家乐的普者黑村，将来的方向也是全村农家乐。

　　仙人洞村在举行土地合作社的决议投票， 村民们表情各异。

　　开车“进藏”

　　越来越多的汽车公司去西藏做活动，这个难以抵达的地方正成为情感营销的一个道场。

　　本刊记者 刘晓璐

　　“你我竟然像山云湖水和星空一样，一直在老去，一直在变化，一直没问题，再简单下去，再这样下去，你我都是佛了。”旁白渐渐淡去，这部90分钟的进藏纪录片也到了结尾。

　　接下来是片尾字幕，内容看起来和其他纪录片没什么不同。或许只有汽车行业的业内人士才能敏感地看出里面的门道——出品方并不是某个文化公司，而是MINI中国与土豆网。接下来的一大串名字都与MINI——这个宝马[微博]汽车旗下的小型车品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品

　　人许智俊，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裁；总策划范力，MINI中国市场部高级经理……

　　这是MINI中国在2013年花费了超过半年时间拍摄的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进藏》。

　　《进藏》纪录了10个人、8台MINI分5条路线，从川藏线、青藏线、新藏线、滇藏线、喜马拉雅线走进西藏。

　　这个纪录片再次证实了“到西藏去”这个主题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根据土豆网的统计，《进藏》自2013年12月9日上线以来，获得了近200万的点击率，页面评论4252条。《进藏》的微博浏览达350万人次，粉丝转15738次，评论超过2288条，超越了很多传统纪录片的点击率。

　　对于很多中国人，甚至也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西藏对于生命的意义，就像是渴求艳遇者们的丽江，他们觉得没有去过西藏就枉来世上。藏区的转经、玛尼堆、经幡、路上的只言片语、雪山高原，似乎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内心。

　　开车去西藏一直是汽车论坛里最活跃的版面，稍有留意，你会发现里面几乎变成了SUV功能的比拼，而最热门的当属陆地巡洋舰之类主打越野性能的车型。

　　MINI似乎是最难以让人与西藏产生联想的汽车。在很多人眼里，它专属于城市，像是玩具一般穿梭在高楼大厦间的卖萌小车。

　　这种反差正是宝马公司做这个项目的初衷。“西藏的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它的自然文化与当下社会人们的生活的强烈对比与反差，正如同MINI西藏之间的反差。我们希望把这些因素融合到一起，用充满诚意的方式去解读和梳理一小部分的文化。”进藏项目发起人、MINI中国市场部高级经理范力说。

　　但是，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如何在众多品牌活动和驴友文章里面脱颖而出，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汽车厂商选择西藏、云南等做品牌活动，最近几年里蔚然成风。早7年前，Jeep就组织过“Jeep爱好者西藏穿越之旅”，此后几年几乎所有各种汽车品牌都组织过类似的“车友西藏自驾游”。

　　对于汽车品牌来说，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展示汽车性能的最佳舞台。而且，西南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汽车市场，这些活动也是市场发展的需要。

　　作为都市人心中的彼岸，西藏也是品牌与顾客的情感共鸣点。甚至在前去拍摄的路上，MINI团队就遇到了另外两支前去拉萨拍片的汽车车队。

　　从一开始，范力就知道《进藏》不能带有丝毫的商业气息。MINI的粉丝有着鲜明的群体特征：年轻，喜欢聚集，爱玩，时间充裕，收入高。其中有许多是艺术家、作家、摄影师等天马行空的职业，这样一群人，很难被普通的商业活动所绑架。

　　“所有的一切都要求我们对内容有独特的视角和挖掘。但是，我们希望这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与客户、观众的终极共鸣在于理解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不同个性的包容。”MINI产品传播企业事务部助理经理聂海波说，“这正是我们在2013年全球范围内品牌传播关键词NOT NORMAL的体现。”

　　在NOT NORMAL的创作环境中，MINI将最初计划的3线进藏(川藏、滇藏、青藏)延展至了5线同时进藏(新藏、喜马拉雅线)。当然，5条路线进藏都由MINI车完成，MINI全系车型，包括掀背车、轿跑车、SUV、轿跑SUV、旅行车、敞篷车、敞篷跑车组成的5个小小车队， 跑在雪域高原的公路上，本身就达到了视觉上的戏剧性与真实性。

　　影片的质感则取决于主创团队的选择，导演和拍摄团队的水平将决定进藏项目是一次小打小闹的商业活动，还是一个能够得到电影行业认可的作品。事实上，近两年微电影大有取代传统汽车广告之势，拍电影已经成为汽车营销团队的必备技能。对于MINI团队来说，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尝试。2013年初，为了配合PACEMAN的上市宣传，MINI推出了《城市微旅行》系列微电影，并同时推出了相关的旅游APP。其导演程工和摄影曹郁也因此与MINI结缘。在这次《进藏》项目导演拍摄团队的比稿中，他们再次胜出。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并不是陌生的名字：程工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的执行导演，他自己与西藏也有着不解之缘，而曹郁曾经拍摄过《可可西里》。在MINI与导演组的沟通中，双方很快达成共识：每一个人都强调要用最真诚的态度，把镜头聚焦在那些最纯粹、最简单，但你可能从未见过的西藏。

　　进藏工作组成立后后，范力和他的同事们前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做案头工作，之后，他们又用一个时间分不同路线进藏勘景，对素材进行整合和进一步发掘，并最终从几百个探访人物中确定了全部5条路线的近50组拍摄对象。

　　参与纪录片拍摄的10位主角则是在众多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每条路线有针对性的。我们需要对西藏人文有强烈喜好，而且勇于面对各式挑战的人。”范力说。

　　郭晟就是其中之一位。他是北京一家MINI4S店店主，在MINI车主圈子里颇有影响力。见到郭晟的时候， 已经是他从西藏回来4个月后，曾经在高原被晒得黝黑的皮肤也恢复了正常。“对于喜欢开车出去玩的人来说，西藏是有符号意义的。我很早就有过这个想法，想挑战一下自己，也为自己的4S店做点事情，”郭晟说，“不过我当时想的是从北京开过去，一路经过石家庄、太原、西安、成都这些城市，在路上谁想加入就一起加入。想象中，最后就像阿甘跑美国一样，出发的时候是一个人，到了最后成了一群人。”

　　得知MINI中国的项目后，郭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花了一晚上时间研究了5条进藏路线——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条件最苦的公路，也是此次5条进藏路段最艰险公路之一；川藏线这个季节如果有雨很容易断路，青藏路好走但海拔高，高原反应比较严重；后来百度[微博]滇藏线的照片时，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条路，“看起来比较多姿多彩，是条风情万种的旅途”。

　　在郭晟研究路线之前，摄制团队已经分为个小组， 对5条进藏路线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试不同的MINI车型在各种复杂路况下的适应情况。

　　每条路线的主角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如滇藏线的主题是讲述“茶马古道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生活之路’”，商人郭晟作为主角，最合适不过；而川藏线以磕长头着力突出“生命之路”，所以团队就特意挑选了一个心理咨询师；青藏线有唐卡、泥塑和壁画，懂得藏文化的作家和摄影师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而新藏线则在最开始就被定义为了一条祖孙的“回家之路”——66岁的爷爷带着老伴和13岁的孙子从最难走的新藏线出发，沿途追忆自己年轻时代。他们一起去沿途爷爷曾经工作过的工厂，一起住几十块钱一个铺位的旅社，一起翻山越岭，最终登上了新藏线的最高点古格山顶。这一家三口让不少观众都留下眼泪，而爷爷的儿子、孩子的父亲，正是《进藏》的总导演程工。纪录片真正的主角是他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些人， 藏王墓守护僧人、阿日扎乡刻经人、洛须镇闭关禁语的僧人、德格印经院清洁工、朝圣者、制香师……里面的每一张面孔都那样简单、虔诚，让人感动。

　　“川藏线”上密宗坛城制作的过程是观众印象最为深刻的故事之一。为了拍摄到整个过程，导演组在坛城拍摄了7天。每天7点僧人开始念经，摄制组便6点起床奔赴拍摄现场架好机器，所有机位都要一直拍到傍晚日落。拍摄结束后寺院请剧组吃了一顿饭，他们说：“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电视台都来采访拍摄过，从没有一个组像你们这样虔诚。”

　　当范力在机房里第一次看到《进藏》的初剪素材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之前从没有人做过从5条不同路线进藏的纪录片，我们做到了，而且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喜悦之余，他也提到了片子里的一些小遗憾。

　　比如，纪录片的主题曲本来是想用李宗盛的《山丘》。因为当时每天在艰苦的情况下开工，大家都会放一首歌，但一直都没有找到每个人都满意的音乐，直到听到《山丘》的时候。每个人觉得都这首歌很符合整个纪录片的感觉。在后期制作过程中，MINI中国和李宗盛的团队也有沟通过几次，由于版权等原因，并没有谈成。

　　在首映式上，导演程工也提到了因为片长限制，有很多素材没有办法放到90分钟之内。但是，进藏项目确立，MINI团队也进行了APP设计的比稿，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制作了一个同名的旅游APP。APP把纪录片里很多内容，包括没有用到的素材进行了碎片化处理，以视频的形式放到进藏的地图上面。按照路线对每一处景点进行了介绍，比如你会看到什么样的寺庙等。在12月登陆苹果商店后，苹果官方就把它推荐为旅游APP新品的第一名。

　　这毕竟是一个商业项目，尽管宝马方面没有透露整体投资数据，但《进藏》对于MINI来说投入并不算高——只相当于MINI一次中等规模市场活动的预算，低于一款新车上市发布的成本。

　　MINI团队对《进藏》的传播效果非常满意。“从市场的角度，最主要是衡量产出，90分钟的纪录片和一个APP，我们完全完成了这个项目的所有要求，从项目的整体评估上，我们更是看中长期效应。”范力讲的长期效应是MINI品牌的影响力。

　　郭晟对此深有体会，“回来后，无论是来我店里看车的新客户还是以前买过车的老车主，都和我表达了要开着MINI去西藏看看的想法。我还是琢磨着这两年再开着MINI去一次西藏，完成我自己的那个阿甘的想法。”

　　事实上，MINI所做的正是近期在汽车营销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情感营销”。从英菲尼迪成功押宝《爸爸去哪儿》，到奥迪在云南香格里拉举行的“见地未来”活动，到MINI的进藏之旅，汽车厂商的发力点似乎越来越接近消费者的内心，接近人们心中的“彼岸”。

　　“如果想真正的达到对别人情感的冲击力或者是影响，前提是产生一种共鸣，这种共鸣需要通过体验产生。要达到这个共鸣，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给人讲故事，第二个就是你给人一个体验，让他觉得这是符合他所向往的一种体验。”英菲尼迪市场部总监刘旭在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说。

　　以《爸爸去哪儿》为例，无论是从地点选择还是人物设定，都抓住了一个中国人情感需求的最主要的问题——对情感的回归。而MINI则更是抓住了粉丝心中“说走就走”的反叛心理。

　　接下来，MINI还会走进云南，不过，并不是以纪录片的形式，而是和当地的精品酒店一起做了一个旅游产品——与白玛多吉创办的松赞林卡系列精品酒店一起推出专门为MINI COUNTRYMAN定制的一个7天6夜的彼岸自驾行程。

　　“旅游是MINI的最近几年会着力发展的的领域。从城市微旅行开始探索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周边，我们也是越走越远。”范力说。

　　西藏和MINI 的反差，是《进藏》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重点之一。

　　“消费”西藏

　　西藏特别的地理和文化，让他成为承载文化人想象的圣地。

　　本刊记者 方婷

　　2008年，图书出版人华楠做出一个关键决策：在探险和西藏两个元素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用以包装一部不知名论坛里发现的不知名小说。这部小说背景设置为藏区，内容涵盖了寻宝、探险、密修等等，上天入地，想象奇崛，颇有畅销书的潜质。关键是，怎么把它卖出去。“对探险感兴趣的读者群只有几百万，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何止千万！”华楠把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一旦你追问，又会发现这组数据其实没有什么确切的出处， 说到底也只是华楠个人的感觉。

　　这就足够了，作为读客图书公司董事长，华楠对签下的书怎么营销有绝对话语权。在华楠的主导下，小说最终被命名为《藏地密码》，打上“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的宣传语，摆进中国大小书店。

　　6年后的今天，另外一组数据证明了华楠的感觉。《藏地密码》陆续出到第十册，总销量超过500万册；

　　在京东商城[微博]上，每一册底下的评价留言都超过1000条， 称它为超级畅销书并不为过。读者通过它的描写想象西藏，那应该是个掩盖着巨大宝藏的神圣地方，有着难以得见的秘密信仰和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总之，它离日常生活无比遥远，离成人童话和梦幻天堂无比接近。

　　《藏地密码》不是第一个臆想西藏的文化产品，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封闭完整的文化系统，让它比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更适合承载文化人的想象。如果需要构建一个神话世界，还有哪里比西藏更合适呢？甚至对于许多从未踏足中国的外国人，西藏也是他们心中的“香格里拉”，一个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夜之间，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时代，而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巨大反差，特别适合承载人们对过去的怀念。

　　总之，西藏热一直在延续，卖点被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画家热衷描绘西藏，歌手把《天路》和《天堂》唱到KTV，近年来大热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诗集，已经出版了几十个不同版本。

　　花力气和金钱最多的也许是影视人。从《可可西里》、《西藏往事》到《转山》，西藏题材屡屡被证明无法在院线市场上获得高票房，制片人、导演们却还是前赴后继，带着资金和摄制组奔赴高原，用影像呈现心中的西藏。

　　“拍纪录片的人都有几个特别想拍的题材，西藏是其中之一。”纪录片导演曾海若的履历表上，写着《新电影传奇》、《我的抗战1/2》。过了2014年，他的履历表将增添一部新作品——《第三极》，由国务院新闻办策划，中央电视台、北京五星传奇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曾海若担任总导演。

　　有着国家级的背景和最好的纪录片播出平台，《第三极》还没拍完，就背负着许多人的厚望。“中国首部4K高清纪录大片，青藏高原地区人迹罕见的美景、不为外人所知的风俗人情以及各族群的生活智慧，将一一在片中呈现。”新闻通稿里，这部作品内容简介的官方口径很是宏大。

　　曾海若更愿意用平实的话语来介绍自己正在做的事，“我没打算拍成解密的片子，藏民原本的生活什么样，就拍什么样。”《第三极》采用的形式类似于之前爆红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每七八分钟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那些被收入镜头的故事，说不上有多曲折离奇， 与《藏地密码》极力渲染的神秘无关，更与宝藏无关。他们的题材广泛，既到海拔最高处的推村拍摄村民在艰苦条件下怎么耕种，也会把科考和环保的故事列在拍摄计划上，“这是非常当下的故事。”

　　曾海若的不同之处是没有把自己的想法、想象投放于西藏之上，而是打算还原真实的西藏故事。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源源不断的游客带着对西藏的不同想象进入藏区， 我们不妨把他们归结为以下三类：纯观光， 疗心伤，还有一种是久居的“嬉皮士”。筹备《第三极》初期，曾海若在书店买了很多西藏题材的书当资料，结果发现大部分都是浮光掠影的旅游介绍。疗心伤的人们解读自己臆想中的秘境，在西藏游荡个十来天就写出一本书，用以指导纯观光的游客，为他们的旅程刷上点浪漫色彩。而那些真正贴近西藏的人忙于生活，成了沉默的少数派。与旅行书上将西藏浪漫化的倾向相比，网络上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爱调侃的人们通过一篇篇吐槽解构小清新圣地，西藏又成了廉价艳遇代名词。

　　在曾海若看来，以上哪一种都不是真正的西藏。当下的西藏正在急剧变化中，藏民逐渐脱离原有的生产方式。旅游的驱动只是看得到的表象，地区经济的发展才是主因。在转经筒、玛尼堆之外，藏民们也用微信、开好车、玩苹果手机。年轻的一代离开贫瘠的地区，到拉萨、林芝工作，最远的还会到成都。他们的许多生活方式，已经跟父母辈截然不同。

　　“这种变化无所谓用好坏来评价。”曾海若说，就像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三十年，经济发达，农村变为郊区，再变为城市，孩子走过童年的稻田，散落在都市里。曾海若的目标是用影像形式记录下西藏变化的此刻进程，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

　　这就是西藏，它就在那里，有它自己的轨迹。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一百种解读的方式，不同时代对它有不同的需求。

　　曾海若力图用镜头呈现一个真实的藏区， 而不是一个想象中的秘境。

　　此时此地的彼岸

　　迷恋的不是城市，而是丰富

　　对于那些热爱精神生活的人来说，大城市永远充满了魅力。

　　特约撰稿 曾好好

　　我小时候在湖南农村的外婆家长大，每哭闹， 外婆就去里屋的柜子里拿吃的哄我：一种长得像纸片一样的饼，中间夹了红砂糖。这种饼填满了我三岁到五岁的时光，一哭就有，好像永远吃不完。很多年以后我知道那个是茯苓饼，北京当兵的哥哥捎回来的。

　　上学后回到父母身边，爸爸在我房间，贴了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国地图，每日睁眼、闭眼都是那两张地图、看了十年。好小我就知道要远游，但不知是何方。湖南人讲普通话天生有障碍，凡听到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种拉风的感觉，就像现在突然有人在耳边不装逼且低调地说口纯正英式英语，一种蓬门绮罗遇到西式小姐的感觉，顿时弱爆了。按如此推测，我跟北京的因缘应该是从这开始的，茯苓饼吃到了胃里，普通话听到耳朵里，都走了心。

　　来北京上学是偶然，陪人艺考，然后完全没有准备的我意外考上了。2002年的秋天，T2把我从湖南拉到北京一个叫定福庄的地方，据说这里曾经是一片核桃林，后来声色犬马聚成一所大学。铺完床，爸爸拉着我去学校北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 两人一坐一站，各怀心事，笑不出来。我从此留了下来。

　　一开始喜欢北京的理由特别简单，老家天天都是下雨，北京365天300天都是蓝天，我捂了十八年的潮气都被晒干了，很爽。北京雨后第二天的天空蓝得透，雪下在地上不会化，鞋不再泥泞，手脚的冻疮从此不再长，夏天热得直接，冬天冻得干冽，水果清甜便宜，红墙绿树，黄昏的银杏下，光线散射如梦似幻像拍电影。

　　随后我在这里毕业、工作、搬家再搬家、获得爱、失去爱，辗转飘荡，大部分时间活在雾霾里。美国作家怀特曾经这样写纽约：“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

　　北京是中国人的纽约。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城市打工讨生活的农民、顿悟或不悟的艺术家、留美归国的金融分子、红又专且神秘的官二代、深藏绝学的武林中人、曾流亡的异见人士、背负房贷养家养孩子的白领、出家修行的理工科博士、觉得自己肯定能火的小明星、山西煤老板、有理想有文化的商人、卖保险的卖房子的卖煎饼的卖衣服的都挤在这里，沿着三环： 国贸的豪车高楼高跟鞋、三里屯的潮Gay街拍的妹子、中关村千人一面的IT屌丝群、西边的灰楼和军车，他们活在不同的维度和江湖中，无论做什么，多偏僻的爱好和目标，都可以找到同盟者，除了本我、自我、他我还能找到N多个自己。

　　一次，八卦掌大师的收徒仪式，百余武林人聚会，见面抱拳敬礼，说的都是行话，似乎各个身怀绝技，觥筹交错之间阳刚之气铿锵，掷地有声，左边探讨的是六十四手、龙虎斗、右边连比画带聊的是缠丝、丹田……我恍然这一不小心，误入武林深处。

　　朋友的朋友，十五年前在老家种地，听说北京除了房租贵了点，一切都好。拎着行李来了北京，十年前在机房做片子，五年前开始写书，如今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赢了长沙易中天。

　　高大上公寓的酒会Party，欧美名校的海归举着葡萄酒杯轮流介绍自己，妹纸们明眸善睐、烟熏红唇、裹臀小短裙、黑丝高跟鞋，名牌家庭出身、名牌大学毕业、贵气的身体裹在名牌衣服里，中西合璧，举止得体且娇俏，有胸且有脑，这时候你发现这是命运宠儿们的聚会。

　　二十多个公益读书会的组织人会晤，他们分散在北京各个社区、书店、学校，自发组织身边人读书，古籍、职场、教育……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江湖，1949之后死掉的民间组织慢慢复活，散落四处生机勃勃、长入这个城市的肌理，只要你愿意，每天都有几十场的免费讲座等你听。

　　北京著名的Gay bar也让我大开眼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男人，乌央乌央挤满了，误入的女子像空气一样不存在，帅哥与娘炮并存，闷闷的朴素的理工男，中老年老外在和穿校服的初中男孩子喝酒。酒吧充满了爱欲的气息，可是女人完全被隔绝在外。

　　人们抱怨着北京的空气、房价、交通，可是还是像我一样赖在这里，北京是一万个江湖汇成的大宇宙，往前，你可以一头扑进刺激的名利场挣钱谋利修圈子，拼杀多久多远您随意；往左，在胡同院落红墙黄瓦下跟历史找找感应；往右，几百种生活方式小组任您选择享受切换的快感；如果厌烦了都市尘嚣，就连孤独绝世都有同行者，到颐和园346路公交车直达龙泉寺，出家也方便。

　　某次，纪录片人的提案大会，各地文艺青年聚集，奇葩导演展示自己搜集的奇葩故事，看到各种社会样本：一堆潮汕人偷渡到香港，一家人挤在几平米的天台屋中，混身份、混绿卡。三峡移民从水边搬到楼房，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离开自己生活几代人的土地；内蒙鄂尔多斯，50亿修新城，高楼大路设施完备就是没人住，成了空城。北京鸟巢往北3公里，3万河南人以收售废品为生，一家人其乐融融住在废品堆里，发家致富结婚生子，血缘连着地缘，整个把河南光山某村搬到了北京，像个天空之城。

　　人为了什么而聚集？又为了什么而散去？为食物？为水？为生计？为爱？为梦？此时此刻，你可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2014是来北京的第12年，茯苓饼再也没有吃过，满口湘音渐渐褪去，往甲A级靠拢，能分辨川、湘、陕、鄂等各地讲普通话的异同，常常看芒果台的综艺节目找找家乡的节奏。十八岁之前，醒来窗外总是淅淅沥沥的雨声，被窝里叹气又是雨天，如今雨声多年未闻，每天一早都被楼下链家地产[微博]的齐唱唤醒：这里是一个家，姓氏不同，心脉相连，这里是一个家，有你有我，风雨同行。这也是汪峰歌里唱的北京：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

　　这里是北京。

　　在曾好好看来，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北京这么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