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资料图）

　　作者：厉以宁

　　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形势是稳中有升，稳中向好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到第三季度又长了起来，到了 7.7%。7%~8%的增长率也是高速增长率。增长过快，资源和环境都难承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太快，却容易翻车，何况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路况还不太好。所以我们保持7%~8%的增长率是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当前应把结构调整放在首要位置

　　经济总量是重要的，但经济结构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GDP结构不一样，因为英国从1770年工业革命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其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70年。英国的工业产品中，钢铁产量增长很快，生产不少的机器设备、蒸汽机，英国的棉布是机器纺织的棉布，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和轮船了，而中国，尽管GDP总量大，但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中国出口的是手工纺织的棉布和瓷器、丝绸、茶叶、桐油、猪鬃等。而且中国当时在工业方面仍然停留在简陋的手工制造层面，有的产品手工很精致，但是技术水平无论从个人来看和整体来看都不行。还有一个重要资源是人力资源。中国人力资源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当时在英国，小学已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又新办了许多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经济金融专业人员毕业参加工作。中国人口虽多，但绝大多数农民、妇女是文盲。虽有少数读书人，但读的是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懂得经济管理和金融业务？所以，无论从GDP结构上看，还是从人力资源结构上看，都比英国差远了。由此可以看出：总量固然重要，结构更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调整结构，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来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呢？通过投资把经济再拉上去。我想，首先，如果结构不改变，仍有可能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甚至比这更严重的后果。其次，目前我国的内需仍然主要靠投资需求，而不是靠消费需求，因为在消费需求方面，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老百姓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等等。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我们要加大三个方面的投资：一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投资。二是要引入民营资本，要把准入门槛降低，让民间资本进来，并且做到公平竞争。三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为长远的发展作准备。等到投资跟消费共同拉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途径

　　当前西方国家技术创新集中体现在两个重要领域：一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这样技术就突破了。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特别是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这是新的变化，我们一定要跟上这个步伐，如果我们跟不上这个步伐，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迟早会落到后面去。制造业始终是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没有响亮的品牌可以打出去。所以我们的制造业要加大力度发展，如果制造业不振兴，作为工业强国是没有希望的。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民营企业在振兴制造业过程中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的。

　　国企改革和民企转型的结果将是双赢、共赢

　　国有资本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都要改革。重点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它分两个层次：高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低层次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先谈高层次的国有资本改革。国资委不用直接管理具体的一个个企业，应该做好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因为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谈效率主要谈的是生产效率，也就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同等投入条件下产出增多了，或者，同等产出条件下投入减少了，都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概念：资本配置效率。这是指：同等投入条件下，以A方式配置资源，有N产出，而以B方式配置资源，则有N+1产出，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从经济生活来看，至少可以见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一定要重视资产的重组兼并，因为这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要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场所。二是过去经常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人事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筹资融资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产人员，理由是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与生产效率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自从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出来之后，情况就改变了。这是因为，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人，致力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后效率就提高了。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在从事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的工作，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从事筹资融资工作的人，让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也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认为他们是非生产人员，这就是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旧观点上，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配置资源。所以，今后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就撤出投资。总之，要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这就是高层次的资本配置体制改革。

　　再谈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有法人治理结构。一定要名副其实，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以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只有这样，国企、民企才能谈到公平竞争和互助合作。

　　对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重在转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型，既要着重效率和产品质量，也要重视产量，要有品牌意识。二是营销方式的转型，即不仅重生产，而且重产前产后服务，这样，效率就上去了。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把家族成员持有的股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用人时，应当择优而不是择亲。只要能把企业带好，可以外聘经理人，也可以从内部培养、选拔出来，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四是管理观念的转型，这也是很重要的。小业主思想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是，肥水就要落入外人田，因为只有企业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发展。假如一个企业是某个家族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不愿意改股份制，这就很难进一步发展了。要看得更远，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得到的才更多。总之，民企在很多方面需要转型。所以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企业家应该有大智慧。

　　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改革红利

　　社会和谐红利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和谐红利是我们体制优越性的表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红利，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围绕这一点我们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通过深入调研，知道社会和谐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如果没有改革，二次分配再好也没有用。初次分配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有了财产，才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11月，笔者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考察，当地土地确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嘉兴农村，看到地上全是放过鞭炮之后的纸屑，农民情绪很高涨。老人告诉我们，简直和当年土改一样。土地确权了，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上的使用权，宅基地房子的房产权，三权三证。有了这些之后，农民心里踏实了，积极性增加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起来了，农民外出打工之后土地流转了，宅基地上的房子拆掉了重新盖，有些人家盖有四层楼高的房子。他们说，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开商店，再出租第二层，剩下上面两层自己就够住了。城里上班族和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里租房子。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是1.9∶1。变化这么大，是因为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了，他们有多种多样的收入。

　　还有以前没有想到的好处，耕地面积经过土地重新丈量和确权以后，增加了20%。耕地增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有好有坏，坏地两亩折为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以后土地质量都改进了，好坏地都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丈量确权是一亩算一亩。二是过去土地中有田埂，田埂不计入土地，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也不计入土地，现在不一样了，用拖拉机了，不用牛了，田埂拆掉了，铲平了，重新丈量之后，土地自然增加了，因为田埂都没有了，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也没有了。三是当初有农业税，所以农民少报，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谁也不会按实报。现在，没有农业税了，谁少报，那才是傻瓜。家家都实报，因为少报后，你将来土地出租、土地入股都会少拿钱，当然要实报。所以丈量土地后，土地面积增加了。

　　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双方力量对等化。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地位不均等。每个出来打工的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是单个人，属于弱势；而雇主是大企业，是强势一方。国外可以看到工会的作用很大，中国的工会作用也很大，但工会有时不管农民工，农民工没入工会，因为他们不是市民。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走向联社。在农产品供求方面，单个农户作为供方，处于弱势，而采购商是强势。采购商的力量大，让农民很无奈。在国外有农业合作社，还有联社，联社的势力很大。笔者在丹麦和荷兰考察的时候，看到联社有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冷藏库和自己的码头。而我们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刚处在兴起阶段，规模比较小，以后要走向联社，这样，农产品销售价格就有可能提高了。

　　教育制度要加快改革。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是非均衡的。人均教育经费是城市多、农村少。农村的义务教育校舍差、设备差、师资差，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差，读高中的比例严重低于城市，读大学的比例就更少了，所以呈现一种“职业世袭化”状态，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所以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面还要下功夫。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不能忽视。不过在中国现阶段两种户籍并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着重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有一句话：“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就是说，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进行弥补。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一次分配有了差距，二次分配却扩大了差距，因为城市职工有公费医疗，农民工连合作医疗都不一定能保障，等等。所以，城乡社会保障要一体化。

　　至于其他的调整，笔者以为并不是那么急，比如遗产税的征收，它的前提一定要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登记制度都没有搞好，凭什么收？否则，每一笔遗产征税，都会纠缠不清，税务部门有这么多人力吗？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完善以后，税率还要合理，门槛要适度。因为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外国资本主义搞了那么多年了，中国不同，老的没有什么遗产，年轻一些的听说要征收遗产税，他们就会转移掉，或者花掉了。所以，遗产税率一定要适度。

　　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不能走同西方城镇化一模一样的道路。因为西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平行发展的，到后来渐渐出现了问题。而中国在加快工业化阶段，农村一直比较落后。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跟农村人口之比，也就是城镇化率，据说，已经达到50%以上了，但是很多人不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把在城市住了半年以上的农民工都算作城市人口。此外，有些农民工在城市住了二三十年还是农民身份。如果按城市户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跟美国相比差得太远了，西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也达到80%。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假定再过一二十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就需要12亿人住在城镇。现在6亿多人口住在城市中，已经很拥挤了，如果再增加5亿多人进城，城市建设怎么也跟不上，城市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谁也不愿意搬到城市里去，所以一定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现有的老城区要将工厂搬出去，要改造棚户区，变成商业区、文化区和服务区以及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新城区在城郊，或者是城镇附近可以用来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试验区，还有物流园区的，但那里也要有商业，要有居民，而不能到了夜晚就成为空城。老城区和新城区一定要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发展个体工商户，没有这些，这个新城区就没有人气，到晚上漆黑一片。有了这些，城区就发展起来了。但是重点在新社区。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特创的，国外没有。就是先建立新农村，在新农村的基础上，要园林化，光有几栋居民楼不行；要循环经济化、走绿色经济道路；还要有到位的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会保障趋向一体化，同时还要将村的建制改为社区自治。农民会在这个过程中很快融入新社区。新社区下一步的发展，就是新的小城镇。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也就是户口合二为一不是简单的事情。要实行双轨制：积分制和分区推进并存。大城市实行“积分制”。为什么要有积分制呢？比如在上海，工厂的熟练工人、班组长以上的骨干力量，包括车间主任，都是农民工，他们可能20年前就进了城，一直干到现在。但是他们的农民身份未变，他们的子女不能就近进入公立学校等问题，都使他们游离于城市之外。如果这些人走了，上海的制造业就成了空架子。如果把学历、经历、业绩都计算为积分，积分够了就可以解决户口问题，这样，这批人就稳住了。由新农村改成的新社区，包括部分新城区，可以在条件大体成熟时实行“分区推进”，即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户口一元化问题。一定要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乡户籍一元化。当然，这件事要量力而行，是水到渠成的问题。

　　当前最重要的是掀起全民族的创业精神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1年9月曾刊登了一个长篇通讯，它的标题是《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多快，也不是GDP和美国相差多大，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可以从中关村的咖啡店来看。在中关村有很多咖啡店，美国记者曾在其中一家咖啡店调查，发现几乎每天都坐满了人，都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青年教师，中科院和其他研究机关的年轻研究人员，以及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经常在那里谈创意、创新、创业、专利权的转让和开发应用等问题。记者说，这就是美国应该担心的问题。因为30年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是美国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过二三十年，甚至过十几年看，中国大量创新人才会从这批人里出来。

　　北京大学正准备建立与此类似的北京大学的咖啡店，这个消息大家可能觉得很振奋。因为中国的希望一是政策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好的政策环境形成了。二是激励制度，有了产权激励制度才会有创新。这还告诉我们，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眼光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应该看到，人不能变懒，人变懒了，我们就没有希望了。要勤奋，要艰苦创业，这是很重要的。

　　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福利是能增不能减的。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是英国取消免费给中学生课间供牛奶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封锁，处于孤岛状态，食物供给有限，一律实行配给制度。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考虑到战争时期青年人营养不良，所以政府有一项福利措施，给中学生课间免费供应一杯牛奶，表明国家对青年身体的关怀，这是福利中很小的一项。而到了196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2年后，英国家庭营养情况早就改观了，食物很丰富了，所以政府取消了这一福利，结果导致游行示威、罢工，甚至迫使政府改组。今天，南欧一些国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所以中国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我们要继续艰苦创业，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