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负面影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提出

　　用改革延长人口红利(经济大势)

　　本报记者 左 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使我国人口红利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自2010年达到峰值后，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两年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也开始提高，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现。

　　“这是规律性现象：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改革措施，都将有效延长人口红利。”蔡昉说，“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挖掘，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获得制度红利。这种制度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不仅足以抵消未来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可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会上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都将立竿见影地获得制度红利。”蔡昉说。

　　在蔡昉看来，现在的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转移到非农产业。有些农民工是就近打临时工，同时兼顾务农；有些是部分家庭成员出门打工，部分留守农村。目前只有3000多万户农民工是举家外出打工，而这部分农民工也并不是稳定劳动力，他们随时有可能因城市就业及生活没有保障而重回田间地头。

　　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明显的好处，是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从而令城市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蔡昉说：“一方面，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可以提高劳动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此外，农民工在城里安家立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对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也有好处。”

　　“有些人担心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我认为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蔡昉说，“粮食供给是否有保障，和多少人在务农并不成正相关关系。未来粮食供给的保障是农业现代化和以规模化生产为前提的劳动生产率提升。”

　　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延长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增加劳动力供给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延长人口红利。

　　蔡昉说：“从就业结构上看，这两年农民工就业情况最好，这反而给延长人口红利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很多孩子上完初中就出来打工，有些甚至初中没有读完，就谎报年龄打工挣钱了。这使得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时间缩短了，影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延长退休年龄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而在今天的中国这却并不是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国外从24岁到64岁各个年龄段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基本一致，而中国的特点是以前经济不发达、人们受教育程度不高，现在60岁左右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是无法满足目前劳动力市场对技能需求的。”蔡昉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提高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延长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蔡昉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以及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等，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延长人口红利。“应当想办法延长孩子们的受教育年限，吸引他们读高中、读大学，进行终身学习深造，甚至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高中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中。”蔡昉说。

　　“按照现行趋势，2011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明显低于过去的30年，可能会在6%—7%之间。如果此间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带动经济增速提高0.88个百分点；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几乎可以带动经济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蔡昉说，“在人口红利方面，中国面对的不是一堵墙，而是一个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