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0日在《财经》年会上表示，农地入市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分配，应覆盖包括政府和贡献土地的农民在内的五大群体。

　　陈锡文表示，现在农民对征地制度之所以不满，是因为觉得补偿太低。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农民土地被征收后，各项补偿合在一起最高不能超过这块地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出的30倍，这样的水平农民并不接受。

　　陈锡文称，农地在直接入市后会明显增值，但增值部分也不可能都给农民。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公用设施或其他方面。

　　陈锡文进一步表示，在土地利用性质改变后产生的巨大利益，至少要有五个群体得到分配：第一，政府要拿到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从而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使土地产生更高价值；第二，必须保证开发土地的企业有一定投资报酬；第三，大多数市民，因为他们要利用土地生存生活；第四，贡献土地的农民；第五，远离城市的农民。

　　另外，陈锡文表示，近来人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一些偏颇，更多偏向了土地权利人权利的实现，而忽视了对土地的用途管制。

　　“我们应该逐渐地趋于理性，把保障权利人权利和实现土地用途管制放到同等位置来考虑。”陈锡文说，土地用途管制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确定每种土地的用途，二是规定谁能使用哪种土地。

　　陈锡文说，在农地规划利用这个领域，市场不能够起决定性因素。因为土地是分类的，不能跨界使用。只有当规划完整，每类土地能更好发挥效益时，市场才能起作用。

　　“凡是市场经济发育更完善的地方，土地用途管制一定比我们更加严格。”陈锡文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对土地用途管制非常看重。因为农村土地大量减少，过去在农村土地进行工业性建设可以不审批，现在也开始审批了。另外，日本《农地法》引入了《刑法》的内容，农民如果擅自使用自己的农地为自己修建住宅，必须责令拆除，并视情况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3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陈锡文称，三中全会针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三项政策，在整个农地管理中仍是非常细微的部分，仍需大量深入推进。将来在中国农村建立一套完善完整的土地规划，并按规划进行农村土地管理，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