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一床难求:公立机构等不起 民办机构住不起

2013年10月18日 09:34  中国青年报 

  重阳节这一天。尽管天色阴沉,但北京83岁的冯老太仍然像往常一样在福利院的院子里散步。

  她所在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一福”)是一所公办养老机构,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养老机构中家喻户晓。

  “如果没有关系,这地方是绝对进不来的。”一福的一位老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对家人为其申请入住的具体过程讳莫如深,但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凭着儿子的关系,他不可能先于那些至今仍在门外等待的老人,享受这里价廉质优的服务。

  更为夸张的是,此前有媒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福”,询问床位出租情况:1100张床位,已有1万多人排队等待,每年大概有50~60个床位会空出。这意味着,现在要预订一个床位,至少要到166年之后才能等到。

  “老龄化”时代渐行渐近。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日益庞大并加速增长的老龄人口,让养老问题成为不得不亟需严肃应对的课题。

  时逢重阳节,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介绍,北京即将出台两个文件来部署养老事业发展。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养老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机构养老作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效补充,理应成为老年人的“幸福之所”。但现实摆在眼前: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紧缺,开始比拼“拉关系”;民营养老机构费用居高,缺乏保障措施。

  公立养老机构:排上几年很正常

  随着年岁的增长,冯老太一个人住难免让人有些不放心。她只有一个儿子,考虑到与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冯老太没有选择跟儿子儿媳一起住,而是自己搬进了“一福”。

  “这儿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好,住进来之后就再没想过回家住。”在这家被外界誉为“标杆”的福利院里,冯老太独自享有一个单人间。屋里配备了全套的家具、电器和独立的卫生间,“每天有人按时打扫,一尘不染”。另外,她还能享受到养老院专业的配餐送餐和体检服务。

  院里闹中取静,冯老太喜欢音乐,偶有兴致,活动中心里的钢琴还能供她弹上一会儿。养老院配套了老年病医院,老人突发急病在院内就能进行救治。“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多,从来没听说有谁搬走或者回家了。”冯老太对现在的环境很是满意。

  冯老太退休前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行政人员,每月的退休金和单位补助有近4700元。住进养老院后,原单位分配在北京三环边的住所可供出租。退休金、补贴和租金让她跻身老年人里的“高收入人群”。但在她看来,用每月2550元的房费和便宜的杂费换来全国顶尖的养老院生活,“不管对谁来说都算是物美价廉了”。

  正是配套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让公立养老机构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与“一福”百米之隔的“五福”(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也是北京市属养老机构。其仅有的230张床位令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增加床位,我们把腾出的房间都变成双人间了,房费和单人间一样仍是每月3600元,但排队的人实在太多,排上几年时间是很正常的。”“五福”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有限的床位和日益扩大的需求让供需关系变得愈加扭曲。民政部曾披露,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约22.3张养老床位。在西方国家,这一数字是50~70张。

  10月10日出炉的《我国老龄领域社会问题静态预测研究》指出,2012年,全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4304个,床位416.5万张,入住老年人293.6万人,仅占当年我国老年人口数的1.51%。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

  针对上海老年居民的养老意向,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稍早前收集了来自上海17个区县的2248个有效样本,并据此发布《本市城乡居民养老意向调查报告》。受访老人集中反映,公办或条件稍好的养老院需要预约排队等候1年左右才能入住,身体状况差、没有人照料的老人因此可能“等不起”。

  冯老太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看起来并不像已有80多岁。这一点也帮助她顺利进入这家公立福利院。因为很多公立养老机构都把接收范围限定在“生活完全自理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往往被拒之门外。在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3600万。

  民营养老机构:高成本导致高收费

  寸草春晖养老院专门接收失能、半失能老人。作为一家民营养老机构,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张床位,收费4000~6000元不等,是公立养老机构的2~3倍。这一收费标准在民营养老院中处于中等水平。对于全国2300万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来说,民营养老机构的收费显然是“不能承受之重”。

  虽然收费不低,寸草春晖养老院的院长王小龙仍然叫苦不迭。自2011年年底成立以来,这家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迅速,但仍需六七年才能收回成本。民营养老机构收回成本平均需要10年左右。“根据市场价租地和支付人力资源构成了我们支出的90%。”王小龙介绍,他们租用了实际使用面积1700平方米的土地,租金100万元;60多位工作人员,平均每个人5000~6000元的成本投入。

  另一家民营养老机构的运营总监徐永英表示,他们也面临同样的处境。由于需要独立承担各项成本、自负盈亏,民营养老机构所面临的困难是“公立机构不能想象的”。徐永英认为,公立养老机构的很大一部分成本由政府承担,这相当于一笔数额巨大的财政补贴。尽管政府也为民营机构制定了按床位补贴的政策,但即便按其执行,补贴力度仍与公立机构相差甚远,这导致资源向公立机构过度集中。

  此外,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养老机构员工享有编制指标和较好的待遇,因此人员流动少,不仅队伍稳定,而且机构还能通过定期培训提高其素质;而民营机构人员来源渠道窄,很难招到优秀人才,“即便招到了,大部分人干上几个月就走了”。“人员流动多,企业就不愿多投入资金去搞培训,所以大部分民营机构员工的持证上岗率都不高,低的甚至只有百分之几。”

  高昂的成本最终转嫁到入住老人的身上,又让那些低收入老人多了一道门槛。此外,民营养老机构很难获得医保的批准,一旦有老人生病,缺乏必要的保障。

  “从我接触的客户来看,90%的消费者都会把公立养老机构作为首选。而选择民营养老机构的,大都是因为公立机构床位紧张,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才来的。”徐永英坦言。

  “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的模式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指出,当前公立养老机构的定位违背了公办养老的基本职能。“公办养老的目的是‘保基本’、‘保低收入’。像‘一福’、‘五福’这些条件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公立养老院,实际上是财政投入巨资打造出的‘畸形儿’。尤其是再分配环节不够透明、不够公平,导致一些人利用政策的漏洞,钻了空子、占了便宜。”这使得本已短缺的供给现状雪上加霜,出现了“需排队166年”的极端现象。张恺悌介绍,事实上,在整个北京,养老机构的床位空置率在40%左右,资源并没有那么紧缺。解决某些公立养老机构床位紧张的问题,亟需将公立机构的定位向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回归。

  对于民营养老机构,“其最初的定位就是‘拾遗补缺’,做政府做不了的事;但现在,它不仅要作为一种补充,更要充分发挥‘生力军’和‘主力部队’的作用”。张恺悌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机构养老床位数量要翻番,这其中绝大部分将是民营机构的贡献;按民政部规划,今后70%以上的床位都要由民营机构来提供。这要求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民营机构‘新鲜血液’的作用,鼓励其建立,引导其发展,并提供政策支持”。

  “出于调研需要,我们经常邀请一些民营养老院的经营者参与讨论、畅谈意见,这样的‘座谈会’最后往往开成了‘控诉会’,他们常常质问‘为什么说好要鼓励,却一分钱也拿不到’。的确,政府既要支持企业经营,又要规范整个行业秩序,这个度很难把握。”张恺悌说。

  “经营养老机构的理念很关键,养老产业需要负责任的长线投资,而不是头脑发热进行投机,现在很多地产企业蠢蠢欲动,认为做养老院就是圈地、盖房、靠房子赚钱,但事实上它是服务业,不是建筑业。并且,做养老院的人必须是懂老人的人,老人并非同质化群体,其需求非常分散、多样,这需要经营这一产业的人对个性化服务有充分认识。不具备这点认识,一心把它当圈钱工具,就不要来投资养老机构。”张恺悌担心资本蜂拥进入机构养老行业可能导致混乱,“如果民营养老机构大面积出现问题,将不仅带来经济影响,更会导致社会问题”。

  张恺悌介绍说,机构养老行业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形成成熟的“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模式,现有的公立养老机构也会逐步改制。“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行业才谈得上健康发展”。

  在今年5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北京市民政局曾透露,今年起,北京新建的养老机构将实现“公办民营”,由政府建设养老机构,通过招标、评审等方式,选择优质的社会力量经营,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

  “我们在养老院里做调研,听老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听说过国家的政策,想法很好,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我们等不起了’。政策制定得再完美,得早日落地,老人们才能受惠。”张恺悌说。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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