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辩护律师高子程

　　《悬崖边的辩护》一书的出版，让高子程很恼火。

　　书中提到了高子程代理的一些重大案件以及相关的连带内容。

　　书的作者为“高子程”，但是高子程告诉《法人》记者，自己并没有出相关书籍，

　　并开始准备用法律维权。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聚光灯下的“高官刑辩大律师”，

　　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打交道最多的，不是高官，而是各种矿石。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原行长张恩照案、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案、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案、中石油原总经理陈同海案....。.这一串权势显赫的落马高官的身后，都站着同样一个人：为他们的正当权益进行辩护的律师——高子程。

　　为高官辩护，使高子程在业内声名鹊起。

　　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更主要的业务是为知名企业代理重大商事案件。

　　“我其实是一名商事律师，刑事辩护不是我的主业”。

　　但因为他的低调、为当事人隐私保护及丰富的专业经验，专为高官辩护已经成为高子程的标签，在政界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小圈子里口口相传。

　　“贪官”们共同选择的辩护律师

　　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原行长张恩照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案、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案、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案、中国航天研究院原院长厉建中案、国家药监局原注册局长曹文庄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以及最近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都是轰动一时的“高官”大案。

　　在刘志军案中，据说高子程因“不能保刘不死”而选择退出。“去年坊间传说是30个亿，那我肯定无法保证不判死刑，要是在2亿以下肯定不是问题。”高子程去年夏天开始接手刘志军案，当时签了合同收了律师费。经手六个月，四次申请与刘见面未被允许。中间他还特意了解刘的一些业绩，准备作为开庭的时候从轻的依据。直到传出30个亿时，刘的家属告诉高子程组织上有给刘推荐了钱列阳律师，不收费，保证不会死刑，高于是选择退出。

　　对于刘志军后来的审判结果，高子程表示“很正常”。“他(刘志军)是个工作非常认真、为高铁事业做了突出贡献的人。”

　　高子程辩护的第一个高官案是1999年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受贿案。在此之前，他虽然也代理过不少官员贪腐案，但这是第一个部级高官。由于在这个案件中的“突出”表现(郑获得了从轻判决)，高在圈内开始有了名气。随后张恩照、曹文庄、厉建中、王慎义以及后来的陈良宇等人的家人都不约而同找到他。尤其是陈良宇案的辩护，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取掉了滥用职权罪名，愈加强化了高子程“高官”辩护律师的地位。

　　“从郑光迪案开始为多名高官辩护，你为何能获得高官家属们的亲睐。”面对记者的疑问，高子程平静自然。家属选择律师看重3点，第一，能够发挥作用。第二，敢说真话。第三，希望律师把追求业务水准和效果放在第一位。同时又不擅长或者不喜欢炒作。“我为人低调，从不炒作案情。”

　　面对舆论对其贪官“帮凶”指责，高子程的心态很坦然平静，他认为，“高官也有自己的合法权益，该轻判的重判了也损害了他的权益。至今我都认为陈良宇的滥用职权不成立，需要来辩护。”

　　在高子程看来，任何一个个体，无论是多大的官，多么有钱，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都是脆弱的，所以委托辩护律师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行使辩护的目的不是为开拓罪行，而是为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的合法权益辩护。是有罪还是无罪，轻罪还是重罪。合法的权益不能被侵害。就是死刑犯也是有合法权益的，他的民事权利，名誉权利，程序权利等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正是辩护意义和立法的初衷。

　　被忽略的商事大律师

　　“高官辩护律师”大名背后，是鲜为人知的高对民商事、海事、知识产权等大要案的代理。

　　高子程曾代理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局、中国投资担保公司、中国集团、中国钢铁集团、台盟中央、中国电影集团、中国四达、中国房产集团、中国光大银行[微博]等近百家公司诉讼或仲裁，并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在中国律师圈里，能把这四块统筹的很少。“不清楚其他律师怎么做，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目前高子程的团队正在处理一个受巴布亚新几内亚(下称“巴新”)前总理朱利叶斯·陈委托的杨秉忠的案子。

　　朱利叶斯·陈的朋友杨秉忠在香港有两家公司，92年到内地经商时，陕西也想投资。作为介绍人，陈给陕西工商银行介绍了巴新的森林项目，巴新有珍贵的森林和木材。陕西工商银行和政府就组团去巴新考察，觉得这是好项目，决定投资。陕西工商银行下面有个金融公司出资，杨秉忠也出资，共同向巴新投资做这个项目。

　　项目前期做了两年多，期间经历了陕西政府领导和巴新领导的换届，导致工程搁浅，因为陕西新换届的领导不愿意再投资，导致杨秉忠卖掉香港产业，独立难支，工期拖延。后来陕西给他(杨秉忠)打电话请来讨论继续投资的事。杨秉忠刚到西安，公安局就给扣了。一开始是以非法经营罪，但是到了检察院很难认为成立。后来临时改了诈骗罪。最后西安中院就判了诈骗罪，二审，陕西高院就维持了诈骗罪。这个案子申诉到最高法院，现在还没结果。为此，陈香梅女士和巴新国前总理也几次致函中国领导人，希望秉公处理。

　　“这个案子能不能翻案，是检测司法公信力的试金石。到底是投资还是诈骗，投资失败的责任是什么，政府干预司法公正的问题，民事的、金融的、刑事的、行政的都有了。”

　　高子程坦言，民商事案件相比较刑事案件前者可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他曾经代理的中国钢铁集团的案件，把1.18个亿的一笔死账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策略处理和程序上的设计而收回来，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

　　高子程认为商事案件中律师的业务水平发挥的空间更大。

　　被出书《悬崖边的辩护》

　　前两年，署名高子程的《悬崖边的辩护》一书出版，里面集结了很多高子程代理的高官案例。

　　其实“这本书完全是侵权。”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坐在香格里拉酒店咖啡区的高子程非常恼火。面对《法人》记者，他直言“我已经在朝阳法院起诉了文化艺术出版社。”据高子程介绍，文化艺术出版社冒用他的名义，下载网上公布的高子程辩护的案例作为素材，组成为一本书找几个名家做序，出版发行，侵犯了高子程的姓名权。

　　书中提到了高子程代理的一些重大案件以及相关的连带内容。书的作者为“高子程”，这位经常替“贪官”主张正义的律师，面临被侵权后的第一反映是用法律维权。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聚光灯下的“高官大律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打交道最多的不是高官，而是各种矿石。吉林大学岩化系毕业后，高子程还只是有色地质勘查局108队实验室里的一名工程师。

　　1990年，时年28岁的工程师高子程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一举通过，从此，“高工”成了“高律师”。而高子程也一直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至今。该所是彭真儿子傅洋亲自创办并担任主任。

　　在高子程看来，律师这个职业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如果潜心去研究、注重提高业务水平，基本上不用愁生存，不用愁发展。现在行业存在很大的误区，认为关系和名气很重要。其实最核心还是业务水准的问题。高子程举例如踢足球，一个球员在国际上是一流的，这个球员到哪儿都抢手，不需要找俱乐部。反之亦然。

　　“律师有时候像医生，专业水平和良知是关键。

　　法治中国的希望

　　律师若想要认真地办案，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风险。他们受人瞩目，也备受争议。

　　有人说律师既是魔鬼也是天使，说魔鬼是因为往往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做辩护；说律师是天使则是因为他们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刘志军案判决结果出来当天，钱列阳在微博上收到网友这样的提问：大律师，您被称做御用大律师，您怎么看待为坏人辩护这个问题呢，怎么看待御用这个问题呢？他用5个字作了回答：历史的看待。

　　在给前律师李庄的辩护中，高子程直言光李庄一个人的辩护词就9万多字。

　　在一些人士看来，像陈良宇这种大案、专案，怎么判决，不是天津二中院能定的。指控陈良宇的时候是三个罪，高子程是按一个罪辩的。实际上，高子程就没有做有罪的辩护。高子程明确表示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罪名不成立。认为受贿罪其中的多数是不成立的，这是他的观点。辩论也很激烈，整整一天。指控三个罪，判了两个罪，驳回了一个罪名，在学术界、法律界是受尊重的。这也是司法进步的标志。

　　高子程认为在未来司法体系中，律师应当是不可替代的参与者和游戏规则的议定者，应当是司法主体的人才和智慧来源，是司法公信力的职业监督人，是法律实施中利弊得失的体验者，是私权利的守护神。因为，公权力的终极目标，是使每个公民的私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从而使全民人权得以保障，实现公平正义。

　　谈到给年轻的律师寄语，高子程认为做律师靠的是智慧；做法官靠的是公正；做检察官、警察，靠的是正义感。律师最独特，不仅要有功底，还得有责任心，还要有技巧。对律师职业的具体操作而言，《孙子兵法》比《宪法》要重要，更现实得多，好好学一学《孙子兵法》对律师而言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