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于光远的亲友正在家中布置灵堂。当日凌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病去世，享年98岁。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于光远

　　新京报讯 (记者范春旭 许路阳)昨日凌晨3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因病去世，享年98岁。于光远1915年生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参与起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书房设置灵堂

　　近百本著作相陪伴

　　“他走得突然，但很平静。”于光远的家人说，昨日凌晨，在女儿和妻子的陪伴下，于光远安详地离开了人世。2011年11月，于光远脑血栓加重后再也没离开医院。

　　住院期间，于光远表达很吃力，几乎说不出话，但血压、心跳还算平稳，家人原以为于光远能闯过100岁大关，可他最后病情恶化，肺、肾等脏器都已衰竭。

　　昨日，在于光远广泉小区的家中，家人在书房设置了灵堂。陆续有经济学界人士和朋友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和花篮。

　　一张于光远95岁时的照片挂在书房的白墙上，旁边两米多高的书柜里放着于光远曾出版的近百本书籍，这些书里，既有经济学著作，也有人生回忆，还有关于吃喝玩的。

　　脑血栓恶化前

　　无时不思无日不写

　　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说，于光远生前最后一本书是《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还未正式出版，内部印刷后在征求经济学界专家们的意见。

　　据胡冀燕介绍，脑血栓恶化前，于光远无时不思，无日不写。他67岁离开领导岗位后，比以前更忙了，每个月出差两三次，每次跑好几个地方，这种状态一直到90岁患脑血栓之前。

　　昨日，于光远当年在中宣部科学处的下属林京耀也前来吊唁。70多岁的林京耀回忆中学时的政治教科书都是于光远编写的，对于光远非常崇拜。林京耀说，于光远非常爱护下属，为人正直，直到现在，科学处的老同事们还经常聚会，就在去年，大家知道他身体不好，都来到病床前探望他。他总是很乐观，即便生病住院，也是乐呵呵的。

　　于光远的女儿说，父亲曾说，活八十万小时就够了，也就是差不多91岁，多活的几年都是赚了。

　　■ 逝者

　　身老心不老 “大玩学家”谢幕

　　著作等身，常被用来形容于光远。他一生写了近百本书，约两千多万字。其中一本，讲的就是35年前的那场历史转折。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上，于光远和其他代表一道，延续陈云提起解决冤假错案的话题，突破了大会指定的原有议题。

　　改革开放曙光即将来临前，他更是受邓小平委托，准备起草一份邓特别看重的讲稿。

　　他至今还保存着邓小平交给自己的那3页微微发黄的白纸，16开大小的纸上，短短500余字，凝结了邓的改革蓝图。

　　接下来，于光远找到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传达，在限定时间内交稿。

　　很快，3天内初稿写成，又经4个上午与邓小平等人的当面逐字修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最终出炉。这也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抗日战争爆发

　　放弃物理学家梦想

　　学界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

　　但1934年转学到清华读书时，于光远的专业并不是经济，而是物理。

　　他的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

　　他的物理学家之梦并没有成为现实。

　　抗日战争的爆发，挑起他的爱国心。他在后来回忆说：“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成为我唯一的选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彻底放弃了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

　　因为革命需要，一开始并没想过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的于光远，成了一个“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钻研经济和哲学。

　　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20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党委书记看到于光远都说：“我们是你的学生。”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他兼跨“两科”，被人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十多年写作

　　留下两千个铅笔头

　　于光远说，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天赋和机遇固然重要，但勤奋对于每一个成功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他说自己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没有人批评过他懒惰。如果说自己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成功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曾在他手下任职12年的龚育之，专门撰文回忆于老。

　　龚记得，于光远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

　　晚上召集大家开会讨论问题时，如果累了，就在会议室将先打个盹，休息够了就接着讨论。

　　于光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说自己有“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他可以在飞机上、甚至在汽车上写作。也能边主持会议，边写作，一心二用。

　　他还收藏了约两千多个铅笔头。这些是他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十几年里使用过的。铅笔头每个长约两厘米，摊在桌子上，有一大片，“花花绿绿很好看。”他说。

　　独立思考

　　只服从真理

　　有一件丢人的事，于光远记了一辈子，也讲了一辈子。

　　那是1958年夏天，他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大跃进”中科技方面的情况，其中有一条是山东省委报上的，说某县某公社有个农民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后，南瓜和苹果都长得特别大。

　　未经核实，他就把这事报上去了。事后，每当想起，于光远说都会感到脸红。

　　这违反了他的座右铭，“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在这句话后面，还有句，为了求真，莫文过饰非。

　　于是，当20世纪80年代初，特异功能火爆国内时，他挺身而出。

　　“与伪科学，至少要斗争一百年。”他发出这样的呼声，短短几年，便撰文上百篇。

　　“身老心不老”

　　86岁学电脑

　　有人称于光远是“大玩学家”。

　　世界麻将组织的主席是他，提议召开“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化批评”研讨会的也是他，出访欧洲时大讲特讲苍蝇对人类贡献的也是他。

　　20世纪90年代初，他住进了医院，无法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他转而写起了散文、随笔，重拾当初自己那“可爱的文学细胞”。

　　从《古稀手迹》开始，一发不可收拾，2005年一年就出版了5部作品。

　　90多岁的于光远常说自己“身老心不老”，有一颗年轻的、不服老的心。

　　86岁生日时，孩子们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他开始学电脑。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对于他这样一个老上海人来说，有一定难度。因为发音不准，常常找不到字。嫌自己打字慢了，他学会单指打字后，敲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于光远笨蛋”。

　　也正因为使用电脑，启发了于光远的思考，写出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而让他唯一遗憾的是，他的手稿从此绝迹了。

　　于光远 原名郁锺正，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新京报记者 许路阳 整理报道

(原标题：98岁经济学家于光远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