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第二部开篇语

　　总顾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李铁

　　编年史第二部土地开发渐热(1992-2004)

　　如今走进下柏，城镇建设仍停留在2000年之前的模样。拥挤的下柏工业大道，颓唐的陶瓷、五金工厂，黑水死寂的河涌……时光在此似乎停滞。黄昏时候，村内祠堂门口常有老人闲坐。他们偶尔还会提到20年前的那场改革，那场只属于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千帆竞渡鬻地为舟

　　当肚子填饱之后，“做个城里人”成为珠三角遏制不住的冲动。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给一度停滞的中国改革带来新的活力，城镇化开始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策略。为求登岸，各地祭出形形色色的渡河之舟：试点土地入股，让农民成为“有分红的居民”；打造专业镇，以经济发展带动城镇规划建设；引来大学城，让农民直接与“天之骄子”为邻……

　　较之第一阶段的产业城镇化，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色，莫过于土地城镇化。开发区在珠三角遍地开花，一改此前的偏远、封闭，代之以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数据显示，仅1992～1993年一年间，全国县级以上开发区设立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当时城市建设总用地面积还多0 .16万平方公里。

　　同步到来的，还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土地市场的勃兴。1993年起，商业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实现了巨大的制度突破。由1998年起，国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调动民间资本，启动了住房货币化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巨大的房地产市场由此诞生。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市场经济的确立，还带来了私营企业、中小外资企业大量崛起。依托于早期乡镇企业建立的初步专业镇格局，珠三角产业群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灯具、玩具等专业镇开始闻名天下。1998年，珠三角地区有100个镇已经形成明显的聚集现象，约占全部建制镇的25%，这些专业镇的产业集群规模一般都超过20亿元，甚至超过100亿元，其产品在全省乃至全国市场占有率的20%～30%之间，多者达50%以上。

　　纵观这一个十年，可以看到，在第二波资本转移的背景下，珠三角城镇被纳入全球化链条。这称得上是最好的时代，制度破冰的改革红利，民工潮涌的人口红利，天时、地利、人和叠加，风正一帆悬，珠三角开始进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但这也为日后埋下了相当的隐患，治安恶化、环境污染、地产泡沫、后劲不足、配套以及后来饱受诟病的土地财政，都在此间显现，其间的成功与失败，值得咀嚼与回眸。

　　耕田厌了

　　分田到户近10年，“大家耕田已经耕厌了”。打工每月能挣四五百元，相当于种地一年的结余，村民对土地不再依恋。

　　“妈，请外地民工割1亩水稻要多少钱？”

　　“听说是40元1亩。”

　　“那好，我们家不足4亩地，这是200元钱，用来请民工，今年割稻，就没我的事了。”

　　———这段对话出自1994年8月的《南风窗》，主人公是1992年夏收前夕，南海罗村下柏管理区(后改村，2011年又改为社区)的一对农民母子。

　　有谁能想到，这将成为下柏人的最后一次集体夏收？

　　此时，南海分田到户已近10年，周边的大沥、金沙等地，已经利用“马路经济”拉开了城镇化的序幕，下柏人依然不知城镇的滋味。青瓦黄泥的农舍，给人最深的记忆便是漏雨。时任下柏党委书记的岑三根回忆，每逢下雨，村民得穿雨衣度日。村民陈伯则说，遇到台风天，大伙还得跑到祠堂躲避，生怕屋子倒塌。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几千年的农耕生活，到了这一代下柏人，算是过够了。

　　“那时大家耕田已经耕厌了”，岑三根说。1983年分田到户后，下柏人均耕地1.5亩，大多数村中劳力得到解放，到村办企业或外地打工，每月能挣四五百元，相当于种地一年的结余，村民对土地的依附愈发薄弱。与此同时，随着壮年外出，田间多为老弱，农活的艰辛让他们不堪重负，抛荒者众。岑三根以自己为例：“我老婆是居民户口，分田到户时我一个人就分到2亩多，每天上完班还得耕地，割禾割得腰都疼了，想到耕田都怕！”

　　村支书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农民？凌晨三点下田，冒酷暑汗流浃背，先煮猪食再弄人饭……下柏的老者们如今忆起，仍叫苦不迭。陈伯回忆，那时村里种地的多在50岁以上，年轻人都在打工，做建筑者居多。他1985年便到深圳做起了电器安装，每月能挣500多元，而在家种田的妻子一年的结余才600多元“种田根本赚不到钱”。

　　问题不仅止于厌倦。作为全国实行最晚的地区之一，1984年中，南海基本完成分田到户之初，便遇到“水土不服”———当地历史传承的“桑基鱼塘”具有不可分割性，无法分割到户。而在分配田地、提升生产力后，缺憾也随之显现：机械难行，耕作相互矛盾。曾任南海大沥镇干部的叶景良说，当时“你种水稻他种菜，你排水时他灌溉”。此外，土地七零八碎，无法与新兴市场经济接轨。时任罗村副镇长的白津来回忆说，当时罗村与外商洽谈的不少项目也因土地卡壳，一个项目几千平方米地，涉及几个生产队上百户人，各怀心思导致征地难，常常“吓跑财神”。

　　上世纪90年代担任广东省农研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的刘季芸曾撰文指出，分田到户解决温饱问题后，在珠三角等经济迅速崛起地区，分散的土地让农业规模经营难以实现，更让工业布局分散，城镇化规划布局难以实施。

　　“一拍即合”

　　很多村民认为，下柏之所以能成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是书记岑三根多番与上级“勾兑”的结果。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抓住了时势？回望下柏村这段历史，这个问题令人着迷。

　　外面的世界早已暗潮涌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宪法的论文《“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和结局》称，分田到户初期，为解决“桑基鱼塘”生产方式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的矛盾，南海部分地区的农民已自发尝试“集中有偿投包”模式，这可算下柏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雏形。1988年，该模式得到省政府的认可，随即在珠三角地区推广。

　　随着大量农村劳力转入非农就业领域，南海等地农民开始将有偿投包的范围从基塘扩展到所有农地。1990年底，南海政府决定对除基塘之外的农地实行有偿承包，承包者除缴纳承包金外，还须“交公粮”。这一方面解决了村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也可完成国家的订购粮计划。实际上，下柏后期的土地股份制探索只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已。

　　罗村中心区域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也让下柏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罗村镇志》记载，1985年罗村城区面积尚只有0 .189平方公里，到1988年罗村增加罗湖、城南、城西三个区，将城区规划扩到3.46平方公里。往西约4公里的下柏，在此轮城镇扩张中毫无作为。有村民愤愤不平：“同样是罗村人，为什么他们能过城里人的日子，我们还要当农民呢？”老书记岑三根也坦言，下柏区位无优势，机会很难自己找上门。

　　历史终究给了下柏人机会。1987年5月4日，南海被国务院确定为农村改革试验区，主要是试验土地制度改革和规模化种植两个课题。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重要讲话。当年4月，南海调整粮食政策，全面放开粮食计划任务和价格，取消粮食订购计划，农村土地卸掉了长期背负的沉重包袱，可以放开手脚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不久后，下柏便开始酝酿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下柏为什么会获得试点机会？很多村民认为，这是岑三根多番与上级“勾兑”的结果。岑从1964年开始担任下柏党委书记，改变之心比任何人都迫切。但岑三根则说，这是南海市级党委的意思，在经联社的基础上搞股份公司，把土地资源集中利用。如何“勾兑”？岑三根含糊其辞：“当时我们有这个想法，正好上级政府也有这个意图，一拍即合”。

　　改革的消息很快传遍下柏管理区，1992年的夏收也成了分田到户后下柏人最后一次以家庭为单位的劳作。开篇那段对话，其实还有个后续———

　　又过了几天，在外地跑生意的大儿子也回到家。知道其弟用200元“赎”身，便也丢下200元，说是请民工脱粒晒谷，“不要再来烦我啦”！

　　———当时的下柏人对土地已无丝毫留恋，改革亦如野马脱缰，奔腾向前。

　　摁下手印

　　签字摁手印，领取股民证，那一刻，陈伯觉得，这辈子再不用辛苦耕田了，有种重生的喜悦。

　　天时在手，人心也齐，如何破局？

　　综合老书记岑三根、老村长黄天华的回忆及多位学者的研究资料，我们尝试还原下柏1992年7月开始试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轮廓：

　　在经联社的基础上，成立下柏农业股份公司，与下柏管理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将各村小组所有的农田、鱼塘、空地统一收归股份公司，农具、仓库等也全部标价经营。下柏的土地被分为三区——— 农耕区、工业区、商住区，分别占比45%、45%和10%。而在改革前，农耕区占比80%。学者刘宪法在论文中评点，称此种模式将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转化为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从而为集体土地入市参与工业化发展打开了口子。

　　三区土地经营沿袭了“集中有偿分包”的基本模式，800多亩田地和300多亩鱼塘均通过招标实现规模经营，工业区和商住区也由股份公司通过招商规划建设，各类经营收取的标金和利润留作年底分红。

　　分红按股份发放，成人每人一股，16岁以下者每人0 .5股。主政者当时许诺：每股每年至少可分400元以上，每人每月可分得粮食50斤，下柏村民优先进工业区工作。

　　脉络理清后，干部们带着初始方案到47户村民家征求意见。结果显示，40户拍手欢迎，7户担心有风险。今年71岁的黄应祥时任南区村小组组长，他也参加了调研，“当时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担心有风险的人其实也同意搞”。黄回忆，对于股份、股民，当时下柏人并无清晰概念，“不用割禾插秧、还有钱粮分”才是对人们最大的吸引。更让村民颇有好感的是，改革并非“一刀切”，入股自愿，退股自由，股份可在村内转让，新生孩童亦可花3000元到村里购买股份。

　　有了民意支持，下一步便是完善改革方案的细节。岑三根回忆，当时最麻烦的问题是“资产评估”，即把所有生产资料货币化，“有些村小组人多地少，有的村小组人少地多，土地肥沃和贫瘠的程度都不同”。多番争论后，最终敲定按不同用途土地的年纯收计算，用土地前十年的产量来衡量肥瘦。

　　改革方案最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村民签字摁手印，然后领取股民证。那一刻，陈伯觉得，这辈子再不用辛苦耕田了，有种重生的喜悦。岑三根则松了口气，这个掌舵下柏近30年的老书记，看到了新的“航行方向”。

　　1992年底，下柏人领到了第一笔分红。岑三根与村民的记忆在此出现了差异。岑回忆，当时通过农信社把钱打到各家账户。但村民则称，当时是到村委会领取现金，大人每人400元，小孩每人200元。村民良伯说：“当时大家还推着车到大队领取粮食，可高兴了。”村民陈伯也记得，每家一辆的木板车停满了村委会大院，热闹非凡。

　　研究下柏样本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下柏模式直接给农民带来的分红并不多，最大的价值在于将大多数农村劳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身工业化浪潮中。村民陈伯也说，改革后，“土地分红的400元不是很多，但一家人都出去打工，就可以挣好多个400元”。很快，村里的摩托车多了起来，也有积蓄较多的村民开始仿照罗村中心城区的建筑风格，把瓦房重建为楼房。

　　名传千里

　　1994年4月，广东省委在南海召开“珠三角农村股份制改革座谈会”，下柏改革得到肯定，从此声名远播。取经者随之慕名而来。

　　后方初定，风风火火的下柏人开始四处招商。但结结实实上的第一课，便是“基建”。

　　要想富，先修路。村口的柏罗路(今下柏工业大道)被乡人戏称为“水泥路”，下雨时泥水溅一身，泥泞难行不说，还九曲十八弯，短短三四公里路程，下柏人沿此到罗村要40多分钟。很多老板见此放弃投资。岑三根发动村民，将这条泥巴路用水泥铺直，遇到邻村土地便“2亩换1亩”，工程得以顺利完工。

　　道路建成后，下柏人又在中大两位教授的指引下，将工业用地规划成三大工业区，即如今的下柏第一、第二、第三工业区，基建工程全面启动的同时，到下柏落子的企业也如雨后春笋。《罗村镇志》记载，此后远近驰名的华兴陶瓷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在1993年成立。

　　柏罗路建成后不久，村民投资2000多万兴建下柏立交桥，以便疏导进出下柏的车辆。要知道，立交桥那时在国内属罕见物，高端大气，在招商推介时可算上佳的利器。不仅如此，《罗村镇志》还记载，下柏人在村内建立了汽车站，方便村民往来及货物运输。

　　基础设施完备后，下柏人加快了招商引资的步伐。近到佛山、南海，远赴港澳。下柏算侨乡，众多乡里侨居港澳，但跟他们谈生意并非易事。“我去找以前那些地主，发动他们回乡投资，但他们一上来就跟我算旧账，说是当初批斗了他们的父辈。我只能不断跟他们解释，内地政策变了，有很多机遇。”岑三根他们的努力颇有成效，玻璃厂、陶瓷厂、五金厂等不断在下柏集聚。这些在后来虽被看做高污染、高能耗代表的企业，在当时却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增长。岑三根说：“那时的招商可以说是饥不择食，只要愿意来就行。”

　　下柏农民“不耕田还有钱分”的生活让周边村庄艳羡，迅速发展的工业区更受到政府高层的重视。1993年，岑三根被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也视察下柏。1994年3月，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欧广源到下柏了解改革情况，在下柏住了一周，走访农家、工厂。当年4月，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邓威楹发表《从南海试验区的实践看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路向》，肯定下柏等地的探索。同月，广东省委在南海召开“珠三角农村股份制改革座谈会”，下柏改革得到肯定，从此声名远播。取经者随之慕名而来，除南海、顺德、东莞等地的村庄外，千里之外的四川德阳甚至也曾派专人到罗村下柏学习。

　　顶峰之后

　　众多农田变成了工厂，100多家工厂带来的外来工此时已有两三千人，开始超过本地人，人流车流，早市夜市，村庄已成城市。不过，这已是下柏辉煌的顶峰。其后，下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每当南海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再出发时，人们才偶尔回望这个起点。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在下柏启动改革后不久的1993年初，南海便又增设了里水沙涌、平洲夏北洲表为改革试点。与下柏的做法相似，其他试点也是农民以土地入股，划分工业、农耕、商住等三区，但细节稍有不同。

　　1993年8月，《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见》正式在南海实施，提出在两年内分批全面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至1995年，改造基本完成，南海全境共建立股份合作组织1574个，占经联社总数的96%，如下柏这样以管理区为单位建立股份合作组织177个，占全市管理区总数的73%。这一年，南海的改革继续深化，开始在里水草场村试验“股权固化”，实行股权“生不增，死不减”，完善土地股份合作制。其后延伸出的“两确权”、“村改居”乃至今年开始试水的“股权管理交易中心”，也都是对此项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此为后话。

　　在漫天炽热中，当初燎原的那点星火，怎么样了？

　　“到1997、1998年的时候，下柏已基本有了城市的面貌。”岑三根颇为得意。那时候，村民家家户户基本上建起三四层的楼房，摩托车替代自行车成了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小轿车也有了二三十辆。下柏工业大道两旁，商铺鳞次栉比，下柏市场也投入使用，下柏人从此再不用跑到罗村城区“赶圩”。众多农田变成了工厂，100多家工厂带来的外来工此时已有两三千人，开始超过本地人。人流车流，早市夜市……人们很难想象，这片繁华的工业城镇四五年前还跟内地的农村一般模样。

　　此时的下柏人，感受着生活的日新月异，也开始接触改革附带的问题。除了工业污染、治安混乱，村民们最在意的是分红增长缓慢。在城镇化的繁华背后，下柏人此时每年的分红才刚刚破千。岑三根无奈地解释，之所以分红增长慢，是因为大部分资金都用到了基建上。

　　事实上，那些年已是下柏辉煌的顶峰。其后，随着城镇化浪潮对整个南海区域的洗礼，改革试点的红利终究没抵过新崛起地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下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每当南海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再出发时，人们才偶尔回望这个起点。

　　样本关键词：

　　农村土地

　　股份合作制

　　从分田到户，到土地入股。1992年，发生在南海下柏村的这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再创新，实现了农民的再解放，并更好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此后“南海模式”星火燎原，南粤大地成长起数百万股东。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推行，实现了土地与资本的结合，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规模用地的需求，也刺激了更多有分红的农民投身第二、三产业，旧村从此换新颜。当外来人口不断涌进、融入，一个新城镇也因此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