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守门银行风险

　　刘明康卸任中国银监会主席时曾有人评价：对很多资金链紧绷的机构来说，这或许是个“福音”，但对那些视控制银行风险为生命的机构来说，这可能是个损失

　　尽管早已离开了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办公室，也淡出了金融监管决策和执行的核心部门，但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的演讲常常一席难求，一些听众从开始站到结束，试图提问的媒体亦是云集。

　　十几年来，刘明康一直处于银行业监管的风口浪尖。人们看重他对经济形势“登高望远”的判断，信服他多年浸淫金融行业的阅历，以及他30余年金融从业和监管经验历练出的风险直觉，而其后的事实往往证明，他的直觉并非拍脑袋而来。

　　作为中国银监会首任主席，任期逾八年，刘明康无疑在中国银行业发展与监管方面留下了很多烙印。他最令海内外瞩目的，就是多年来善于在全新领域开疆辟土的热情与能力。

　　1979年，刘明康进入刚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中国银行，开始金融业生涯。此前的33年，刘明康下乡插队做过农民、进轧钢厂当过工人，却不曾想有金融业的际遇。此后他远赴伦敦任职，回国任福建省副省长，步步均是新领域。

　　2003年初，刘明康任第一届银监会主席，又是全新的改革试验田，虽然顺承了央行的银行监管旧制，但如何建立专业、高效的现代银行监管框架，中国没有先例，一切要边做边看边改。

　　“他绝非什么也不做的保守官僚，”一位接近银监会的权威人士评价说，“他勤于思考，是建章立制的合适人选。”

　　刘明康自2003年银监会设立至其离任的八年多时间里，见证并推动了中国银行业所经历的脱胎换骨式巨变：国内各主要商业银行由最初的坏账累累，在经历股份制改造后，普遍迎来了“黄金十年”，并在一些重要指标上逐步与国际先进银行比肩。

　　而面临将近十年的银行业好日子，作为监管者的刘明康凭借对风险的敏锐嗅觉，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信贷严防死守，避免了二者成为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爆发的风暴眼。

　　建章立制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银行业，在过去的65年里，大多数时候都成长于政府“父爱”庇护中，更早期本就作为政府财政一部分。

　　始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银行改革，在经历了“注资-坏账-注资”的恶性循环后，终于在2003年第三次注资后以股份制改造的方式，跳脱了以往的怪圈。同一年，中国金融业监管体系也迎来变革，中国银监会组建。

　　刘明康1998年进入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专司银行监管。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负责、参与了2700亿元财政注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组建、1.4万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等一系列解救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大试验。

　　一系列的银行改革实战经验，令刘明康成为正处改革中的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合适人选。

　　随后的十年中，中国商业银行摸索出一套由内到外的约束机制：内部是“股改和上市”，帮助商业银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建立了内部治理机制；外部则是以银监会和央行为代表的监管力量不断强化。

　　此后十年中，这两股力量被认为是中国银行业利润持续增长、资产质量稳健的制度基础。

　　作为“市场化改革”拥护者，刘明康被认为是水准高、意识超前的技术型官员。而银监会作为从央行分离出的专业监管机构，在推行一系列监管政策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执行效率和前瞻意识，成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八年后，当刘明康卸任银监会主席时，中国大部分商业银行的商业化原则已经深入人心。

　　近期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2003年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背水一战，要改变的就是产权缺位和越位的制度，而银监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银行业从最大的工农中建交，到最小的农信社和村镇银行，从此不再找财政和政府，而是面向市场去补充资本金，自己去提足拨备，自己去撇坏账，一句话自己去面对经营上的问题及其风险。

　　在此期间，银监会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管框架，为银行业可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外部监管保障，并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审慎监管的独立性原则。

　　刘明康在任八年里，银监会作为部委中后起的监管力量，其监管地位与日俱增。也是在这期间，中国银行业迎来了“黄金十年”。外界评价，银行业成绩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向好，但与外部监管力量的努力密不可分。

　　2011年秋天，刚年满65岁的刘明康如期卸任。市场对这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银行家和银监第一人的评价是：刘明康卸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对很多受困于紧缩的资金链的机构来说或许是个“福音”，而对视银行风险为生命线的人，则有可能是个损失。

　　作为中国商业银行监管奠基者，刘明康为中国银行业留下了一整套系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业监管框架。在2011年卸任前，银监会推出了一套“腕骨监管体系”，这是针对大型银行探索创立的监管模型。该模型由资本充足性、贷款质量、风险集中度、拨备覆盖、附属机构、流动性、案件防控等七方面13项指标构成，同时辅之以银行监管者的有限自由裁量权，取首字母组成 “腕骨”(CARPALs)。

　　尽管其中部分规则争议颇多，但这一整套逐渐丰满的监管体系，正在成为中国银行体系得以良性运转的外部监管力量。

　　从伦敦到北京

　　一口流利的英文，带有浓重的伦敦腔，在银监会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办公大楼里，经常迎送各种肤色的外国同行。刘明康的人生变迁，折射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轨迹。

　　1946年出生的刘明康，其青年时期正逢文化大革命，早年下乡插队度过11年时光。33岁时刘明康才开始金融生涯，并在担任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干部时，被派英国伦敦任部门经理。

　　此时的欧洲金融人士说不出中资银行的名字，仅有的中国银行还被误认为是中国央行。中国和西方在金融领域缺乏共同语言。

　　在随后三年的海外经历中，刘明康在工作之余拿到了英国伦敦城市大学CASS工商管理学院的硕士学位，也是在这段时间，他有了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国际市场中角色的最初认知，积累了同辈人中少有的海外履历，并在随后的机会中把握住人生际遇。

　　回国后刘明康仕途一帆风顺，先后任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福建省副省长，国开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领导层，1998年进入金融监管部门，2003年担任中国银监会首任主席直至退休。知情人士说，这其中，跃升为福建省副省长是刘明康仕途的关键一步，从此迈向更高台阶。

　　在2003年商业银行改革中，银监会建章立制，积极协调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帮助设计部门业务流程及制度、公司治理理念和信贷文化，梳理人事安排。中国银行业在开放度方面上了一个台阶。

　　虽然此后不时有人质疑当初国资贱卖，但业内人士普遍高度评价外资发挥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股份的多元化上，更体现在制度文化的浸润上。

　　引入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相关文化和制度，一度在2007年之前成为风潮。美国银行最高峰的时候派出了200多人的团队，确保建行在贷款、信用证、担保、流动资金贷款等国际服务方面，与美国银行的客户服务无缝对接。时至今日，两家银行之间仍然保留着定期人员培训交流的做法。

　　截至2012年末，国内已有33家银行引进了40多家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多数派驻董事或者其他高管人员。在日常管理中，中外双方理念、做法上时常发生冲突并不时见诸报端，中西银行业经营理念和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化学反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未来。

　　“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其贡献不是可以量化的，对于增长速度、资产规模、风险防范的理念更有价值。”一位国有银行高层人士如此评价。

　　“银监会和刘明康的成绩之一，无疑是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一位银行业专家认为，刘高人一筹的是，在借鉴国际经验之余，没有放松切实有效的“中式手法”。

　　这包括对于存贷比这个“上世纪流动性指标”的坚持，以及随后力排众议推出“拨贷比”这个坏账防御工具，为外人津津乐道的还包括警示银行理财业务时，购买者需手抄风险认知语。这一做法随后漂洋过海，为多个国际同行认可和效仿。

　　银监会还是首先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政府部委，而其后中国银行业引入巴塞尔监管协议等一系列转变，部分就来源于外国顾问的建议。

　　与外资进入不同，对于刘在任期间引入国际银行业最新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市场评价不一。支持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不管现行金融体系具有哪个世纪的特点，都不得不做出改变以适应全球化。而质疑者则认为，急于推动巴塞尔协议Ⅲ落地，太过超前、意义不大且“自缚手脚”。

　　“强势主席”

　　2010年底的《财经》年会上，刘明康应邀前来作题为《谋远而变》的演讲。与其他参会者西装革履装扮不同，刘明康上身黑色皮衣，下面着马裤、蹬黑靴，一身猎装亮相。

　　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评价，刘行事一贯严谨但不群，在中国部委高级官员中属于有个性、能坚持己见的人。

　　作为一个深知中国银行业情况的人，刘明康对银行业当时难得的大好形势相当地冷静和清醒。面对2009年 “4万亿”刺激计划推出后的信贷大扩张，刘明康对银行信贷约束三令五申，甚至到了让有些商业银行人士“反感”的地步。银监会的严控与地方政府的冲动更是屡屡对抗。

　　一位大行业务条线人士坦承，在4万亿投资启幕后，地方的资金诉求迅速演化成一轮又一轮的登门拜访，级别和层次与日俱增。与之相伴的是银行监管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屁股一星期不沾椅子”。

　　也是在这近两年时间里，银监会颁布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贷款新规等12份正式文件，规范地方融资行为，同时还启动了多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业务的全面自查，紧随其后的是来自监管机构的现场清查。所有银行被要求对平台贷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信贷审批权统一上收总行。

　　在大小的决策方面，刘明康对关键问题会“发火拍桌子”。一位银监会人士评价，这也是多方压力下地方融资平台风控仍然守得住的一个原因。

　　这些应接不暇的整治动作，让银行叫苦连天，做起业务则深感“碍手碍脚”。但一位国有大行风险高管坦言，虽然银监会的政策严厉，但如果不是前瞻性地判断趋势，如果没有刘明康的严防死守，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可能失控，发展成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风暴眼。

　　刘在任期间，对于房地产信贷风险也曾多次警示，并尝试了国际通行的“压力测试”方法来预警风险。虽然方法上仍需调试和改善，但其已成商业银行风控的例行制度和惯例。

　　针对业界呼声甚高的金融衍生品，刘明康则公开“坚决反对高杠杆率下的金融创新”，这在他卸任后的两年中得到了应验。高杠杆的金融创新虽未在国内占据太大市场，已经带来了货币空转的恶果。

　　资产证券化以及相应的衍生产品被认为不能真实转移出银行体系而被搁置。

　　在银监会同事眼中，刘明康时期的银监会，一系列日常运作安排有别于体制内惯例。

　　每个季度银监会都会召开由各商业银行行长参加的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刘明康直率简明地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直指问题，提示风险，释疑监管要求。会议有营养，前瞻性强。

　　在透明度方面银监会做法超前。每年4月发布的银监会年报，内容涵盖银行业发展信息、银监会工作重点和工作计划，其间还穿插对一些风险点的认识和提示，做法为经济金融部委中的特例。

　　“作为建章立制的第一人，需要强势个性的人。”一位国有大行高层人士认为，而刘明康是合适的人。

　　遗憾仍不可避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仍在路上，要斩断政府之手对银行经营的过度干预，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仍有难度。而随着宏观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市场进入去杠杆时期，银行的黄金期已过，转型之路仍然漫长。

　　在中国金融业进入利率、汇率改革关键期，金融混业、全球化浪潮，都意味着继任者需要魄力和智慧推动这未竟之局。

　　“监管不是简单的指标和技术，如何增加监管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建立健康的激励机制是更重要的。”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说。

　　“还不是时候来评价。”一位银监会人士说，待中国经济经历至少一轮周期的考验，再来看很多问题，评论功过是非更有意义。

　　【作者：《财经》记者 董欲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