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遗产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南都评论记者 米兰

　　9月2日，科斯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安详离去，享年103岁。这位对中国满是善意的经济学大师，一生喜爱中国，却未曾踏入中国一步，亲眼看一看他开创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是如何应用于中国，并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的。

　　8月初经济学家张五常(微博)携夫人到京，一起聊天时还谈及科斯要在10月到访上海并呆上一段时间。心想这次老人终可圆梦，不想天不遂人愿。现在已身在天国的老人若看到他离世后，在中国所获得的极高评价和引发的悼念热潮，一定会稍感宽慰。

　　科斯1910年出生在伦敦郊区的威尔斯顿，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41岁时赴美，72岁时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见过他的人，无不赞他是一个传统的英国绅士，说话慢声细语，态度温和谦让，但思想极其深邃。笔者与他有过一面之缘———2010年7月，我有幸得到科斯基金会的邀请，赴芝加哥大学参加为期一周的“工业的生产结构”研讨会。最后一天，科斯做东，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请与会者吃饭。

　　一座丰碑

　　自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以来，世人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读，即把探求自然界规律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称为“自然科学”，而把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学问称为“社会科学”，以示区别。因为人类行为的不可逆性、难以操控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价值观的干扰，“社会科学”的确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在解释和推测上走得远，但两者本质上都是“科学”，没有区别。“科学”是由一组可度量的概念和可证伪的命题构成，本质是可证伪性。“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和推测，其演化是在可证伪性的基础上累积，以求在更宽广的时空内更普世的命题。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和推测最接近科学，它发展出的一套概念和命题不仅可度量，而且可证伪。翻开20世纪的经济学史，熠熠生辉的人物多不胜数，奈特、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阿尔钦、布坎南、施蒂格勒……还有费雪和科斯。费雪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资本概念，使得经济学彻底摆脱了起自斯密，后被李嘉图和马克思弄得玄而又玄的“劳动价值论”的阴魂缠绕。科斯是通过引入了交易费用概念而重构了经济学的基础。

　　构筑体系的能力强弱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水平高低的标准，有体系乃成高手，自成体系则为大师。在斯密之前，经济学的思想和观点无疑是零星的、散落的，理论缺乏系统的组织。是斯密把经济学变为一门学科。在《国富论》中，他主要探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分工深化对财富增长的影响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科斯是熟读斯密的，他曾认为此后的经济学不过是对《国富论》做的一些阐释和修补工作。

　　自斯密到凯恩斯革命之前，价格的形成是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要解释财富的分配必须解释价值，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后的李嘉图、马克思和穆勒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也是从供给，从生产费用的视角看。1871年边际革命后，“价值论”转向了需求分析，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纳斯引入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到1890年马歇尔把两者综合起来，提出了费用和效用好比两把剪刀，剪出了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时的“均衡价格”。但价格理论，看不见的手是如何运作的，仍是雾里看花。

　　大萧条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解释和应对危机。凯恩斯引入了“有效需求”的总量分析，但由于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价格理论仍旧是建在浮沙上的大厦，且凯恩斯采用了荒诞的个体叠加得出整体的方法，他对市场不充分的论证和政府干预的理论最终是失败的。悲哀的是，凯恩斯主义却为此后的政府干预市场和大搞财政赤字找到了理论依据。

　　使用市场如此之好，但是否也有成本？为何不是事事都在市场中交易呢？在斯密那里，政府只是作为一个最后的“守夜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也没能进入斯密的视界。此后的新古典时期，企业也仅仅被视为生产函数，市场关系是供求曲线的表达，也就是说，交易活动本身是没有成本的。

　　1932年，科斯横空出世。科斯在之前一年拿到一个奖学金，可以到美国游学一年。路经芝加哥大学时，碰到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奈特在讲课，他进去旁听了几次，若有所悟，在1932年写出了《企业的性质》。追问的恰是企业是什么？既然经济体可以通过价格体系来实现协调，并进而带来福利的增进，那为何还要有这种依靠行政命令的企业存在？这一问，石破天惊。尽管当年科斯已经写好了这篇文章，但谨慎的科斯5年后才拿出来发表。而该文真正被经济学界重视是40年后了。

　　三篇重要文章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是通过一个权威来配置要素资源，是因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成本包括买卖双方的搜寻费用，度量商品数量和质量的费用，谈判的费用，契约的签订与监督的费用，纠纷安排要解决的费用等。但使用企业也要付出监督管理的成本。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停留在这两种费用在边际上的相等处。自此，科斯把价格机制运作的费用称之为“交易费用”，并把它第一次引入到经济学中来(实际上，斯密在《国富论》探讨为何会出现货币时，认为是为了简省交易的麻烦，已近似提出这个概念，但斯密及其后来者没能沿住这个思路扩展开来)。这一结论对现实世界的重要意义在于，不能先验地得出是使用市场好还是计划(企业)好，要比较的是成本。

　　科斯的另两篇重要文章是分别在1959年和1961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后一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引发的争论的一个总结。前者被斯蒂格勒归总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后者的意义则提醒关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1951年科斯移居美国后，开始着手研究美国的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他首先要问的是这委员会巨大的权力来自何方？20世纪初期美国东岸的渔民出海捕鱼，一次出海要几天，与家人的联络变得至关重要。当时渔民就用收音频率与家人报平安，但由于具体频道没有清楚地界定给渔民，各渔民乱用频道，相互干扰，影响通话。为理顺这个问题，联邦传播委员会的管制应运而生。

　　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这管制是不必要的，若频率清晰地界定给私人所有，市场会通过价高者得的交易把这些乱搭一气的频道整理得清楚明确。由此，科斯又进一步做了一般化推理，即像这里频率资源一样，任何资产的公有，都会带来这类糟糕的效果。接着他又举例说，对于公用空气而言，是工厂污染了邻居，工厂要给邻居补偿，还是邻居要补偿工厂，请他减少污染？两者是相互损害的关系，说不定工厂污染越多，对整个社会贡献越大。要约束哪一方呢？那要看把这权利界定给谁了。

　　这一结论可了不得了，因为惯常的成见是工厂要补偿邻居。他把文稿寄给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小舅子，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研究的戴维德教授。戴说服不了科斯修改观点，就邀请他在1960年春天到芝加哥大学来做一次说明。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辩论聚会。当时参加的大家有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夏保家等10大经济学名家。

　　张五常曾多次绘声绘色地讲述过这次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弗里德曼半途突然转而支持科斯，舌战群雄。早上离开时，大家都认识到此夜是历史的重要一刻。“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了整个芝加哥学派”。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写下一句“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这句话被当做科斯定理的最通俗版本。斯蒂格勒后来又总结了另一个版本：若交易费用为零，效率与产权的初始配置状态无关。即，若没有交易费用，无论是把空气的权利界定给工厂，还是给邻居，效果都是一样的。工厂或邻居会补偿对方，达至清洁空气的边际用值和工厂污染生产产品的边际收益相等处。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奖时发表了主题为《生产的制度结构》演讲。在这篇文稿中，科斯自评了这两篇文章的意义。自庇古以来的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政府采用某些行为来限制对他人有害影响的所谓“外部性”行为。“而科斯定理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庇古体系。因为标准经济学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科斯定理则表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方案没有必要。”各方之间的谈判已经导致会带来财富增加最大化的安排了。“我倾向于把科斯定理当做分析正交易费用成本经济体的垫脚石”。

　　是的，正是科斯定理重构了整个经济学的基础，使得我们把目光投向五光十色的正交易费用世界，考察市场和企业，考察决定交易费用大小的关键“局限条件”和制度对人类行为选择的影响，经济学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与中国的“情缘”

　　科斯对中国有偏爱。少时读《马可·波罗游记》，就觉得那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潜力巨大，但近代为何没能发展起来，他一直很困惑。近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人类奇迹，他好奇、兴奋。2008年，他婉拒赞助，自掏腰包，由自己的基金会出资，邀请了数十位中国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在芝加哥大学召开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研讨会。

　　科斯一直对西方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不满意，认为西方经济学已经抛弃了起自斯密和马歇尔的伟大的“经济解释”的传统，而沦为自欺欺人的“黑板经济学”，仅仅披裹着科学形式(数学)的外衣，而日益远离科学的实质，远离真实世界。1982年，他力主张五常回港，就是认为以张五常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和对世事的兴趣，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制度演化，定能改写经济学研究的局面。晚年一直鼓励张五常培育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派”来。在2010年底，他打来电话，希望张五常能在中国办一份中英双语的经济学报，推广和研究他喜欢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最近几年，他更是关注中国的发展。除了两次出资赞助中国学者赴美研讨外，他还与助手王宁在今年年初出版了《变革中国》一书，探讨中国的市场转轨过程，并直言不讳，指出中国现在还缺乏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2011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长沙理工大学的朱锡庆教授在广州机场给我打来电话。科斯说中国现在还缺乏一个“思想市场”让他深受震撼。“一个已过期颐之年的老人，思维还如此清晰，看问题还是如此深刻。”

　　遗产的意义

　　如今智者离去，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仍对当下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科斯一生无子女，却在孜孜不倦地“求真”，以真实世界为分析素材，抛弃成见去求知，这是中国的知识界所缺乏的。笔者曾写文章批评中国的知识界，道德批判优先，科学精神匮乏，逻辑思维欠缺，问题意识廖廖，理论则多是“特殊论”或“套套逻辑”。而科斯看问题截然不同。

　　2010年底，他与王宁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说，“能够使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产权系统，就是好的产权系统”，单纯地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画等号，把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画等号，是简单地肢解，英国与美国的产权系统也不同。“中国会发展出独特的产权系统”。大师之见，果然不凡。实际上，温州的经验就表明，中国不是靠美式的“大工厂”式要素合约，而是靠中间产品市场合约来组织深化分工的。

　　学界流传着近似一个笑话的说法，无论你问科斯什么问题，他都会想到“土豆”，其实是说他都会想到成本分析上去。真正的大师看世事是“和谐的”，选择的理论参照系是恒定统一的，不会“左右逢源”、“与时俱进”。

　　朱锡庆曾经说，对中国这30年的发展及其趋势，只有科斯和张五常给予了世界意义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包含有使得整个世界得以改变的新要素，而这些要素把是中国作为蓝本来模仿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学界多在诉说中国的不是，但大师们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努力。如何找寻和思考一个时代的重要议题，科斯思考的方向或许会给媒体和学界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