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十字路口 静待国资新掌门

　　康怡

　　成立十年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等待他的第四任主任，同时也是三年中的第三位。

　　上周，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其领导职务。此时，距离他上任不足半年。“我绝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私利。”半年前蒋洁敏履新国资委主任当天在干部大会上如是表态。在履新的那一刻，他承诺将继续推进国企改革。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9月3日，国资委召开司局级干部参加的内部会议，会上宣布由党委书记、副主任张毅暂时主持全面工作。

　　国资领域的人们开始猜测新的主任人选。至少有三位央企现任掌门人的名字被频繁提及。不过，一切未有定论。“其实现在重点不在谁来做国资委主任的问题，重点在于弄清楚中央如何考虑下一轮国资委改革的问题。”安林说。他是北京求是联合咨询公司董事长，在他的客户中，央企和地方国企占了绝大多数。

　　事关30多万亿国有资产的下一步，显然是重要问题，也是一道选择题。

　　时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利润多数还在增长，但警报已经响起。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截至6月末，全国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总负债已超过3万亿，行业负债率达69.47%。多家重点国有钢铁企业的负债，均高于平均值。

　　警报不只在钢铁业，中国远洋、中国铝业、中冶集团等都在亏损着。

　　在近期对外公布的2012年央企业绩考核成绩单中，仅仅公布了A级企业的名单。按照国资委此前公布的业绩考核办法，A级也就是表现最好的一个阵营，但是业绩欠妥的B、C、D、E四个阵营近70家央企并未公布。有消息称，今年被评为D级企业的数量比往年要多。

　　这些警报是国资委第四任主任将要面对的。它们看起来并非新问题，但却需要新答案。

　　谁是第四任？

　　“如果还是延续这几年的一贯思路，那么可能派来的是一个‘护盘子’的国资委主任，如果希望动真格地推动央企的改革，那有着市场化经验、施政型的主任是最好的人选。”安林说。

　　国资领域的人似乎更希望是一个有着市场化经验的人选，也因此，猜测中的热门人选均来自央企或有多年央企工作经验。

　　这可能与时下热议的国企二次改革密切相关。坊间流传，在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对国企改革将有进一步表述，也明确企业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外界普遍认为，这会是国企改革新的契机。

　　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掌门人”，必定会在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其主政者的行事与思想方式，对改革的推动进度不无影响。

　　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已经经历了三任主政者。

　　其中，时间最长的是李荣融，作为国资委第一任主任，他在任7年零5个月，外界多评价其搭下了国企改革的架子。今年3月，李荣融在谈及央企改革时也说，我当时都已经将国企改革的架子搭好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地做实。

　　在他所言的国资改革框架中，最得意之作便是董事会试点的推进。“李荣融想推这项工作，但是难处在于国务院曾经定过一个规定，就是国有独资企业原则上不建立董事会。后来李荣融跟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说，如果要叫我不当婆婆，做好老板，我必须建立董事会”。

　　最后中央的答复是：“谨慎一点，先做点调研然后再试点。”

　　2005年，国资委终于开始决定在中央企业进行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并选定宝钢等7户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李荣融当时如此评价：“这是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意义非同一般。”但是他在任时期，董事会工作一直走不出试点的阶段，离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规范的董事会”也总是有差距。

　　今年3月，他描绘起他期待的董事会的理想状态：“董事会要有董事会的结构，董事要有董事的状态。”

　　2010年8月，王勇接棒成为国资委第二任主任。在安林看来，李荣融时代的董事会制度，可以说是正在迈向独立性，而王勇要做的，就是真正实现董事会的独立性，进而实现董事会制度的实体性，也就是董事会必须拥有实权，特别是对经理的任免、考核和薪酬的决定权。

　　不过，王勇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管理提升。此外，李荣融时期的“做大做强”思维变成了“做强做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王勇主政时期，国资委网站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央企被整合到xxx家的字样。

　　天强管理顾问总经理祝波善认为，王勇主政期间对相关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央企在4万亿元投资之后平稳过渡。客观来讲，是以稳健为主，但缺乏鲜明个性。

　　9月1日被免职的蒋洁敏在任期半年内主持的为数不多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也提出，要改变央企产业链过度延伸的现状，要向产业链高端布局。但可惜在任时间过短，他的施政思路并未清晰展现。

　　将要来到的国资委第四任主任，面临着与前三任主任截然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业内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即便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央企的改革也不能再停滞了，央企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讲，国资改革、央企改革已进入“迷茫期”，对于深层次制度性障碍的改革多年处于徘徊期。没有持续有效地改革，央企的持续健康发展便失去了前提。

　　“危险”的央企

　　如果仅仅看经济数据，央企并不“危险”——它的利润还在继续增长。

　　不过，拨开数据下面的外衣，那些华而不实的央企正在陆续显现，宏观经济周期的下滑，让过去一路高唱凯歌的国企、央企也开始渐露疲态。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央企将从现在的‘虚胖’状态发展到‘虚亏’状态。”安林说。

　　按照国资委此前的愿景，如果说前一阶段是让央企做大规模，而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练习内功，参与全球竞争，做世界冠军的时候了。

　　可是，事与愿违。

　　早在2012年央企就迎来了业绩的分水岭，央企发展的良好势头在2012年没能延续，央企的未来开始出现巨大变数。鞍钢、中铝等都开始不断呈现亏损的消息。

　　“央企的模式适应了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4万亿的投资，各种产业规划的频频出台，与央企做大规模的模式不谋而合。央企内部运作习惯的是‘进’，却不适应接下来的需要‘收缩’的发展状态了。”祝波善说。

　　转至今年，情况更糟。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截至6月末，全国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总负债已超过3万亿，行业负债率达69.47%。其中，首钢集团负债率超过72%；河北钢铁集团负债率超过73%；山东钢铁集团负债率达到78.76%。对于这些重点国有钢铁企业的高负债，产能扩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鞍山钢铁更是在去年出现41.57亿元的亏损，鞍钢集团[微博]公司总经理张晓刚认为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下游需求不足、企业历史包袱沉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

　　糟糕的不仅是钢铁业，中国远洋、中国铝业、中冶集团等也都还在亏损着。

　　“2013年，中央企业正在奋力爬坡的阶段，越往前，坡越陡。”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最近一次面对媒体时如是说。

　　“煤炭、有色金属、钢铁、水运、机械制造、造船等企业多陷于产能严重过剩格局，在一段时期内很难摆脱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少数亏损企业可能处于困难长期化。”黄淑和说。

　　即便那些央企中的利润贡献大户们，未来持续增长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石油石化天然气业务受进销价格倒挂影响亏损持续加强，化工业务因价格低迷，盈利状况不稳定，通信企业的语音和短信业务开始呈下降趋势，利润增速有所放缓，煤炭企业因为煤价持续小幅下滑，效益出现多年未见的下滑。

　　国资委也已经意识到这点。“在传统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央企)又面临产业链高端向发达国家回流、产业链中低端向更低收入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黄淑和说，存货和应收账款占到了企业流动资产的近一半，利息支出接近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企业“失血”严重；部分企业投资规模过大，偏离主业或产业链过度延伸，低效无效资产的规模明显偏大。

　　除了外部环境的恶化外，来自央企自身，也存在着企业发展不够平衡、发展方式比较粗放、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管理不够精细、经营效率不够高、历史包袱比较重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来自国资委的评价。

　　祝波善担心的也是这点，“前几年的经济就像一阵飓风，把央企这只大猪给刮到天上去了，但是猪毕竟还是猪，它不会变成鸟。所以风变弱了，迟早会掉下来的，而且飞得越高，就会摔得越狠。”

　　先不说是否可以参与全球竞争，安林担心再继续这样下去，会伤及央企的“根本”。

　　而且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央企开始无法再独善其身，包括央企在内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正在成为中国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

　　以产能过剩为例，在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央企以及地方国有企业成为主力，近两年纷纷上马的新项目为产能过剩“贡献”了不少力量，但是目前各个地方政府还在力保各个地方的僵尸国企，如果国企不改，产能过剩的调整也将继续延续。

　　“央企在这么多产业过剩的行业挣扎，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过去的过快发展已经把未来都消耗掉了，现在的过剩，在过去就是他们的业绩。”祝波善指出，“央企的发展必须改变规模化扩张的路径依赖，转为依赖创新的路径。”

　　改革推动力

　　改还是不改，央企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高层对央企的看法，和社会上的专家、舆论的看法还是有很大差距，我们认为央企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但从高层来讲，更多的考量可能是安全方面的考虑。因此近期国企方面的改革并不是专家或者社会期望一定会打破垄断之类的道路，即使改，也一定走一条中间路线。”祝波善表示。

　　一个积极的消息是，国资委已经启动新一轮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据称分类监管和收入分配将成为下一步改革重点。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谈及国资改革的顶层设计，其实不仅仅包括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例如文化国资、金融国资等，因此，需要更高层来设计国企改革的顶层方案而不是国资委本身。

　　此外，就国资委近日释放的信号，市场化将是改革的方向。按照国资委的说法，国资委将鼓励中央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吸引各类社会资本，优化产权结构，加快实现股权多元化；支持中央企业通过股权置换、进场交易等手段加快剥离非主业、非战略性资产，提升主业竞争能力；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集中，确保国有资本进而有为、退而有序。

　　事实上，这样的提法并不新鲜，有些也并非首次提出。

　　国资领域的多位人士对这些提法的实现持谨慎态度，并认为关键在于推动。

　　在他们看来，如果是一位有市场化经验、施政型的领导担任国资委的新主任，可能推动起来会比较积极。“国新公司已经成立，国资委有了做一个干干净净出资人的条件，国资委就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这些条件都有，关键是新任者愿不愿意去推。”安林说。

　　此外，“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还要继续推进。”黄淑和近日也表示。如何执行是关键，以董事会为例，国资委陆续就规范的董事会出了17个配套文件，包括党的关系都有文件，接下来其实就是执行到位，股东做股东的事情，企业做企业的事情。

　　由此，推动力显然是对国资委新主任的一大考验。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考验。

　　政企分开也会是一个难点。“接下来国有企业改革抓什么，我认为很简单，就是以政企分开为抓手，来检查各个部门。不管你哪个部门，政府部门工作做什么，各个部门对照，有没有让资源配置发挥作用。老是让你的政府审批发挥作用，错了，方向反了！”李荣融此前曾如是表述。

　　祝波善也观察到央企的政企不分走回头路还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门，“现在很多央企的一级公司比政府还政府，还官僚，这是一种新的政企不分。”

　　而在安林看来，下一步政企分开的关键是国资委监管的非53户央企人事关系的政企分开，如果国资委可以放权，这是可以做到的，也为国资委向干净的出资人转变创造了条件。

　　按照李荣融的说法，如果能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至少还能为央企释放50%的活力。

　　此外，祝波善表示，在央企重构竞争力的背景下，国资委需要重新审视并创新原有的国资监管考核办法。过去国资委对于央企的考核较大程度地体现在追求业绩的增长。

　　以央企中的科研院所为例，这些企业的考核指标就绝对不应该是利润，而应该以他们对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国资委相关人士表示，接下来的分类监管将有望解决上述问题，不仅仅是监管上的分类，延续下去的考核，薪酬监管思路都会根据分类监管的思路发生变化。

　　对于这些问题，国资委新主任的见解很重要。祝波善希望新主任是一个改革派，而不只是官员。“即便体制内，也还是有这样的人选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