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晖

　　“清华版”养老体制改革方案经《第一财经日报》公之于众后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其中，“从2015年开始逐步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的路径设计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延迟退休是否为养老改革的必经之路？谁是延迟退休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当前是不是延迟退休的最佳时机？

　　昨日，《第一财经日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以及武汉大学[微博]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他们两人在延迟退休上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中国是否具备延迟退休条件？

　　第一财经日报：近十年来，舆论每次提起延迟退休都会引发广泛的争论，您认为延迟退休是否为养老改革的必经之路？

　　李珍：不管以何种公共制度养老，本质是工作一代赡养退休一代。中国选择的养老保险，其运行的机理是工作一代缴费形成保险基金，退休一代从保险基金拿退休金。所以，参保人领取养老金并不是和政府“分饼子”，而是和制度内正在缴费的相对年轻的参保者“分饼子”。

　　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退休年龄不做适当调整则意味着老年赡养率提高，如果老年人的养老金不下降则必须提高在职一代的费率，如果在职一代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负担更高的费率则意味着养老金收入会下降。

　　如果两代人都不让步则意味着制度的收支不平衡，或者说制度不可持续。如果政府和公众不愿看到养老制度破产，政府可以对其进行转移支付，但前提是政府要收税，如果公众又不愿多交税，最后只能选择政府破产。这在一些国家和一些国家的城市都发生过了。

　　邓大松：延迟退休年龄是由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当前中国并不具备延迟退休年龄的条件。

　　首先是生产资料比较丰富，有大量剩余的生产资料可供劳动者使用，但中国国情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其次国家能够提供大量有效的工作岗位，但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就业形势受GDP增速放缓的影响，有限的就业岗位并不充分，失业率的问题依然存在，受一些观念的局限，青年就业也比较困难。第三个条件是劳动力资源短缺，而中国劳动力资源依然非常丰富，并不适合提高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有无影响？

　　日报：若延迟退休年龄，哪些人有可能将成为制度的受害者？如何看待就业与养老之间的矛盾？

　　李珍：就当下中国而言，延长退休年龄的确会伤害许多年长劳动者的福利，但从中得利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制度的可持续性。

　　当下在职一代的费率已经达到工资的28%，企业和个人不堪重负；养老金也不可能进一步下降，2011年，养老金的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只有44%，养老金保障水平严重不足；同时人口老化在加速，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赡养率为18%，保险费率就如此之高，养老金水平如此之低，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的赡养率将达40%，2050年达到63%。

　　如果不想在职时缴更高的保险费率，又不想退休时拿更少的养老金，还希望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存在，同时还不希望多纳税，也不希望政府因为破产而没有警察执勤，那么养老保险制度的参量改革是必需的。延长退休年龄只是其中的内容之一。

　　反对延迟退休最大的理由是会影响新增劳动力就业，这也是政府最大的顾虑。退休腾出就业岗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很多人并没有考虑到，过早退休领取养老金之后导致社保负担增加会引发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同样会减少就业岗位。国际国内在这几十年中都曾把提前退休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政策选择，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邓大松： 延长退休年龄最大的理由是可以缓解养老金供给的紧张。但这必须基于一种假设，即年轻人的就业是相当顺利的。否则延长退休年龄之后，就业岗位会变得更加有限，虽然老年人可以少领一年养老金，但年轻人却不能进来成为缴费的一员。这“一增一减”对于养老金的贡献可能是零。

　　与实现养老金收支平衡相比，显然就业问题是更加重要的，很多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延迟退休年龄肯定会对就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年轻人就业将会更加困难。

　　日报：您认为延迟退休是否存在最佳时机？当前是否可行？

　　李珍：延迟退休并没有成熟的时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退休都是一种奢侈品，这决定了在任何时候这项改革都是不容易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福利水平高，延迟退休的改革就更加艰难。我们现在可以把几种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公开，供各利益相关方讨论。如果年轻人还愿意多缴费，中国现在不进行延迟退休的改革也未尝不可。

　　邓大松：就业还将是今后一二十年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就业解决不好会影响整个社会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既不必要也不合适。

　　现行的退休制度确实有不合理之处，但可以通过局部调整来解决。有些高知识高技能的工作领域，如科技界、教育界等，55岁或60岁“一刀切”比较可惜，可以从工作需要出发适当延长工作时间，但那些是特例。一般性的劳动生产部门还是应该维持现有的退休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