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改革红利论成为新一届政府重点提及的方法论，也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要义之一。经济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增量改革已经转向存量改革的突破，可以释放的红利并不少。

　　21世纪网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释放了众多改革红利。

　　广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除改革红利外，我国另外两大红利分别为“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

　　如今，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改革红利论成为新一届政府重点提及的方法论，同时也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要义之一。

　　2012年11月2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2012年12月19日，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刚刚结束不久，李克强再论“改革红利”。如今，改革红利论已经成为“克强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而从国务院对于改革的部署来看，改革今年有望在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加速，重塑新的更有利于释放经济发展动力的利益格局和机制。

　　经济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增量改革已经转向存量改革的突破，可以释放的红利并不少。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微博]表示，打破央企垄断、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改革能够带来新一轮红利。

　　同时，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认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意义在于触动调整利益传导机制。在他看来，经济升级的两个“主方向”和突破口，一个是通过价格机制和股权并购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第二个则是是靠新型城镇化改革和建设，提供长期发展动力。

　　释放改革红利是正确选择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释放改革红利此届政府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经济升级的方向。

　　2012年11月2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的观点，被评为年内“最令人鼓舞的语录”。

　　2012年12月19日，李克强再论“改革红利”，这一次，李克强提出了更加清晰的路径。

　　李克强提出，要把城镇化这一“最大潜力”与改革这一“最大红利”结合起来；打破约束民营投资的“玻璃门”；财政改革要做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深入了解群众的改革诉求，通过改革让老百姓受益。

　　进入2013年，改革红利仍被多次提及。2013年5月，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18项改革重点涉及行政体制改革，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改革，以及民生保障、城镇化、城乡统筹等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今年改革工作的一个鲜明导向和突出特点。

　　刘胜军表示，李克强总理上任以后，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释放改革红利，这有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经济形势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呈现下滑的态势，导致下滑态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慢慢减弱甚至消失。”

　　刘胜军指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面临去杠杆化的挑战，不可能像以前一样提供强大的增长动力。同时，4万亿计划在推出时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拉动效应，但是建立在地方政府财务积累、信贷扩张的基础上，其效应已经不能持续。再次，房地产调控让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支柱作用减弱。三个动力减弱，对经济形势造成很大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较上年同期)增长7.6%，其中，二季度增7.5%，较一季度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回落。而从环比看，二季度GDP增长1.7%，略高于一季度的1.6%。

　　分析人士称，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回落，预示着下半年中国经济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如今，在经济面临许多困难的复杂背景时，调整好中国的经济关系，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态势不仅是李克强新政府关注的课题和责任，也是经济学界，企业界，甚至普通百姓都很关注的大问题。

　　“过去中国积累了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风险，如果经济下滑的趋势长期持续的话，将可能会引爆这些风险，这对经济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刘胜军表示。

　　在刘胜军看来，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经济刺激，是老路，属于旧的模式，见效快成本高，风险大。另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改革释放红利。

　　刘胜军指出，过去的经济发展是资源驱动型经济，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用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来拉动GDP的增长。通过改革释放红利是靠投资转向靠效率和技术进步。美国8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或者说是效率的提升。

　　刘胜军与大多数学者一样，支持技术进步，支持以改革带来更多红利。“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是否充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关键是有没有一个好的机制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和技术进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怎么通过改革来营造一种创新或是创意提高的空间。”刘胜军说。

　　目前，针对中国经济复杂严峻的形势，李克强总理已有多次有针对性的对策讲话。

　　7月9日李克强在广西调研时强调：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稳增长与调结构要相辅相成，要做到“稳中有所作为”。

　　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看法和建议。李克强在座谈会上指出，要把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创新驱动，既稳当前、又利长远，一举多得，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改革将释放最大的红利

　　毫无疑问，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曾得益于大量年轻人口这一红利因素，当人口红利渐趋消失后，中国可以利用的红利又有哪些呢？李克强提出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论有其历史依据。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中，之所以能从一个贫困落后和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的作用功不可没。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富裕，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释放出了十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它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走出被禁锢和封闭的状态，从而使中国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这后一点尤其重要，它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改革中，我觉得成功的改革是很多的。” 在刘胜军看来，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改革的年代。国企改革、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让体制有很大转变，一系列改革把中国经济带到到有序和健康的状态。

　　拿土地制度来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要求，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曾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始，198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中指出：“中外合营企业用地，不论新征用地，还是利用原有企业场地，都应计收场地使用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次提出对土地使用实行收费的规定。

　　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修改，确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0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使用期限等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法规与制度的调整，最终确立了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从而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资本运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保障。

　　1998年8月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这就为土地有偿使用形式多样化留下法律空间。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的个体户、华西村的崛起、加入WTO等，都是我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论点基于前30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同时也是由中国的改革思路所决定。改革会突破原来的桎梏，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改革的制度红利就会像30年前开启改革一样，从而在人口红利因素弱化后确保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目前，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依旧存在。但是，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终将释放最大的红利，经济增长也会有深厚的后劲。

　　改革5大路径猜想

　　目前，改革已经在进行中，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纷纷为改革献策。

　　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宣布，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另外准备取消或下放16项行政审批项目，合计133项，其中取消的就有107项，占总量的比例超过80%。加上前六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1年间中国已有超过2600项行政审批项目被取消或调整，占到原有总数的70%左右。

　　简政放权，是中国正在释放的一个改革红利，目的是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以及研究机构也提出了接下来通过改革释放红利的主要领域。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当前僵硬、低效的行政体制已经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阻碍了经济社会活力的发挥以及潜能的释放，因此政府也就把自我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并首先在改革任务中提出了今年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即要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

　　民生证券预计，随着中编办完成更多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今年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还会提速。而这些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无疑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搞活微观经济。

　　刘胜军认为，发改委为代表的部门要取消审批权。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从资金流方面直接约束和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厘清政府内部关系和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两者的同步推进才能更好地保证行政和财政资源的分配能更好地激活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再次，金融体制改革。刘胜军表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普通民营资本融资面临诸多门槛，融资成本高昂，对企业创新和发展非常不利。IPO尽快废除审批制，允许民营资本介入金融领域，这些需要尽快落实。

　　同时，刘胜军提出，要打破央企垄断，公平竞争。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刘胜军认为，虽然中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

　　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新型城镇化也被学者广泛提及。“李克强总理很多次提及新型城镇化，很多专家论证很多专家说需要钱，需要教育、住房、医疗等大量支出。而我认为不要把问题夸大，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教育等领域，改善看病难上学难问题。”刘胜军说。

　　华生认为，与新型城镇化有关联的制度主要有三个：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如果这三大基本制度不改变，那么就无法推动新型城镇化，改革红利也就无法释放，也就无法推动经济发展。(21世纪网董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