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对话是两国政府换届后首次对话，主题为“推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全面互利中美经济伙伴关系”。

　　“这次对话的成功将充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其最核心特点就是互利共赢，美中两国会避免现存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固有矛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陶文钊告诉南都记者。

　　经贸关系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此次对话经济议题丰富，但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多数人认为对话更多是谈原则性内容，不会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投资障碍等给出实质解决方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奥巴马总统曾亲口承诺将放宽对华民用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希望美国能做到一诺千金，解除对中国的民用技术出口限制。”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检表示。

　　讨论三大议题

　　此次对话的关注点之一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该概念去年2月由中国提出，并在今年的习奥会上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而这次对话的成功将充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其最核心特点就是互利共赢，美中两国会避免现存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固有矛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陶文钊告诉南都记者。

　　在中国外交部此前的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介绍说，在经济方面双方将讨论三大议题：一是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主要包括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深化贸易投资领域的国际规制合作，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等内容。二是促进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平衡发展。主要包括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各自结构改革过程中探索新的合作契机，如基础设施融资合作、通过财税和信贷政策支持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等，以及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等议题。三是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主要包括中美两国金融监管改革和加强金融跨境监管合作等议题。

　　“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承担着重大的责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中美经济合作共赢的前景和空间本不可限量，但在双边贸易规模已高达5000多亿美元、经济高度依赖的同时，中美经贸冲突不断，亟须解决。

　　对此，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王孜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认为，为期两天的对话预计将很难谈出解决方案，更大的可能是将之前已经谈妥的合作协议在此时签订，“对话的平台或框架本身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谈一些原则性东西。”

　　中美投资协定障碍重重

　　就第一大经济议题“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而言，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经举行了九轮，但至今尚无实质进展。鉴于中欧已就投资协定谈判达成共识，那么本次中美对话能否达成共识呢？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有些障碍存在时间较长，克服起来比较困难，技术性谈判很难解决，需要政治意愿和决心才能推动。该进程肯定会继续往前走，但通过这次对话就想实现突破有一定困难。”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接受南都记者采访认为，涉及谈判的具体内容要对口部门来协商，这次对话可能有助于双方加强政治意愿和决心，那么如果有实质性进展也要等到对话结束之后。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热情高涨，但投资往往遇到诸多障碍，比如华为在美国投资就因为所谓“网络安全”问题而连连受挫。投资准入等料将是本次对话的内容。

　　“如果涉及投资制度、法规或安全，美国很难改变，但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在美国政客等比较关注的领域减少中国公司的投资障碍，有改进的余地。”上述美国研究所人士分析，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主要障碍存在于制度安排，如果看美国官员表态，他们从来都说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大部分投资也确实不需要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但是，我们更关注“公平开放”的问题，如果其它国家的类似投资没有遇到障碍，那么中国也不应该遭遇障碍。但在美国看来，这里又涉及到国企问题，大部分出现问题的都是大型的带有国营性质的企业，华为虽是民企，但美国仍认为其有国家背景。

　　“这就涉及双方的投资协定，不容易解决。”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王孜弘告诉南都记者，双方的投资都有障碍，投资本身是互利的，但需要过程，包括对双方进一步熟悉以及利益集团的博弈。

　　美尚未解除对华出口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贸易摩擦和争端。“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较高时，贸易保护会加强，贸易摩擦会加剧。比如反倾销反补贴中，与出口业绩、刺激经济有关的政府措施都有可能被列为补贴，尤其地方政府，不光中国，其它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双方都可能发起双反调查。”王孜弘说，“如果要改善，不是这两天的对话能解决，而跟经济形势有关。”

　　而为了扩大自身贸易，中美双方都试图在WT O之外争取更多空间，比如中国在积极加速双边自贸区谈判，而美国则积极推行T PP，并且从此前相对消极转为相对积极地鼓励中国参与。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加入T PP对中国的改革有利。但上述美国研究所人士认为，“T P P的问题比较复杂，国内有不同意见，中国是否参与、如何参与、以多快速度参与、以什么姿态参与，都需要权衡利弊来做决定，不会很快有结果。”

　　“促进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平衡发展”的议题中，在合作发展低碳经济等“虚话”背后，企业和市场更关心双方能否扩大技术合作。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奥巴马总统曾亲口承诺将放宽对华民用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希望美国能做到一诺千金，解除对中国的民用技术出口限制。”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检告诉南都记者，中美如果能具体落实《中美能源环保领域十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仅可给美国大中型企业提供上千亿美元的商机，拉动美国经济复苏，还能促进全球节能与环境保护，是多赢之举。但是，在美国近几届政府中，奥巴马政府对华出口管制最严。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较差，影响了中美技术合作。”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王孜弘坦言：“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技术上占据高端，为此中国合作时姿态要低一些，在美国技术能够输出的领域，要充分考虑我们的长远利益，包括保护美方的知识产权，否则只对短期技术复制者有利，对国家不利。”

　　美更关注中国金融改革

　　作为中美经贸的影响要素，人民币汇率在此次中美对话议题中罕见地退居次席。

　　“近十年来人民币强烈升值，而且在两国经济关系中，人民币问题也不是最紧迫的问题了。”长期研究人民币汇率的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孙华妤接受南都记者采访分析，尽管如此，出于自身利益，美国还是会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

　　“美国更关注中国整个金融结构改革，而不仅仅是汇率。这也是为何这次对话专门有结构性改革和金融稳定议题。”王孜弘分析，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还未完成，正在向前迈进。中国也要市场化，美国也希望中国市场化，这是一致的。但具体如何推进，双方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有自己的想法。

　　就跨境金融监管来说，王孜弘认为，美国可能关注中国赴美上市企业的财务造假并需要中国银行协助提供信息，而中国则更关注热钱进出及防范机制。

　　“这主要是一个诚意的问题。”孙华妤告诉南都记者，如果美国有真诚的合作意愿，能拿出充足的详细的资本流动数据，双方可以共享的话，那对防范热钱、甚至是反方向的热钱出逃，比如洗钱、避税等都有一定的作用。

　　南都记者 辛灵 实习生 艾松 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