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所谓的“毒大米”又一次进入了媒体的视野。伤害人体健康的“毒大米”不断出现在民众餐桌上，无法不令人心忧。而这样的消息间歇性地被曝光，也让人深深感到问题之严重。

　　在一种维度上，“毒大米”属于质量监管层面的问题。超标大米绕过了各种监管环节，长驱直入，直到进入餐桌。而相关政府部门对于超标大米的品牌和厂家信息支支吾吾，也令公众非常不满。透过这一点，政府信息公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亦可清晰看出。“毒大米”必须在出厂环节就被拦截下来——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若往深处观察，“毒大米”是当前土壤污染形势严重背景下的产物。去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显示，有关部门此前曾花了6年时间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该调查提出严厉警告：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毒大米”是在被污染的土地上产出的。土壤环境得不到改善，“毒大米”就会一直侵害公众的健康。而土壤环境污染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至今却没有权威的数据公布。对于这些数据，有关部门抱着“内紧外松”的态度，不愿意公之于众。也正因此，关于土壤环境的防与治，舆论的呈现一直较为碎片化，没有完整的讯息。

　　长期以来，比之大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所受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如前两者。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更有可视性、可感性，而土壤污染缺少直观的感受，问题的暴露也不在于一时，但这几年中，关于土壤污染问题的揭示越来越多，也反映出污染形势日益严峻。有环境学者如此描述土壤污染的现状：中国土壤污染量大、面广且成分复杂，场地修复缺乏资金投入和科技支持，国家层面缺乏法规和技术标准，地方标准更是空白。这个描述，对土壤污染形势做了较为粗线条的诠释。

　　毋庸置疑，针对土壤污染的防治，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且防与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防胜于治，是基本的道理，不仅节省成本，也减少对公众健康的伤害。国外实践表明，预防成本相对治理成本低很多。而在土壤环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的形势下，防与治须并行，平衡用力。

　　土壤污染防治的要务之一，就是要及时公开污染信息。土壤环境污染数据不公开，不利于公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不利于土壤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政府部门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观念要改变，这不仅是舆论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的另一要务，是要合理地投入资金。没有必要的投入，难以真正有到位的防治。环境污染当然要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污染主体需要付出经济的成本，这一点毫无疑问。从政府的角度看，在政府的预算里，要为土壤环境治理给出必要的资金安排，且专项环保资金，需要用在“刀刃”上。当然，资金问题是一个要点，也是难点。

　　在土壤污染的防治中，更新、完善相关标准是又一项重要任务。倘若连污染标准都不清晰，又谈何形成完整的环境保护体系？从地方标准到国家标准，从填补空白到更新完善，这当中有许多事情要做。

　　关于土壤污染的防治，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立法。《土壤环境保护法》已有草案，处于论证过程中。这部法律的法律定位、基本内容框架，都有待于继续博弈和推敲。从土地污染防治的现实需求来看，立法宜加速。以法律对相关主体作出明确约束，自然比散乱状态要进步很多。

　　“毒大米”让人揪心，土壤污染形势也让人揪心。跟今天中国的许多难题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有决心，也要有耐心。

　　解读：广州镉超标大米来自湖南 镉污染治理迫在眉睫(附3股)

　　延伸阅读：

　　镉米

　　是指大米的镉成分严重超标，有人将其简称为“镉米”。中国10%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它们种植在受到污染的土壤上，长期食用这种“镉米”的当地居民出现一些怪病，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镉米”进入市场流通。这件事直接牵扯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它的恶果已经渐渐显现。

    镉米危害：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