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热钱路径

　　走“外保内贷”，借道虚假贸易，暗度地下钱庄

　　本报记者 钱秋君 肖君秀 北京、深圳报道

　　每天，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和内地人往来深圳罗湖口岸，在通往香港关口楼下成排的“士多店”里，表面上只售卖饮料或者电话充值卡等物品，但熟悉的客人都知道，这些几平方米的小店，主要生意却是换汇。

　　在口岸对面的罗湖商业城里较为隐秘的店铺过道里，还能看到“打击洗钱”之类的警示和报警电话。即便如此，面对《华夏时报》记者提出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兑换咨询，这些“士多店”的店主，没有流露出丝毫为难的神情。

　　这是一个隐形而庞大的群体，为众多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内地开启了方便之门。只不过，和今年上千亿元的热钱数额相比，罗湖口岸还仅是冰山一角。大额资金掮客朱坤(化名)向本报记者透露，通过银行“外保内贷”和借道虚假贸易正被频繁使用，一旦有超过千万元的大额资金，则要从地下钱庄进入。

　　转一圈疯狂套利、涌入楼市火上浇油、造成经济数据失真……外管局坐不住了，5月6日下发通知叫停虚假贸易的套利行为。一位外管局人士对记者称：“对热钱的监管，永远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

　　探秘热钱路径

　　热钱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流入到了内地？

　　朱坤凭借着过往国有银行从业十余年的经验，如今变身为万能资金掮客，他的答案是：“常用路径是银行渠道和虚假贸易。”

　　“干我们这行时常经手大捆资金，让这些资金来回出没内地、国际市场，这就是所谓的热钱出没。”朱坤称。而对于热钱出没途径，朱坤坦言：“我比较喜欢走银行渠道。”即利用跨境银行的一些特殊服务过境，比如“外保内贷”。

　　所谓“外保内贷”，指的是境外投资者将一笔美元存入某外资银行的离岸账户，然后该外资银行的中国内地分行以上述美元存款为抵押，为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关联机构提供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贷款。朱坤解释，就是热钱变相流入。

　　原因在于，“外保内贷”是银行自己掌握审核权，自己掌控风险，只要境外企业提供银行需要的手续，境内企业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银行贷款。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而后的贷款资金使用途径难以监管。

　　一家国有银行信贷条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类业务监管采取“不禁止不鼓励”的态度，银行乐于做这种“擦边球”类业务。

　　“这种方法很好用。”朱坤表示，其次虚假贸易也是常用手段，但成本偏高。如果是通过虚假贸易进入境内，通常成本都在3%以上，即使是规模较大的资金量，成本也不会低于2%。

　　去年10月，朱坤通过一家进出口公司，把3亿美元分散在近300宗进口贸易当中。“这种模式最棘手的就是进口物品的选择。”朱坤坦言，“通常会选取国内鼓励进口，或者符合高新技术标准的产品。往往这些较为罕见的商品不仅能提高进口价格，甚至部分还能获得地方政府的进口补贴。”

　　“万一还有更多大额资金要求，那就走地下钱庄的渠道，只是操作更加隐秘，同时成本更高而已。”朱坤表示，这些钱庄通常只做熟客生意，而他所谓大额是指1000万元以上的资金。

　　其路径是：先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扣除费用后，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干这行关键是安全，不仅为我们，更是为了客户的资金安全。”朱坤坦言。如何做到安全？分拆成非常小的份额之后，进入多至上百个企业账户中是安全的关键，“如果个人账户一周内有超过20万人民币外汇进出，监管部门必然会抽查账户的运作情况。”

　　朱坤解释，内地很多空壳公司都是港台商人为实际控制人，为的就是方便资金流进流出。地下钱庄的老板可以通过这些港商的空壳公司户头进行转账和结算，有些港商或是台商甚至自己就是地下钱庄的老板。

　　“今年热钱流入方式没有特别之处，只是由于大进大出，对冲机会很大，很多地下钱庄都采用相互对冲方式来完成业务。”热钱专家黎友焕教授称。

　　千亿美元潜伏

　　进入2013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屡创新高。仅4月份，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就9次刷新纪录。

　　一面是人民币加速升值，另一面是外贸数据频遭质疑。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9746.7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13.4%，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13.4%，远高于去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6.2%的增长水平；其中，出口额达5088.7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18.4%。

　　但港口货物量的增长却与出口数据不相符。根据交通部数据显示，一季度规模以上港口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8.05亿吨，同比增长9.1%，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4.2个百分点。与出口直接相关的集装箱数据也显低迷，一季度规模以上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304.07万标箱，较去年同期放慢0.7个百分点。

　　一般情况下，外贸与港口的数据是相对应的，蹊跷的是一季度外贸增速回升但港口吞吐量却进一步放缓。是“热钱”在捣鬼？

　　问题是究竟有多少热钱潜伏入境了？《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受访者坦言，难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一种最常用但粗略的统计方法是：热钱=新增外汇占款额-贸易顺差-FDI(外商直接投资数据)。

　　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额12671.85亿元，同期FDI为299.05亿美元；另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进出口贸易顺差为2705亿元。《华夏时报》记者以此推算，今年前一季度进入国内的热钱近1300亿美元。

　　“热钱流入路径变化多端，如果加上一些隐晦因素，这一数据可能还会更高。”受访人士坦言。而外管局在5月初连续发文加强管理，也从侧面印证了虚假出口、热钱等外汇套利交易不断蔓延。

　　囤积套利

　　通过各种渠道入境的热钱流向何方？

　　“其实很简单，这波热钱大部分是冲着套利而来。”朱坤坦言，人民币升值(贬值)与热钱流入(出)更接近于鸡与蛋的命题，谁也离不开谁，谁都不可避免。

　　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分析师的观点是，与以往热钱流入有所不同，本轮热钱主要通过虚假贸易流入，进入内地后部分资金转化为人民币存款赚取利差收益，还有一部分则利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将资金流回香港赚取汇差收益。总体来说，热钱流入主要为了套利。

　　以前4个月为例，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约1.1%，同时近期国内短期理财产品利率约在4.7%-4.8%的水平，短短4个月收益就达6%，这是最保守的利润。“热钱可短期也可长期，如果认为仍然能够获取利润，会再放一两年，直到认为套利减少甚至无利可套时就会立即兑换美元退出。”朱坤称。

　　招商证券[微博]称，从去年11月起，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持续高于境内市场，这意味着等额美元在境内市场可以比香港市场换得更多的人民币，而境内人民币利率水平也高于香港，汇差和利差给跨境资金提供了套利空间。

　　除单纯套利之外，本报记者获悉，一是地方投资项目对“热钱”吸引力逐渐加大。朱坤介绍，从去年年末至今，一些来自香港、新加坡投资同行为寻找适合项目，从百强小县城里筛选有煤矿资源的三线小县城准备投资。

　　“各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境外资本成为解决这些需求的重要途径，它们获取10%以上的年回报率是非常容易的。”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途径多通过投注差。”朱坤说。所谓投注差，就是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按照相关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1/3，剩余的2/3额度就可以成为境外资金正当进入国内的一个通道。

　　除此之外，这轮热钱涌入的最终“目的地”或还是楼市。黎友焕分析称，近期热钱目标仍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而北上广的房价在“新国五条”出台后仍大涨，热钱难脱干系。

　　夹击货币政策？

　　严峻情况下，监管层开始频繁阻击热钱。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朱坤面对监管的态度：“套汇、套利，以及通过在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上投机套利，永远是吸引热钱的根本。只要吸引还在，手法可以不合情但合理。”

　　黎友焕表示：“不少银行心知肚明，甚至还助纣为虐。只要不违法，即使违规也在所不辞。更为关键的是，不少不合理经济行为背后，往往都是利益相互交织或者捆绑。”

　　对于未来“热钱”走向，外管局曾分析称，2013年还存在热钱大量流入的可能。而此前发布的《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亦指出，2013年，我国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反弹和双向变动的内外部因素依然存在，有效管理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挑战在于，热钱的大量流入加大了外汇占款规模，这会影响货币政策正常操作，扰乱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再严重就是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热钱或正在夹击货币政策。”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坦言。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鄂永健称，外汇占款暴增很可能是由于短期投机资本涌入，也就是热钱大量流入。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1.2万亿元，刷新历史纪录。

　　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央行近期的货币政策基调尽量仍以稳健为主，但在公开市场正回购回笼资金表明其回收流动性的趋向明显。

　　央行5月7日发布公告称，其在公开市场进行了550亿元28天期正回购操作，规模较上周四增加250亿元，中标利率仍然维持在2.75%不变。上述接近央行人士认为，目前央行货币政策更加谨慎和趋于中性，并不等同于收紧加码。

　　对央行而言，如果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的风险便难以遏制；如果收紧货币流动性，可能会扼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复杂。而且，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贸然紧缩货币可能会使企业经营受到双重挤压。

　　此时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松紧两难的处境。外管局局长易纲表示，应避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和对全球金融市场以及资本流动的冲击；同时央行也应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这些因素，以便稳妥应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微博]的建议是，要预防和降低热钱对中国经济的伤害，需要在“疏”“堵”两方面下工夫；其中，可以加强外汇管理和资本管理，有的放矢地采取一些交易数量上的限制；继续严厉打击商品市场中的投机行为，以此降低市场通胀的预期；对产业资本也要立法和制定规章制度，打击那些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